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年出身于镶蓝旗满洲，满姓尼玛哈，汉姓于，因此尽管中华民国颁发给他的护照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于瑞年”的大名，但昭和十二年6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上却写着“尼玛哈？瑞年”的名字。瑞年的祖上当年是清太宗皇太极西征察哈尔时归顺的蒙古王公，后来成为皇太极麾下的一员虎将，追随摄政王多尔衮一路攻入山海关，清王朝定都北京后，被清世祖顺治册封为多罗贝勒，抬旗成了满洲，及至到了瑞年的父亲鄂王这一辈，又因为他自小入宫做了光绪皇上的伴读，深受皇上和老佛爷赏识，格外恩宠，赏赐了云都尉的头衔，也算是再次光耀了门庭。京城里那些个溜须迎逢的闲人们便又刨根问底把他祖上的荣耀翻出来加在了他的头上，于是，“鄂泰贝勒”的名头就这样叫响了。1924年，宣统皇帝被冯玉祥赶出北京紫禁城，流落到天津日租界，鄂泰贝勒也拉家带口地追随着主子逃亡到了天津，在英租界马场道置办了一处二层小洋楼安顿下来，隔三差五地跑去张园行宫给宣统爷叩头问安。瑞年是家中的独子，尽管他记事的时候，紫禁城里的宣统爷早已经只是一个困守高墙之内的逊位之君了，但大多数的满族贵胄家庭中，世袭的爵位封号依然至高无上地被传承着，除去对曾经的辉煌无限缅怀之外，还杂着几分虚荣，几分自怜。因此，瑞年自打一落生便被家中的上上下下，族中的亲朋好友，以及那些市井中趋炎附势的人们尊称为“小贝勒爷”。1931年年底溥仪被日本人迎到东北，瑞年的父亲鄂泰贝勒本想追随溥仪北上，却不料一场伤寒几乎在顷刻间要了他的命，及至来年春天，才在一位租界里的英国医生的救治下从鬼门关上逃了回来。大病初愈的鄂泰原想立刻动身出关，却不料溥仪早已顾不得他这样的昔日老臣，迫不及待地做起了“满洲国”的“执政”，鄂泰贝勒不由得慨叹自己时运不济，原本以他的资历和爵位，应该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满洲国”的开国元勋，不说是弄个什么总理大臣吧，至少也该做个议长什么的，又哪儿轮得到郑孝胥、张景惠那班汉臣大出风头呢？只可惜这一切都见诸于假设的基础上，满心凄然的鄂泰贝勒一连喝了三天的闷酒，差点闹得旧病复发。
鄂泰虽说是个忠君思想非常顽固的满洲贵族，但对于日本人却从来没有任何好感，尽管他一向忠于着的主子溥仪在日本的扶持下“复国”成功，重新做了皇帝，但鄂泰知道，日本人其实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谁要是真的相信他们那套“日满亲善”的论调，谁就是彻头彻尾的傻子。鄂泰贝勒不会忘记，当年甲午年间的黄海海战、平壤血战，他族中的几位堂兄弟先后捐躯殉国；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鄂泰贝勒举家西逃，他在北京的贝勒府却被联军中的日本军队劫掠一空，及至他追随着老佛爷慈禧太后和光绪爷返回北京，看着眼前狼藉一片的府邸，鄂泰贝勒气血攻心几乎背过气去。溥仪随着日本人跑到东北之初，鄂泰贝勒着实有些想不通，那时候瑞年不时地听到父亲躲在书房里和几个前朝同僚发着牢骚，话里话外地流露出对宣统爷的些许不满，除了抱怨溥仪对他这个老臣的忽视，就是无法理解堂堂大清皇帝为何会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来复国复位。不过，没过多久，瑞年发现父亲的口气渐渐转变了，虽说还不时地感叹溥仪对自己的忽视，但对日本人的态度却缓和了不少，甚至一向坚拒东洋人的鄂泰贝勒府的座上宾中也开始出现了日本人，为此小贝勒瑞年大为不满，鄂泰满脸狡黠地对儿子吐露了心声：
“阿玛现在想明白了，宣统爷为了复国，尚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阿玛又何必一根筋地和日本人争一时之长短呢？要想恢复大清三百年的基业，咱们就得借助日本人的力量。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宣统爷站稳了脚跟，等到大清恢复了元气，什么东洋人，什么关东军，全都给我玩去！可眼下，咱就得借力打力，等日本人和民国拼个两败俱伤，咱们坐收渔人之利，何乐而不为呢？”
