别了故乡，别了山城
我在国立第十四中的许多朋友，抗战胜利后，都纷纷回到下江，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南京，有的在上海。高中三年级时，我已下决心，一定要离开这群山封闭的高原之城。我一个人搭便车到重庆参加了高考。这是一辆运货的大卡车，我坐在许多木箱之间颠簸，穿行在云雾和峭壁之间。久已闻名的什么七十二拐、吊尸岩等名目吓得我一路心惊胆战。好不容易来到了重庆沙坪坝原中央大学旧址，西南地区的考场就设在这里。大学生们早已放假回家。我们白天顶着三十八点九摄氏度的高温考试，晚上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喂早已饿扁了的臭虫。那时是各大学分别招生，我用了二十天参加了三所大学的入学考试。回贵阳后，得知我的中学已决定保送我免试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不久，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的录取通知也陆续寄到。我当然是欢天喜地，家里却掀起了一场风波。父亲坚决反对我北上，理由是北京眼看就要被共产党围城，兵荒马乱，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进火坑。他坚持我必须待在家里，要上学就上家门口的贵州大学。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直到以死相威胁，父亲终于同意我离开山城，但只能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学。他认为共产党顶多能占领长江以北，中国的局面最多就是南北分治，在南京可以召之即回。我的意愿却是立即奔赴北京。母亲支持了我，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她的个性使她愿意支持我出去独闯天下；另一方面，她也希望我能在北方找回她失踪多年的姐姐。二十年前，她曾卖尽家产，供姐姐北上念书，当时有约，五年后，姐姐工作，再援引两个妹妹出去念书。谁知一去二十年，音信杳无，也不知是死是活。我们对父亲只说是去南京，母亲却给了我十个银圆，默许我到武汉后改道北京。
我当时只是一心一意要北上参加革命。其实，我并不知革命为何物，我只是痛恨那些官府衙门。记得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时，父亲就让我每年去官府替他交房捐地税。因为他自己最怕做这件事。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常常迷失在那些数不清的办公桌和根本弄不懂的复杂程序中，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儿们呼来喝去，以致失魂落魄。父亲还常安慰我，说就像去动物园，狮子老虎对你乱吼，你总不能也报之以乱吼吧。对于每年必行的这种“逛动物园”，我真是又怕又恨，从小对官僚深恶痛绝。加之，抗战胜利后，我的一个表哥从西南联大回来，带来他的一帮同学，他们对我们一群中学生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听他们讲闻一多如何痛斥反动政权，如何与李公朴一起被暗杀，哀悼的场面是如何悲壮，学生运动如何红火。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只觉得自己过去原来不是个白痴也是个傻瓜，简直是白活了。其实，现在想来，他们也难免有夸张之处，例如我的表哥说他曾扛着一条炸断的人腿，到处跑着去找寻腿的主人。这显然不太可能，但当时我们却什么都深信不疑，并坚定地认为，国民党统治暗无天日，不打垮国民党，是无天理，而投奔共产党闹革命，则是多么正义，多么英勇，又浪漫，又新奇，又神秘。
当时贵阳尚无铁路，必须到柳州才能坐上火车。我一个人，提了一只小皮箱上路，第一天就住在“世界第一大厕所”金城江。抗战时期由于经过这里逃难的人太多，又根本没有厕所，只好人人随地大小便，到处臭气熏天。战后两年，情况也并不好转。我找了一家便宜旅馆，最深的印象是斑斑点点、又脏又黑的蚊帐和发臭的枕头，以及左隔壁男人们赌钱的呼幺喝六，和右隔壁男人们震耳欲聋的鼾声。我心里倒也坦然，好像也没有想到害怕，只是一心梦想着我所向往的光明。
我终于来到武汉，找到北京大学北上学生接待站。领队是武汉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他也是为了革命，自愿转到北大历史系一年级，再作新生。我们从武汉坐江船到上海，转乘海船到天津。一路上，领队教我们大唱解放区歌曲。当然不是大家一起学，而是通过个别传授的方式。也许由于我学歌比较快，他总是喜欢先教我，我们再分别去教别人。三天内，他会唱的几首歌，大家也都会唱了。最爱唱的当然是“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麦黄又黄……年年不会闹饥荒”，以及“你是灯塔，照亮着黎明前的海洋……”当北大学生打着大旗，到前门车站来接我们时，我们竟在大卡车上，高唱起这些在内地绝对违禁的歌曲来！我感动极了，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唱着有可能导致被抓去杀头的禁歌，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
