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民走了没几天，建华也搬了出去，第二人民医院新建了一栋单身宿舍楼，她和科里的两个护士住到了一起。爸爸妈妈搬到了建华她们原来住的那间卧室里去住，客厅里还留了一张床，布帘也没撤，准备着建华建民她们回家临时住宿用。可我总感觉我们家的房子大了许多，就像我的心里，空荡荡的。
那个暑假几乎无事可做，没有假期作业，也没有什么新鲜事发生，我只去泥河滩看了一次枪毙犯人，平时就去找疤子玩，或者是佟花豹到我家来站一会。疤子之所以叫疤子是因为他们家兄妹排下来他是第八，并非他身上有疤。他有四个个姐姐，三个哥哥，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疤子比我小两岁，开学后才读初中。疤子家最壮观的场景就是吃饭。当疤子妈妈把第一波饭端上饭桌，疤子兄妹便一拥而上，拿的拿，抓的抓，你会听见“嗡”的一声。声音过后你再看饭桌上，除了那个盛饭的篦子什么都没有了。不一会，疤子妈妈端来第二波，你又会听见“嗡”的一声，再看桌面，又是只剩一个篦子了。大约得上到第四波的时候，那饭才能剩下一些，这时疤子妈妈才会端一盘菜上来，招呼疤子爸爸来吃饭。听疤子妈妈说过，他们家的粮票从来没有支撑到月底的时候。
疤子跟我玩属于学习性质的，我会教给他怎样用树枝叉和自行车内胎的胶皮制作弹弓，或着教他怎样把一只核桃的仁掏出来，留下完整的壳子，在里面放上一根轴做成一只核桃车子。我从来不在疤子家吃饭，但是，疤子喜欢在我家吃饭，大概是因为我家每顿饭至少有一个菜，虽然菜里也没有多少油水。可疤子家的菜只有他爸爸才能吃，估计也不比我家的菜好多少。我对疤子有些不喜欢的，却不是因为他到我家吃饭，主要是这个家伙太顽皮了，他做了弹弓不去打麻雀也不去打知了，专打道路两旁的路灯。这事我已经说过他好几次了，也没看出来他有收敛的迹象。
那天我正在跟疤子讲古巴人民是怎样取得革命胜利的故事呢，国庆来到了我家。国庆的家距离这里很远，大约十多里地，他很少来的，是稀客。他来到我家门口跳下车来，没有想把自行车支起来的意思，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打着手势，说道：
“出来，徐建军。”
“么事？到屋里说嘛。”我走到门口。
“广场那边要开公审大会了，开完会就枪毙犯人，快去看看，再晚就看不上了！”国庆焦急地说。
我对山那市市区里所有新鲜刺激的事情永远抱有浓厚的兴趣，抓小偷，打群架，杀人放火甚至两口子吵架。像今天这样事件当然不能落下我。
爸爸曾经说过：
“山那市的新鲜事如果建军没看见，那就不是新鲜事。”
一听国庆这话，我急忙返回屋里换下拖鞋，出门推车。这时疤子一把抓住了我的车货架，他也想去。国庆的脸色不好看了，他的意思我明白，带上这个小屁孩是我们的累赘。可回头看看疤子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又不忍心，就用商量的口气对国庆说：
“带上他吧，我带着。你前面走，别骑得太快。”
国庆骑车喜欢大撒把，那样骑起来让人看着格外潇洒，他一路在前面冲，我带着疤子一路在后面追。来到广场时公审大会还没开始，已经有很多消息灵通的人聚集在那里，主席台好像还是借用了欢送建民她们上山下乡时的台子，不过标语都换了，是白纸黑字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打到地富反坏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坚决镇压反革命！”。几乎就在我们入场的同时，由几辆三轮摩托车开路，后面是两辆闪着警灯的北京吉普，再后面是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个荷枪实弹的武警和三个犯人开到了主席台后面。那三个犯人都是绳捆索绑，背上插着剑型的亡命牌子，上面写有犯人的名字，并用红笔打上一个叉。其中一个犯人是女的，有三十多岁的样子，名字叫李秋云。另外两个，年轻的姓周，年老的姓段。听国庆解释说，李秋云和那个姓周的是一对奸夫奸妇，他们俩合伙杀死了男人的妻子和女人的丈夫。然后他们还把两个人的尸体肢解了，扔得到处都是。
