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著名作家柯切托夫，卫国战争期间当过战地记者，他的作品很现实，政治色彩也鲜明。他于1961年写成的小说《州委书记》，我国的作家出版社在1962年就翻译出版了，198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再度出版。《州委书记》里头所描写的那个弄虚作假、奉承拍马、独断专行、手段卑劣、披着实干家外衣的野心家州委书记，原型是前苏联时期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拉里奥诺夫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明星，级别地位如同俺们这里的省委书记，但他最后自杀身亡了——那可不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官员因为抑郁症的自杀。
不过，那末日时刻的拉里奥诺夫，心情肯定是巨郁闷的。
梁赞——一个有意思的州名，仿佛一个中国人的名儿，它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州，首府就是梁赞市，离莫斯科不远，在它东南约两百公里处，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就诞生在这里。中心标志图案是古老的故乡卫士：一位右手举着宝剑的大公，身披深红色大斗篷，屹立在金色背景下……但是，这个战士形象的古老大公，并没有能够护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梁赞家园；在州委书记拉里奥诺夫的率领下，那时梁赞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跃进”风潮中……
成立于1937年的梁赞州，面积并不大、人口并不多，畜牧业是其传统。苏联地域广袤，农业有着土地承载的优势，不像岛国日本，人多地少，生活局促。广义的农业不仅仅是种植业，也包括畜牧业。不过农业往往要“靠天吃饭”，早在1892年，在俄国饥荒时期，托尔斯泰与他的助手们曾到梁赞这个地方查看难民的名单。
而今这个当家的一把手赫鲁晓夫，自称农业专家，行为作风倒确实很像一个粗鲁的农民。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9月份成功取代马林科夫当上了苏共第一书记。1957年，上台已四年的赫鲁晓夫，为增强他所倡导的农业改革的氛围，为显示他执政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提出了一个要在三四年内使苏联肉类产量超过美国的决策目标。这个目标立马得到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最最热烈的响应和拥护。为了博得赫鲁晓夫的欢心，拉里奥诺夫在1958年作出保证，立下军令状：要在1959年使梁赞州肉类产量比1958年多2.8倍，并向国家交售多两倍的肉类。赫鲁晓夫为此大加赞扬，还让《真理报》宣传梁赞奇迹。
从当时苏联肉类生产的实际能力来看，赫鲁晓夫提出的目标简直是异想天开。拉里奥诺夫当然也没啥特异功能，那怎么才能变出这许多肉来？他总不能把自己也给宰杀了冒充猪肉牛肉吧？为了兑现承诺、向上表功，在根本无法实现浮夸目标的情形下，拉里奥诺夫决定把农场和农庄所有肉用牲畜、奶牛甚至种畜都统统予以宰杀。但这还远远不够，州党委一班人于是决定派人到临近各州去抢购牲畜，同时，还荒谬地规定：所有税收都必须以肉类支付。
这倒很像中国的大办小高炉、砸锅聚铁、土法炼钢，家中的铁器搜光光，山上的树木砍光光。在相同的时代，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和大兄弟中国，都是自上而下，发动“大跃进”。苏联的大跃进，主要是农业大跃进，畜牧业大跃进；中国的大跃进，主要是工业大跃进，钢铁大跃进。
“既然套上了轭索，那就别说吃不消，拉吧！”如此这般，拉到了1959年底，梁赞州卖给国家的肉类，好歹相当于1958年的三倍。州委书记拉里奥诺夫终于成了家喻户晓的劳动模范、跃进榜样。梁赞州距离莫斯科尽管只有“两厘米远”，但中央竟然没有觉察到有何异常。可是，这样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致使来年的梁赞经济迅速走向崩溃。1960年，许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破产，全州卖给国家的肉类，只达到保证数下限的六分之一。
硬任务没有完成，中央高层终于察觉了，于是派了工作组去近在咫尺的梁赞州调查了解。纸包不住火，拉里奥诺夫一班人的欺骗行为很快就被苏共中央查了个囫囵。拉里奥诺夫，这个风风光光的州委第一书记，终于意识到自己谎报政绩、沽名钓誉的把戏已被戳穿，为了逃避制裁，他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开枪自杀，走了。活生生的拉里奥诺夫书记，就这样活生生地死了。
如果拉里奥诺夫在中国为官，他肯定用不着自杀，他可不是因为贪污腐败而被查的哦！他可以说：我不过是交了学费嘛！他也可以说：这是有得有失，不是有失有得嘛！
梁赞州书记之死，就这样了结了他疯狂的政绩追求、名利追求、权力追求，这让人喟然叹之、深长思之。
问题看似在下头，其实在上头，在体制制度。那是一个时代、一个制度的悲剧。
“历史，往往需要拉开时间距离去观察。”俄罗斯历史学博士佩日科夫所著的《“解冻”的赫鲁晓夫》一书，大量利用解密苏联档案中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对经历斯大林时期的“封冻”、继而进行“解冻”的赫鲁晓夫及其执政的苏联内幕，进行了客观还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赫鲁晓夫当政十年，“不仅掌控着苏联，而且影响了整个世界”。如何认识这一精力充沛、性格暴躁、充满矛盾、新招迭出、对中国影响巨大的政治家？几十年来，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上天入地，毁誉交织，幻化着政治的荒诞与沧桑。
书中有这样一段剖析，说得很实在很深刻：“所研究的材料可以证明，按照生产原则自上而下建立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机构，不可能开展工作，没有能力保证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它所发挥的职能作用，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负面的情况……其中最悲惨的问题，可以说是官僚主义造成的巨大浪费，这是由于组建了大量相互重复的机关而造成的。”（见该书第177页）这是对计划经济无能低效的揭示。