虽然出身于满族贵胄之家，但瑞年毕竟生于民国，1924年举家迁往天津之后，开始接受西式现代教育，尤其是当他进入南开中学读书之后，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观念和意识早已转变，对于老一辈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迂腐越来越难以认同，特别是对溥仪的挟东洋人以自重的做法更是极度反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东北四省，白山黑水惨遭蹂躏。作为一个满族人，眼看着祖先的发源地被异国侵占，瑞年的愤怒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他深悟家国天下之理，更明白无论哪朝哪代，无论种族异同，他和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样，永远都是中国人，因此对于父亲把溥仪的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揣度成委曲求全，瑞年极为不屑，没少和父亲为此事争论。爷儿俩原本都是那种认死理的倔强之人，争论的结果自然是谁也无法说服谁，最后往往是从小读“之乎者也”的鄂泰贝勒辩不过洋学堂出身的儿子，只得拿出他的“父为子纲”来，声色俱厉地拍着桌子瞪着眼，等满心不服的瑞年被额娘劝回自己房里才算作罢。
尽管鄂泰贝勒在溥仪到达东北之后对日本人的态度开始缓和，家里也隔三差五地会有几个驻天津的日本军政要员前来拜访，但当日本驻津总领事桑岛主计突然登门造访的时候，鄂泰还是着实地吃惊不小。桑岛主计带来了时任“满洲国”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1]给鄂泰的亲笔信，信中除去问候这位当年一道组织过“君主立宪维持会”，反对共和的同仁之外，还特地转达了“满洲国”执政溥仪的问候。虽说接到的并非宣统爷的圣旨，但鄂泰贝勒还是受宠若惊，立刻面向东北方向，三拜九叩山呼万岁，喜极而泣，涕泗横流，心想他一向效忠的宣统爷终究没有忘记他这个昔日的老臣，这怎能不让他感动非常呢？
桑岛主计前来拜会鄂泰贝勒的那个下午，瑞年放学回家，一进门正遇到父亲鄂泰送客。瑞年从未见过这位臭名昭著的日本总领事，但第一眼就看出对方的日本身份来了：狭窄的西装，局促的领结，油亮亮的短发，削尖的脸颊和一只小得极不相称的鼻子，一个典型的日本人。瑞年有些厌恶地耐着性子被父亲引见给桑岛主计，此时他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日本男人正是参与策划溥仪出逃东北，建立“满洲国”的罪魁祸首之一。如果不是父亲一个劲地给他使眼色，瑞年大约早已暴跳起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举动来。
桑岛主计是否察觉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中国年轻人冰冷的外表下压抑着一腔愤懑之火，瑞年不得而知。这个资深的日本外交家以一种极其和善的姿态向瑞年热烈地伸出手来，与其说是握手，还不如说是不容置疑地一把拉住了瑞年已经攥出了汗的手，连声称赞“小贝勒”一表人才，让鄂泰贝勒的脸上笑开了花。
瑞年压根没有想到，正是这次和桑岛主计的邂逅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桑岛主计到访后的第三天，亲自致电老贝勒鄂泰，力邀即将高中毕业的瑞年赴日留学，声称可以保送瑞年进入著名的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并极力蛊惑鄂泰，说是像瑞年这样的满洲贵胄子弟如果能够接受先进的军事教育，必将会成为“满洲国”和前清皇帝的栋梁之才，倘如满洲贵胄子弟都能如此，那么完全光复大清江山便也就指日可待了。桑岛主计这番话让一门心思复国尽忠的鄂泰贝勒大为动心，放下电话就忙不迭地让管家把瑞年找到他的书房来，关了门，郑重其事地和儿子谈起了他的未来。
“如果不是因为那次和桑岛主计的不期而遇，打死我也不会想到来日本，更不可能进入陆士。”1936年年底，瑞年加入“留日陆士同窗会”时对审查他入会资格的“三民主义真勇社”的负责人王家善说，“你想啊，‘九一八’之后，但凡有良心有良知的中国人，又有哪一个不对日本对日本军队恨之入骨呢？我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跑到东京来受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鬼子的气呢？！”