“这是今年山那市最恶性的案子了。”国庆说，肯定他是从他爸爸那里得来的情报，不过从表情上看，这个案子却好像是他亲手破获的。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广场上一时间黑压压全是看热闹的人群。我们来的不算早，前面有人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和国庆就把自行车支起来，站到车货架上去。疤子没有地方站，干脆爬到了主席台旁边的一颗黑槐树上去了。
大会很快就开完了，只是讲了犯人们的罪行，然后宣布他们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立即执行。因为这个大会没有使用高音喇叭，所以我也没听清他们的罪行是怎样的，倒是国庆一直在给我讲解，他主要叙述的还是那个老头，姓段的。他就这么一直不停地讲，就连我们去泥河滩刑场的路上也没有住嘴，以至于到了刑场我才发现把疤子落在了广场上，使得他没能看见枪毙犯人的场景。
按照惯例，公审大会后行刑的车队要在市区的主要街道上游走一番，据说是为了起到震慑犯罪的目的。车队走后，那些愿意看行刑场面的人就直奔泥河滩去，不去看罪犯游街；而那些跟在车队后面的人是看不到行刑的，因为车队在游街完毕后会突然加速把他们抛下，等他们踏着自行车赶到刑场的时候，怕是尸体都凉了。泥河滩离市区至少也得十几里路，我和国庆的自行车几乎要飞起来了。这次我们抢到了好的位置，就在警戒线外面的第一层。
我们在那里站定了，国庆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他说那个姓段的是个地主，应该还干过还乡团，伪保长什么的，早就被打倒了。他每天除了按时到生产队劳动，还得和其他地富反坏右一样早早起来扫大街，若是下雨天生产队不出工，他就得去河里挖沙，修桥铺路。别看他平时不哼不哈的，劳动也挺积极，可是他骨子里老是盼着国民党再打回来，这个家伙死就死在了这个想法上。
姓段的叫段若香，居住在郊区一个人民公社驻地，那里既不是很偏僻也不是很繁华。今年初夏，人民公社的民兵要搞一次军事演习，整个活动的假想是国民党的军队突然攻入了人民公社驻地，公社武装部的部长们是想通过这次演习看看那些民兵的反应速度和作战能力。那天天还没亮，确切地说，是刚刚过了午夜，距离姓段的起床扫大街的时间还差老大一截，公社驻地就响起了枪声。段若香一开始并没太在意，就听见那枪声一会东，一会西，一会零星，一会密集，后来他又听见了集合的号角，街面上匆匆忙忙的脚步。过了不一会，高音喇叭里传来武装部部长的声音，说有一股国民党匪兵已经从镇子的东面摸了进来，他命令各民兵连民兵排按照原来的作战部署，打运动战，打伏击战，要发扬我军不怕牺牲，勇敢作战的革命精神，坚决把敌人赶出公社驻地，并彻底消灭他们。接下来就是枪声大作，段若香还听见有人从他的屋后“咚咚咚”跑过去了，又有人“咚咚咚”跑回来，有人在喊：
“那边，那边，又有敌人上来了！”
“一排长！”
“到！”
“命令你排守住十字路口，不许放过一个敌人！”
“是！”
“二排，三排跟我来！”
段若香平时就经常念叨国民党，什么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之类的词满脑子里都是，加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也说‘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等等，一看这阵势他心里就想莫非国军真的来了？像他这样的四类分子，当然不会有人通知他这是搞军事演习的。他听着听着就从床上爬了起来，走出屋门来到院子里听，而他越听就越像是国军打回来了。最后，他索性穿好衣服扛了扫帚来到了街上，他一面装模作样地扫街，一面继续支起耳朵来听，再瞪圆了眼睛四面地瞅。他想着，假如果然是国军杀回来了，这回他一定要做山那市第一个出来迎接的人。
时间过了半个多小时，段若香没有迎来国军，却被民兵的枪管指住了脊梁骨。原来他漫不经心扫街的样子，引起了从路上经过的武装部部长的注意。
“这人在这里干什么？”部长问身边的民兵连长。
“他是个四类分子，扫街呢。”连长认识这个段若香。
“扫街？不对吧？这才几点钟？有这个时间扫街的吗？你看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到底还是部长的革命警惕性高。
“是啊，怎么这个时间出来扫街？”连长也纳闷了。
“立即把他带到武装部里去，组织审讯，说不定又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部长把手一挥，说道。