当时，北大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都集中在国会街四院。院址就是北洋军阀曹锟的官邸。官邸紧靠城墙根，范围极大，能容纳二百余人学习和生活。大礼堂，正是当年曹锟贿选的地方。我们白天正规上课，晚上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我参加了一个学生自己组织的，以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中心的读书会。我的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就是在这里获得的。当时，我认为矛盾斗争、普遍联系、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都是绝对真理，并很以自己会用这些莫测高深的词句而傲视他人。读书会每周聚会两次，大家都非常严肃认真地进行准备和讨论。我还参加了两周一次的俄语夜校，由一个不知道是哪儿来的白俄授课。后来，在那些只能学俄语，不能学英语的日子，当大家都被俄语的复杂语法和奇怪发音弄得焦头烂额时，我却独能轻而易举地考高分，就是此时打下了基础。
我喜欢念书，但更惦记着革命。1948年秋天，正值学生运动低谷，“反饥饿，反迫害”的高潮已经过去，国民党正在搜捕革命学生，一些领导学生运动的头面人物正在向解放区撤退，学生运动群龙无首，1949年1月以前，我们都还能安安静静地念书，只搞过一次“要生存，要活命”的小规模请愿。我跟着大家，拿着小旗，从四院步行到沙滩校本部去向胡适校长请愿。那时，校本部设在一个被称为“松公府”的四合院中。我们在孑民堂前秩序很好地排好队，胡适校长穿着一件黑色的大棉长袍，站在台阶上接见了我们。他很和气，面带忧伤。我已忘记他讲了什么，只记得他无可奈何的神情。这次请愿的结果是：凡没有公费的学生都有了公费，凡申请冬衣的人都得到了一件黑色棉大衣。这件棉大衣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
1月解放军围城，我们开始十分忙碌起来。随着物价高涨，学生自治会办起了面粉银行，同学都将手中不多的钱买成面粉存在银行里，以防长期围城没有饭吃。记得我当时早已身无分文，母亲非常担心，也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门路，在贵阳找到一个卖肉老板，他在北京也有分店。母亲在贵阳付给这位老板60斤猪肉的钱，他的分店就付给我值同样多斤猪肉的钱。这可真救了我的急，使得在面粉银行中也有两袋属于我的面粉。我们又组织起来巡逻护校，分头去劝说老师们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我的劝说对象就是沈从文先生。我和一位男同学到他家，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妻子非常美丽，家庭气氛柔和而温馨，他平静而不置可否地倾听了我们的劝说。我当时的确是满腔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对于已有30年代经验的他来说，大概一定会觉得幼稚而空洞吧。后来，胡适派来的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上，他和许多名教授一样，留了下来。也许是出于对这一片土地的热爱，也许是和大家一样对他那宁静的小家的眷恋，也许是出于对未来估计得过于乐观；总之他留了下来，历尽苦难。
这时，我又参加了北大剧艺社和民舞社，全身心地投入了我从未接触过的革命文艺。我一夜一夜不睡觉，通宵达旦地看《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我们剧艺社排演了苏联独幕剧《第四十一》。我担任的职务是后台提词。那位红军女战士在革命与爱情之间痛苦挣扎，最后不得不亲手开枪打死她最心爱的蓝眼睛——敌军军官；每次排练至此，我都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民舞社每周两次，由总校派来一位老同学教我们学跳新疆舞。
这些美丽的歌舞与隐约可闻的围城隆隆炮声，和周围紧张的战斗气氛是多么地不协调，但它们在我心中却非常自然地融为一体。我白天如痴如醉地唱歌跳舞，晚上到楼顶去站岗护校或校对革命宣传品。那时北大的印刷厂就在四院近邻，深夜，革命工人加班印秘密文件和传单，我们就负责校对，有时在印刷厂，有时在月光下。我印象最深的是校对一本小册子，封面用周作人的《秉烛谈》作伪装掩护，扉页上醒目地写着：“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这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北大学生到解放区后的所见所闻，称得上情文并茂，感人至深。1949年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地进入北京城，我的生活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新社会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延安文工团带来的革命文艺。