瑞年说的全都是心里话，当初父亲鄂泰贝勒转述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的“好意”和他的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论调后，瑞年顿时就义愤填膺了，如果不是自幼接受的伦理纲常的束缚，他一定会拍了桌子对着父亲怒吼的。
“阿玛，您老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不是陷儿子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吗？！”
瑞年只觉得血往头上涌，脸烧得滚烫，太阳穴嘣嘣乱跳，嗓子眼咸咸的，就差喷出血来了。无论鄂泰贝勒怎么说，瑞年就是油盐不进，愣是把个原本满心欢喜，一腔热烈的老贝勒爷气得火冒三丈，吹胡子瞪眼地骂开了大街，惊得一直在窗外听着动静的福晋舒穆禄氏终于顾不得什么“夫为妻纲”了，忙不迭地奔进书房，把剑拔弩张的父子俩隔开，推推搡搡地把儿子瑞年哄出屋去，好言相劝地做起了和事佬：
“按说呐，额娘不该掺和在你们爷俩中间说三道四，毕竟这是你们男人的大事，可我又不能眼瞅着你和你阿玛为这事闹得跟仇人似的。……”
福晋舒穆禄氏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让小贝勒瑞年也看得鼻子酸酸的，刚才跟父亲怄的那一肚子气也消了不少，揽了母亲的肩膀，讷讷地不知该如何安慰她。
在福晋舒穆禄氏眼里，鄂泰贝勒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是一个响当当的大英雄，丝毫不逊色于戏文里精忠报国的岳武穆。瑞年虽然不会像母亲那样对父亲永远充满着敬畏和尊崇，但他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男人和父亲，鄂泰贝勒可以说是极少可以被挑剔的。诚然，他对前清的愚忠在某些人看来有些不合时宜，甚至可笑可怜，但是，倘若站在父亲的角度来看，这一切又是那么顺理成章，毕竟那个二十多年前消亡的历时近三百年的王朝曾经倾注了他和他的先人们无数的心血，甚至生命，他有理由去维护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信仰和忠诚。但作为年轻人生于共和，长于民国，且自幼接受现代教育，领悟过民主思想和民生意识，尽管脉管中淌着满族先民们殷红的血，尽管与生俱来地顶着贵胄耀眼绚烂的光环，但瑞年有理由让自己相信，不管他是满族还是汉族，不管他是贵胄还是平民，他首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也正是因为这样，尽管他从来都对父亲的勤王复国的梦想不屑之极，但却很少直接和鄂泰争辩，或许那只是父辈们聊以自慰的一个寄托，他不想那么残忍地去把它打碎。但瑞年没有想到，竟然会有那么一天，那个父亲心目中永远神圣的宣统爷会借助曾经的敌人、现在的侵略者之力，演出了一场丑陋的复国复位的闹剧，而曾经和日本人不共戴天的父亲，竟然也会暂时地忘却了那切肤之痛，冠冕堂皇地和东洋鬼子携手勤王。现在，瑞年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任由父亲一意孤行下去了。
“额娘，我知道，我让您和阿玛为难了，可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中国人就不能为虎作伥，不能坐视自己的国家被外寇所辱，自己的人民被他人欺压……”
福晋舒穆禄氏劝不动儿子，便转回来试图说服丈夫，虽然同样倔强的鄂泰贝勒嘴上不为所动，但心里却不免有了知难而退的念头：儿子的顽冥不化，福晋的爱子心切，加上近来自觉越来越差的精力和体力，静下心来一想，也油然生出一丝对父子亲情的留恋。虽说尼玛哈家族世代都是骁勇善战的武士，鄂泰也是自幼习武，刚猛过人，可毕竟岁月不饶人，尤其是那场几乎要了他老命的伤寒过后，曾经龙精虎猛的贝勒爷早已被折腾得脱了形，散了架，空有雄心豪情，却时时感到力不从心。
“既然你不愿意去日本，那就留在天津吧，不过阿玛可是把丑话说在前头，不管你是去日本，还是留在天津，咱大清国还是要光复的，咱宣统爷也还是要保的，你就是说下大天来，还是满洲的子弟，还是镶蓝旗的贝勒！”