民兵连长带上两个民兵，不由分说就把段若香扭送到了武装部。这时军事演习已经结束了，几百名荷枪实弹的民兵拥挤在武装部的院子里，部长命令把姓段的提上来，掏出手枪“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厉色问道：
“段若香，你老实交代，这深更半夜的你跑到大街上来干什么？！”
段若香虽然也见过世面，打过仗，年轻时还埋地雷炸死过日本鬼子，可是这样的阵势他还是头一次见，而且他曾经尝到过被专政的滋味，知道怎么做才好些。于是，他就把自己听到的，想到的，现在正在做的，和计划将来要做的都说了出来。
“没想到你隐藏得这么深，看不出来啊！”
部长借此给广大的民兵上了一场政治教育课，提醒大家一定不能放松革命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敌人是永远不会甘心失败的。之后，部长觉得事情应该不会像段若香说的这么简单，敌人是不会老老实实跟我们说实话的，所以，他决定带领民兵去搜查段若香的家，看看他是不是藏匿了什么犯罪工具。这一搜不要紧，别的东西没搜到，偏偏搜出来两管炸药！这一下，案情变得重大了，部长立即向上级汇报。当天夜里案子就转交给了山那市公安局，段若香被戴上手铐，押解到了市里。
公安局对段若香的审讯，也没有多大收获。段若香说那两管炸药是前年生产队造大寨田时剩下的，因为他曾经学过爆破，生产队在开山放炮的时候都是让他具体操作。大寨田修完了，剩下这些炸药，他也没当回事，就随手扔在自家的一个角落里，日子长了，就忘了。这时候，公安局的人突然联想起一个案子，就是豁子峪水库溃坝的事。去年夏天的一个中午，红旗公社的豁子峪水库突然溃坝，冲走了下游的三个社员和一些牲畜，直到现在还没有查明原因，而段若香的家距离豁子峪水库只有不足三里地。因此，公安局的人认为他有作案的嫌疑，就开始旁敲侧击地问他，比如，豁子峪是个什么形状？从他家到水库最近的路怎么走？溃坝那天他在哪里？等等。
经过两天的讯问和周旋，公安局认为段若香破坏豁子峪水库的嫌疑越来越大，最终简直想不出第二个人来了。但是，段若香十分顽固，怎么也不承认水库溃坝是他干的，被办案的民警打了几遍还是不肯承认。这事就让亓局长知道了。亓局长是公安局副局长，参加过抗美援越，据说两拳打死过一个美国鬼子，在山那市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我就不信他不交代，给我带上来！”亓局长要亲自审讯段若香。
段若香被带到审讯室，亓局长也不说话，上前就在他的脸上和小腹部给了两拳。这一下段若香“咕咚”跪倒在了地上，半天没有爬起来，脸也白了，汗也下了，连喘气也不顺溜了。
“段若香，你招不招？嗯？！”亓局长点上一支烟，抬头看着天花板，问道。
“我招，我招。”段若香说，“我全招。”
然后，段若香承认了自己是怎样怎样选好了目标，怎样怎样埋好了炸药，怎样怎样爆破了豁子峪的水库大坝，致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重大损失。他表示认罪伏法。接下来这个案子就定了，本来就是四类分子的段若香这回更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了。
我和国庆到达还没有三分钟，行刑的车队就进入了刑场。警戒线里面有十来个武警，个个挎着冲锋枪，维持着秩序，不许任何人跨越他们用石灰水画出来的白线。罪犯被押下车来没有任何的仪式，只把他们拉到泥河滩最低洼的去处，让他们跪下，拔掉他们身上插着的亡命牌子。段若香好像对跪下这个动作不是很情愿，两个武警几次按压他都不从，只见一个身穿白色警服的人跑过来，抬脚对着他腿弯的后面一脚踹下去，他就自然地跪下了。紧接着是有人喊出了“各就位，准备，射击！”。随着三声枪响，三个犯人应声倒下。就在那一刹那间，我看见段若香的脑壳飞了出去，李秋云的头上有白色和红色的液体在飞溅，但是她的脑壳并没有动。我想也许是她头发长缠住了，因为我相信武警战士的枪法。
过了大约一分多钟，在场的人都发现姓周的小子没有咽气。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看见他折起身子，想要站起来的样子，如果不是他的双臂被捆绑着，我相信他会一骨碌爬起来的。到底他没能站起来，挣扎了几次后他又倒了下去，但是还在那里抽搐。
这时候几个穿白色警服的人凑到了一起，显然他们在商讨什么事情。
“应该把这个犯人送医院救治。”国庆很内行地说，“等他痊愈了再拉出来枪毙。”
“什么意思？”我不懂，不理解。