人类世界，就领导层面来说，好人办坏事所造成的恶果，远远大于坏人办坏事所造成的恶果。谁能说赫鲁晓夫当初提出目标的愿望不是美好、良好的？
不久前出版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分时期对苏联不同阶段的重要问题给出自己的解答——从十月革命与列宁时期，到斯大林时期，再到赫鲁晓夫时期，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再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最后析解了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该书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客观的评析，指出“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赫鲁晓夫时代，该书也对赫鲁晓夫的“解冻”进行了分析，对他上台后缘何首先抓农业改革进行了介绍，对如何评价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赫鲁晓夫上台后，首先一个任务就是“创造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活环境，摆脱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在经济方面，他上台时农业问题十分尖锐，确需改革。斯大林对农业一窍不通，而出身于农民家庭的赫鲁晓夫知道苏联面临的农业问题极其严重。“在斯大林逝世前，由于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安排得过死，极大地束缚了农庄、农场的主动性。”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首先着手对农业体制进行改革，随后对农产品采购制度进行了改革，提高了农畜产品的价格，实行统一的国家收购制度。（见《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第777—783页）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计划经济圈子里的折腾，它远远比不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招就活了农村的全盘。所以到最后，赫鲁晓夫过高估计了公有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头脑开始发热走上了农业冒进之路，害得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最终赢得“死路一条”。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下”之“甚”，终极目的通常是为了自己能从“下”成为“上”。
从个人与权力关系的层面看，权力即享受，绝对权力即绝对的享受。这种从五官到心底里都能满风满帆地感受到的享受，这种尤其是在支配人方面所能获得的极度享受，常常让权力中人心旌摇荡。基辛格有句名言：“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追逐权力享受，成了无数人的动力，巨大得如同核动力航母的动力，打得头破血流也奋力向前。没有核动力，那么虚报核动力也要力求前进、谋求升迁。因为升到权力的最高层面，才能领略一览众山小的最高享受。
斯大林就是榜样。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在第八章用一节来记叙“随同斯大林饮宴度假”（见1988年东方版《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23页），那都是在斯大林近郊别墅里从深夜喝到凌晨的欢娱的饮宴，反正斯大林上午不工作。这样的饮宴，在历史上早已变得非常出名。斯大林酒量甚好，“斯大林席上的酗酒由来已久，战前就已如此”。有意思的是，斯大林特别怕别人投毒，每个菜上来后都要让陪吃者先试味。赫鲁晓夫就常常充当试味人。贝利亚倒是从未试过味，因为他“总是吃他自己从别墅带来的饭菜”；斯大林的老管家彼得罗夫娜倒是很幽默，常对素来喜欢吃绿叶蔬菜的贝利亚说：“贝利亚同志，这是你的草料。”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斯大林最喜欢去索契度假，常常拉上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心里很不愿意，“我被当作祭神的牺牲品那样叫去活受罪”，但得装作很高兴很开心的样子跟着去。索契依山傍海——一边是黑海，一边是高加索山脉，是俄罗斯最大的疗养地，当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这里疗养的，并写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索契还是2014年冬奥会举办地。
对权力的迷恋，是统治者的通病，“不爱江山爱美人”毕竟是稀见的神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巨大的权力即巨大的享受——有形无形的享受。统治埃及长达30年的穆巴拉克，在2011年之初被民众赶下台，他去了著名的海滨旅游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在那里，有着他的豪华宫殿。就像斯大林喜欢索契一样，穆巴拉克喜欢沙姆沙伊赫。2月19日我写此文这天的《参考消息》转载英国媒体的报道说，穆巴拉克在宫殿里仍然按“总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他以往每年约有8个月在这度过”；从他下台后，他的私人卫队更加庞大了；他的一些亲信说，穆巴拉克把沙姆沙伊赫这座城市当成了私人财产。说城市被当成私人财产有点夸张，毕竟那已不是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时代；说宫殿估计也有些夸大，说豪华别墅是没错的，而且带有高尔夫球场。住惯了宫殿的人是不会喜欢茅草房的。而宫殿只有权力才能获得。所以，权力让人迷恋，绝对权力让人绝对迷恋。
俱往矣！梁赞州书记之死，已成往事一帖。如今，俄罗斯梁赞州的种植业，主要种植小麦、燕麦、荞麦、黍、甜菜、土豆、果类；畜牧业主要以繁育有角牲畜（比如养牛）、家禽为主，养蜂业也较发达，没有人要求为了“赶英超美”而弄这养那、鼓捣数字游戏了。
（原载《四川文学》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