谈情说爱的新疆歌舞顿时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响彻云霄的西北秧歌锣鼓和震耳欲聋的雄壮腰鼓。文工团派人到我们学校来辅导，并组织了小分队。我们大体学会之后，就到大街上去演出。有时腰上系一块红绸扭秧歌，有时背着系红绳的腰鼓，把鼓点敲得震天价响。市民们有的报以微笑和掌声，有的则透着敌意和冷漠。我们却个个得意非凡，都自以为是宣告旧社会垮台，新社会来临的天使和英雄。延安文工团来四院演出《白毛女》的那天，曾经是军阀曹锟贿选的圆柱礼堂（当时称“圆楼”）里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真是从心眼儿里相信“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用自己的劳动养活全人类，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善良农民如今“翻身做了主人”，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神圣呢？
我们1948级，原有二十七名学生。还在四院时，就有很多同学参加了解放军，“护校运动”后，又有一些人参加了“南下工作团”。迁入总校时，我们班实际只剩下五个同学。好在学校面目一新，课程也完全不同了。
我的选择，我的怀念
生活的道路有千百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就是选择。
1948年，我同时考上了北大和后来迁往台湾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还有提供膳宿的北京师范大学。我选择了北大，只身从偏僻遥远的山城，来到烽烟滚滚的北方。其实，也不全是只身，在武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从武汉大学物理系转入北大历史系的程贤策同志组织我们北上，他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与我过去的山村伙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活泼开朗，出口就是笑话，以至得了“牛皮”的美称。在船上，他一有机会就有意无意地哼起《解放区的天》，直到我们大家都听熟、学会。
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歌：“你是灯塔”“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还演唱“啊，延安……”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舞蹈社、读书会全是革命者的摇篮。我很快就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我和我的领导人（单线联系）常在深夜月光下借一支电筒的微光校对新出版的革命宣传品（我们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厂所在地五院近邻，工人们常深夜偷印）。那些描写解放区新生活、论述革命知识分子道路的激昂文字常常使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记得当时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本封面伪装成周作人的《秉烛谈》的《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激励过千百万青年人的名篇的作者，原来就是后来的北大党委宣传部长王孝庭同志。那时，我们还绘制过需要在围城炮击中注意保护的文物和外交住宅的方位略图，又到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家里访问，希望他们继续留在北京。值得骄傲的是尽管胡适把全家赴台湾的机票送到好几位教授手中，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然而北大却没有几个教授跟国民党走。
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那样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当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我和另一位同学抱着鲜花跑上天安门城楼向检阅全市青年的少奇同志献上的时候，当民主广场燃起熊熊篝火全体学生狂热地欢歌起舞的时候，当年轻的钱正英同志带着治淮前线的风尘向全校同学畅谈治理淮河的理想时，当纺织女工郝建秀第一次来北大讲述她改造纺织程序的雄心壮志时，当彭真市长半夜召见基层学生干部研究北大政治课如何改进，并请我们一起吃夜宵时……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那时，胡启立同志曾是我们共青团的团委书记，我也在团委工作，他的温和、亲切，首先倾听别人意见的工作作风总是使我为自己的轻率暴躁深感愧疚……啊，多么令人怀恋，那纯净清澈、透明的、真正的同志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