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去看《巴黎淘气帮》，里面是被精致化的巴黎风光，家家独门独院，绿草地、粉嫩衣服的小婴儿、一只碧眼睛的黑猫。邻居有个爱听窗根说闲话的长舌男，两家男主人，隔着树篱，一边修剪自家的枝枝杈杈，一边无伤大雅地小拌嘴，剪下来的绿叶，嚓嚓嚓，飞了半天，满是兴盛的春意。
我于是想起《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女主角的母亲每次出场都戴着手套，刚刚从后院的花花草草间脱身。男主角与她握手，感觉像鞣过的皮革般粗糙：绿手指不是生来的，是无数次辛勤劳动所致。女儿时常在她新种的小树下捡叶子，她并不阻止，只告诉女儿那是银杏。到她去世后，女儿才发现她深藏在抽屉里的笔记本：原来她写诗。女儿为诗里的情怀泣不成声。唉，粗心的女儿呀。其实母亲那些没有说出的话，都写在一片片水仙、绿萝及波斯鸢尾里了。
我又想起伟大的陶渊明先生。中国的农业社会存在了几千年，读书人如果能同时是地主，则最理想是能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得意则出将入相，失意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知道他会不会有这样的心得：你看那田野里的野菊花，不种也不收，吾等最盛的时候，还不及它呢。
起初陶先生也没想过亲执犁锄吧？“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前人置的业买的房，种的大树正好乘凉。从都市归家，先发几个“亲们，你们还在PM2.5吗？要不要来我们这里尝尝纯天然的空气？”的微博。什么，当时没有微博？你以为那些随手写下的小诗是什么？大鱼大肉吃了个足，昏天黑地睡了个舒坦，久坐难免生痰，又不幸“野外罕人事”，偶尔来个客，也没有娇娃艳女，更不是鸿儒到访，都是隔邻左右的地主农人，“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闲极无聊，索性亲自下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我猜他是渐渐爱上了农艺，不惜早出晚归，“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困顿的双脚走在窄窄小道上，草木哗哗擦他的踝，夕露沾湿他的裤管。他只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一个“愿”字，大有文章。向有文人说他退隐并非本愿，而是对朝廷重用奸臣小人的无声抗议，愤而以脚投票，说他愿的乃是国泰民安，愿的乃是明君当道，愿的乃是……重回京城。
我倒觉得，这想法是看低了五柳先生。人就得这么官迷心窍吗？非得见人堆起适宜的笑脸，听着一些合适周到的废话，就不能听大自然的呼吸声，听山鸟的清啭，听正午时分稻穗抽节的声音？人的双手，软弱如是，当命运之车逼面而来，却又如斯强健，可以开垦土地，栽种幼苗，让新生命在自己手中一点点发芽、萌发、抽长。恩怨是非都会过去，当年的那一颗豆种，也许成为谁的一肚美餐，也许已子又生孙，孙又生子，生生不已……写在纸上的文字，与植物一般不朽。历史记得的，也不会是一位官员，而是他手上的茧：手指上的来自日日握笔，手心上的，来自日日荷锄。
而我更念兹在兹的是我的私淑作家：毕翠克丝·波特。这名字或者陌生，但我想，你一定听说过彼得兔，还有本杰明兔子、格拉斯特市的小老鼠、松鼠提米脚尖儿、平小猪、杰米玛鸭子……我对田园生活的全体想象，都与她有关。除了是作家之外，她还是植被插图画家、绵羊饲养员、勤劳的农场主、体贴的妻子、家乡英格兰湖区忠诚的环境保护者……有人说，对于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她已经远超当时社会的普遍期望值。我得说，即使放在现在，她仍然卓尔不群。
她出生在伦敦富商家庭，最爱的时光却是与家人在湖区度假的日子。她喜欢秀丽的自然风光，也爱养小动物，与小兔子、小松鼠和小刺猬一起玩耍。回到伦敦的日子，她就画下记忆与想象。起初，她只想娱人自娱，把画作和故事都寄给童年家庭教师的孩子，是怎样的机缘，让她出版了第一部书《彼得兔》，且一炮而红？终于有了能自由支配的钱，她立刻着手买下了一座农场，从1903年起，她一直住在那里。农场生活在她笔下，是一个个含笑带泪的小故事：《生姜和酸菜》里的小店兴衰就发生在村里；《馅饼与小肉饼盘子》里的猫狗茶会写的就是可爱又可笑的乡村社交；《夹心布丁卷》里猖狂得敢收拾小猫的老鼠夫妇，毫无疑问，就住在毕翠克丝家里呀。
她亲自种植卷心菜和莴苣，野兔们大摇大摆来偷吃，吃饱了就在田地里的阳光底下呼呼大睡。给谁吃不是吃呢，她微微一笑，笑得很是宽容。
她单身了那么多年，四十七岁才终遇良伴。她是标准的白富美，家人嫌弃对方配不上她，但她岂是眼光那么浅薄的人？身高、体重、收入、学历何足道哉，重要的是，愿意陪她共同在人间仙境般的湖区里徜徉，和她一起养绵羊剪羊毛，冒着微雨在田间耕作。
前人之美难以效仿。有一位中国台湾作家丘彦明——她移民荷兰，享受田园生活，著有《浮生悠悠》及《荷兰牧歌》，内称：“荷兰是我们一群朋友的理想国。”我只是羞涩地花十块钱，买了一盆红花绿叶的植物。卖花人说，它叫“火鹳”。
我的阳台，就这样变成了我的山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