其实说这番话的时候，老贝勒鄂泰的心里虚着呢。所谓知子莫若父，他自己的儿子自己最了解。他知道，要想让这个从小进的是洋学堂，张嘴闭嘴“民主”、“民生”的儿子服服帖帖，死心塌地地去效忠那个远在东北的宣统皇上，多半是自己一厢情愿。唉，一厢情愿也好，两情相悦也罢，反正，他鄂泰是尽忠侍主一辈子，没让别人说出过半个不字，至于后代儿孙，他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想到儿孙，鄂泰忽然又来了精神，儿子今年十七了，也到了该成婚的年龄了，之前虽说也和福晋舒穆禄氏讨论过瑞年的婚事，可一来瑞年还在上中学，年龄尚小；二来他额娘爱子心切，眼光颇高，这几年间或也有好事的亲朋保媒拉纤，其中也不乏王公贵胄家的小姐、格格，可福晋愣是没有相中的。至于儿子瑞年，那就更甭提了，这小子竟然为这事跟他闹得面红耳赤，如果不是还懂得那么点长幼尊卑的道理，多半早就跟他这个做阿玛的翻了脸了。
“我的事情不要您老人家操心，现在都已经是民国二十一年了，您那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皇历早该翻过去了！”
听听，这民国，这共和有什么好，闹得儿子不像儿子，老子不像老子，难怪什么君臣之礼，夫妻纲常全都荒废殆尽了，鄂泰贝勒愤然地喟叹很久。
南开中学的毕业会考刚一结束，瑞年就开始嚷嚷着要回北平去念大学。鄂泰贝勒打定主意要在儿子瑞年回北平读书之前给他把婚事定下来，于是，他立刻放出风去，把在天津和留在北平的亲朋故旧全都发动起来，四处寻访出身、家世、人才、品貌都和儿子般配的满洲适龄女孩子。当然，考虑到儿子的品位习性，鄂泰贝勒还特地叮嘱所托众人，最好要选一个受过教育的姑娘，以免未来的儿媳和儿子风马牛不相及，唱不好他们小两口这出要上演一辈子的大戏。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鄂泰撒出消息后的第三天，提亲的人就上门了。女方是正红旗满洲的伊尔根觉罗氏家的小姐，芳名淑娟，芳龄十六，据说是容貌超群，贤良非常，家世也好，祖父还做过两广总督，和鄂泰家一样，也是宣统出宫那年从北京迁到天津的，虽说父亲早逝，但家道并未衰落，尤为可贵的是她还是南开中学女中部的学生。这简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和儿子天作之合的一门亲事，鄂泰当即就拍了板，请求媒人赶紧把女方的生辰八字和照片送过来。媒人走后，鄂泰和福晋一说，福晋也觉得是处处合适，事事称心，唯一不敢肯定的就是儿子瑞年的态度。
“我的儿子，我有把握，这么好的姑娘上哪儿找去，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保准没错！”
鄂泰胸有成竹地安慰妻子，也多少是给自己打气。只可惜，他高兴得太早了，其时这也怪鄂泰自己一时疏忽，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因为这桩婚事，让他的宝贝儿子，小贝勒瑞年一气之下，逃婚离家，一竿子跑到日本去了。
注释：
[1]熙洽（1883年—1950年），辽宁省沈阳人。姓爱新觉罗氏，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亲兄弟莫尔哈齐的后裔；辛亥革命时，熙洽曾经参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致力于恢复清朝统治。熙洽早年就读于日本东京振武学校与士官学校，对日本态度较为亲近，有意借用日本力量达成复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熙洽代理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一切吉林官民政务，在日军进攻吉林时，熙洽便与日本合作，出任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并发表声明：同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告“独立”。之后熙洽提出让溥仪复辟与建立“满洲国”的计划。1932年伪“满洲国”建国之后，熙洽出任伪“满洲国”财政部总长兼伪吉林省省长，1934年出任伪财政部大臣，1936年转任伪宫内府大臣。1945年伪“满洲国”在苏联的攻击之下瓦解，熙洽也被苏联红军逮捕，被送往西伯利亚关押。1950年熙洽与其他伪“满洲国”官员被引渡回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病故于哈尔滨的战犯管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