“国家有规定的，一枪打不死，不能补第二枪。”国庆的口气很专业。
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推翻了国庆的国家规定，也让看得我目瞪口呆。几个穿白色警服人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解散了。一个身高体胖的民警，脚上穿着坚实厚重的黑色皮鞋，那种皮鞋只有部队上的军官或者民警才会有，他走到姓周罪犯的跟前，抬起脚来使劲地朝着他的头上踹去，一脚，两脚，三脚……我突然恶心起来，身体不由自主地发抖，目光也开始变得模糊，看不下去，我直想呕吐。这时候我也听见围观的人群里有女人的尖叫声，有小孩子（当然他们不会很小，至少也得是疤子的年龄）发出的哭声。
“你怎么了？”国庆看出我不对劲了。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已经说不出话，只是对国庆摆摆手，示意我的不适。
“那你就蹲一会。”国庆说，口气里有对我的不屑。
我真的就蹲下了，两手抱着肚子，但是我的眼睛还在看。我看见姓周的犯人不再动弹，那个踹他民警示意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上前来。我想他应该是个法医，至少是个医生，他走上前，先把手放在姓周犯人是口鼻上试了试呼吸，又伸手摸了摸他的前胸和手腕，最后冲着那几个穿白色警服的人点了点头。
刑场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围观的人们一哄而散。据国庆跟我讲，每位犯人的家属必须缴纳三角六分钱的子弹钱，才能把尸体运走。
本来我的肠胃就不是太好，回到家里我一连几天对妈妈做的饭菜不闻不问，特别是放了肉的饭菜。我一看见那些红色的东西就会想起泥河滩，想起刑场上的那三个犯人，不仅没有食欲，而且想吐。那些天我极力不去想泥河滩的场面，可是，越是不想，那些画面越是不由自主地出现在眼前，那犯人的血，那脑浆，那个一枪打不死的姓周的犯人，那双坚实的皮鞋。以至于后来我心里生出怨气，埋怨国庆这个小子，让我去看什么不好，偏偏让我去看刑场，看枪毙犯人！
疤子又来找我了，却不是来追究我把他丢在广场上的事，他是通知我有另一个大院的小子们已经多次挑衅，想跟我们这个院里的人来一场决斗。说实在的，我不是不会打架，只是我不喜欢打架，若是真有不识相的要来，我还从来没有草鸡过。
“这帮人是哪里的？”我问六子。
“好像是酱油厂家属院里的。”疤子说。
根据疤子的汇报，我知道那一帮人的战斗力相当强，他们都跟我的年龄差相仿，很少有跟疤子差不多的小屁孩，但是，我也隐约感觉到他们的背后是有人操纵的，而且这个操纵者应该就是嘲巴，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跟酱油厂院里的人发生过摩擦。嘲巴就住在酱油厂家属院里，难道我还不清楚？事实上，如果不是嘲巴挑起的事端，我是懒得过问的，但是我心里明白，这是嘲巴的阴谋。他就是冲着我来的！如果我不去应战，岂不是让他小瞧了我？于是，我开始部署这次战斗。
在我们大院门口左面是一条排水的明渠，由于山那常年干旱，那条水渠几乎没有什么用处。这样说吧，别说是水，里面连草都不长，你放眼望过去，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小的跟拇指一样，大的比拳头还大。我勘察了地形，分析了嘲巴他们的来路，决定了一套作战方案。
“你把咱院里所有能参加的，有战斗力人都集合起来！”我命令疤子说，“到时候根据我的部署进行战斗。要记住，一切行动听指挥！”
疤子按我的命令去办了。我不能把我的策略一下子都告诉了疤子，他嘴快，说不定就暴露了我的计划，让我成为战败者。我的战略方针是，只求打平，不求打赢，因为我知道我们院里的男孩子适合参战的太少了，还不及酱油厂的三分之一。只要我们能把他们拒之于我们大院之外，我们就胜利了。别忘了，他们是讨伐之师，如果他们冲不进我们的院子里，他们就输了。我的战术方针是，把院里的参战人员分为两组，战斗力差的，也就是十来岁左右的为一组，另一组是特别能战斗的人员，年龄跟我差不多大的那些人。战斗力差的一组首先迎战，且打且退，最后缩进院子里，既避免受伤，又能把敌人引入另一组设下的包围圈。战斗力较强的一组则埋伏在大院外面的水渠里，那里有足够的武器——石头。当敌人误以为初战告捷，可以冲进大院时，我们发起攻击。想必那时敌人已经骄狂，受到猝不及防的打击时一定会溃不成军。
