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吉尼[1]
大卫·休谟该被看作有史以来最好的哲学家，虽然他没有马克思的辛辣尖刻，萨特的装腔作势。
苏格兰人啊，去帮助你们18世纪的同胞大卫·休谟膺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吧，这不仅是你们表现爱国热情的义务。无论坦露的民族主义，抑或认真的理性思考，都能得出结论：在所有的杰出思想家中，休谟是最卓越的。如果非要怀疑是出于民族偏见，我想说至少我不是苏格兰人，就像爱丁堡公爵不是苏格兰人一样。
英国广播公司四频道“在我们的时代”栏目正在进行一项调查，看谁是最伟大的哲学家。虽然主持人梅尔文·布莱格已经说漏嘴，表明马克思一直领先，但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休谟紧紧跟在后面，这颗苏格兰最伟大的头脑仍然有希望获胜。
甚至休谟成为挑战者本身就表明了其哲学的力量和投票支持他之人的智慧，因为他缺乏一个公众英雄的所有必要件。马克思有一些振聋发聩的经典语言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要么这个人死了，要么我的表停了”（必须承认，最后一句是格劳乔·马克思说的，不是卡尔·马克思说的）。相反，休谟最著名的话完全把没经验的人给难住了。他的智慧体现在这句话：“毁灭整个世界也不愿意碰伤我的指头并不和理性相违背。”当然你若看不出来也没关系。
萨特因为形象迷人占尽优势。不管和历史事实是否相符，有数不清的诸如左岸咖啡馆、高卢牌香烟、黑色高圆翻领等浪漫故事，充满绝望和自由的深刻谈话等。相反，休谟在起居室玩弹子游戏，陪伴母亲。
克尔恺郭尔和加缪的神秘色彩由于他们英年早逝的悲惨结局而更加引人注目。反观休谟，六十五岁死于肠癌，没有痛苦，情绪正常。实在没有什么死后博得大名的操作空间。确实，普通老百姓对这个人了解实在不多，也许除了唱的歌词“大卫·休谟比叔本华和黑格尔能喝”以外。
然而，休谟顽强地留在了人们心中，被许多人捧为最伟大的英国哲学家。我们能否更进一步说他是迄今为止世间最伟大的哲学家呢？我想可以的，尤其到现在，休谟的哲学研究途径比他所处的时代更需要。
休谟1711年出生在爱丁堡，当时正是启蒙运动的初期，英格兰、苏格兰合并成为大不列颠的初期。苏格兰的哲学由于科学的成功正在转型，这个转型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理论上，而是建立在世界现实状况的经验观察上。一下子，欧陆思想家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的抽象思考好像无可救药地和他们试图解释的现实世界脱节了。哲学必须得切近自然，它的推理要根源于实践经验。
休谟正是帮助把哲学引导到这条新道路上的人之一。然而，这也是一条从来都受到怀疑主义威胁的非常不确定的道路。柏拉图和笛卡儿超越怀疑的哲学梦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需要学会与怀疑共处，但并不被怀疑所左右。休谟的独特天才就在于向我们显示他如何做到这一点。
休谟实践了自己的哲学观点。虽然在他的哲学思辨中，常常被它们的怀疑主义色彩所困扰，但是，当他重新加入人类同伴并玩起弹子游戏，这些担心不久就烟消云散了。虽然看起来很肤浅，但实际上是一种成熟的认识，即那些声称是虚无主义者的人其实是装模作样：没有人是真正什么都不相信的。
休谟所讲正与当今密切相关，因为确定性只能在宗教极端主义者那里找到，而不确定性又很可能堕入后现代相对主义和智识无政府主义的泥沼。在这个气候下，我们如何解决诸如干细胞研究、安乐死、公民自由和公民安全等激烈争论的伦理难题？在科学产生这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相信科学？在东西方建立信赖的基础瓦解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东西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需要的是休谟式的途径：为能够遨游在不确定性这片汪洋之上提供智慧的压舱物。
想一想伦理价值问题。休谟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和道德怀疑主义者观点一致。他不相信建立绝对的道德价值是可能的。宗教当然不能提供这些，因为根本没有办法让我们相信宗教教义或宗教领袖的权威。不能因为宗教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我们就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而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是对还是错。
在教派林立的当今世界，休谟的怀疑主义就比以往显得更加聪明。如果我们要接受某宗教的指导，我们需要理由。单说“相信我，我是牧师”已经不够，例如主教都说同性恋是可以接受的，但仍有人声称这些人将会在地狱的烈火中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道德价值同样不能用纯粹的理性来说明。休谟把只能被理性证实的真理称为“涉及观念关系的东西”，再次表明他的超常本领，无须创造引人上当的范畴。数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因为数字或符号告诉你二加二等于四。同样的，你不需要对每一个单身者进行调查就知道他们都是没结婚的人。
休谟认为道德问题显然不能归于这个范畴。你不能靠弄明白Asbos[2]的意思就知道其是否对公民自由造成了无法接受的限制。你同样也无法仅仅靠断定“合法性”和“战争”的意思就解决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道德辩论不是数学，争论无法通过纯理论解决。
因此，不管是宗教还是理性都无法建立道德确定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成了人们谴责的没有道德感的人，对你正确的对我未必是正确的，谁也没有资格批评别人的道德观？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观点非常吸引人，因为它绝对宽容。但是物极必反，绝对的宽容是让人讨厌的。达尔富尔大屠杀对苏丹受害者来说就不是正确的。反战示威者并不认为入侵伊拉克对布什和布莱尔来说是对的，而对他们来说是错的，他们认为战争就是不对的。
幸运的是，休谟的观点并没有把我们带到道德无政府主义。除了宗教和纯理论外，还有一条知识的路线。关于事实的问题可以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得到解决。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水在什么温度沸腾，只要进行实验就能找到。坐在椅子上思考“水”和“沸腾”的意思根本办不到。
然而，事实问题从来没有被证明是毫无疑问的。你得承认科学并不是确定的，但是，毕竟比迷信更可靠。虽然从前的哲学家要求确定性，休谟则试图对不确定性制定等级。
很明显，道德原则比物理定律更加不确定。正确与错误不能像能量或质量一样进行观察或测量。相反，道德事实需要人们的感情和怜悯来确定。当我们说折磨人是错误的，我们不是要确定折磨本身的某种特征，而是表达我们对折磨的反应。而且，这些感情是人类自然的反应。同情是人类的共性，这使得人们对是非有共同的看法。感情可能受到经历、社会、理性的影响，但是并不仅仅是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简单产物。因此有这个让人好奇的说法：“毁灭整个世界也不愿意碰伤我的指头并不和理性相违背。”换句话说，让我们从毁灭整个世界的想法退却的不是理性的讨论，而是人类的情感！
休谟解决当今道德难题的策略，首先将是向我们显示如何不应接受宗教领袖提出的任何绝对原则。接着他会阐释没有任何道德原则是不证自明的或绝对的。清除所有虚假的绝对性，我们将开始辨认共同的人类本能，以促使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发现充满矛盾和复杂性的前进道路。这正是现代伦理学前进的方向。人们无法确定绝对的起点，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相反，他们需要从把我们团结起来的东西入手。
休谟的天才，在于他把显示我们理智局限的冷酷智慧结合于一种清醒的认识，即引导我们前行的是有限的智慧资源。难怪休谟的理论不被众人追捧，却不需要传奇的生活、浪漫的死亡或巧妙的口号就可以流传于世。投票选择休谟，就是投票支持能够战胜我们时代的怀疑主义而又能避免教条主义的唯一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