战斗的顺序就是按照我的部署进行的。在战斗中我果然发现了嘲巴的身形，虽然他一直在摇旗呐喊，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他并不是那支队伍的统帅。当他们打退了我们佯攻的第一组后，他们放松了警惕，嘲巴要求冲进我们大院去，但是遭到了反对，显然他连二把手也不是。
“冲进去，好好教训教训徐建军！”嘲巴说。
“那是干啥呢？”一个比嘲巴矮，但是比嘲巴粗壮的家伙说，“我们又不认识徐建军！再说，徐建军就这么好惹？”
“可是我们都打到这里来了！”嘲巴急切地说，“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不是白来了吗？”
我是带领特别能战斗小组在水渠里潜伏的，看到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听到嘲巴的话一下子让我气血满腔，于是我发出了进攻命令：
“打！”
听见我一声令下，我们全组的战斗员立刻发动攻击，手起石飞，就像狂风暴雨般投向敌人。嘲巴和他那群不知死活的家伙受到突然的袭击，一时间不知所措，又不清楚所受的攻击来自何方，顿时阵型大乱。不过十几秒钟，敌人中间已经有人返身而退，有的则发出“唉哟，唉哟”的惨叫声。
“撤！”是那个矮且粗壮的头领发出的命令。
只见那支超过三十人的征讨大军一个个抱头鼠窜，一眨眼的工夫就没有了踪影。我们欢呼，我们这支不过十五人的抵抗武装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后来我在百货大楼遇见了那个短粗的哥们。他说：
“那天真不应该。”他是指被我们伏击的事。
“嗨，不打不相识嘛。”我说，胜利者总是高姿态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是说，不该听了嘲巴的话。”
“我们俩是同学，他也是我哥们呢。”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恨不能拿巴掌抽自己的嘴巴。
通过这次战役的胜利，我的心情好转了不少。但是，总在家里闲着，心里还是发空。我想离开家几天。可是我能到哪里去呢？回老家？我的老家，准确地讲是爸爸的老家地处山那市一个僻静的小山村里。那个村子小到只有一个生产队，它和邻近的两个自然村加起来才拼凑了四个生产队，组建了一个生产大队。虽然爸爸一提起那个村子就显得非常激动，就好像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惦记着他似的，可我对那里没有任何牵挂。到不是因为那个地方小我才不愿意去，我总觉得那里对我来说太陌生了，除了大爷一家人。大爷一家八口人，哦，现在应该有十几口了，大爷的大儿子建春早就娶媳妇有孩子了。不过也不一定超过十口人，前几天听爸爸妈妈说好像是大爷的三女儿三花都出嫁了，他们家只有四花和建设还没结婚。
我曾经回过老家，对那里是有记忆的。老家人待人热情，一个个都是老实巴交的样子，脸上挂着那种谦卑的微笑，一见面就问你爸爸身体好吗，妈妈身体好吗，你在哪里上学，几年级了，说完这些他们就没有别的话说了。特别是那个建设，我一回到老家他简直就成了我的贴身侍卫，寸步不离地看着我，好像他一转眼我就会消失了。他比我大一岁，可他什么也不懂，没进过电影院，没做过公共汽车，几乎没上过学，那么大一个人了连自行车也不会骑。最可气的是我说话的时候，建设经常笑我，说我撇腔。撇腔的意思是说，只有他们说话的语音是正确的，只要跟他们语音不同的就是撇腔，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说的话他们也认为是撇腔。可恰恰他们说的一些话我就是听不懂，有时候建设给我解释，往往是他越解释我越糊涂。
后来我想起了漏子，我决定到他家里住几天。
爸爸听了我的申请没有表示反对，他沉吟了一会，说道：
“嗯，去吧，下一步，你高中毕业后也可能得上山下乡，先去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也好。”
既然爸爸说了，妈妈就没有什么意见，她给我准备了十斤粮票和十元钱，嘱咐我最多在那里待一个星期。
我说：“我又不是坐车去，不要那么多钱，五块钱就够了。”
“穷家富路，你就多带点吧，花不了的带回来就是。”妈妈说。
我就带上了。那是我第一次身上带这么多的钱，感觉腰包鼓鼓囊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