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户犹太家庭从不往来。大家全都看到，改革派家庭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男主人是一位制造商，在外地生产玻璃制品，三天两头外出旅行，肥胖，敦实，秃顶，对自己的妻子态度恶劣，背着那位未老先衰的忧郁妇人跟他公司里的女出纳们乱搞；显然，全城人都知道这件事。妇人忍受着小说里才有的那种厄运煎熬，坐在敞开的窗前弹钢琴，琴声悠扬婉转，令人驻足倾听，乐音绵绵无终。楼里人都知道这家人不守犹太戒律，他们吃腊肉，用猪油做饭；出于某些缘故，楼里人对此也特别不满。如果说在这栋小市民很多的居民楼里有过“犹太问题”，那么肯定不是由那户族人众多的东正派犹太家庭引发的。我们楼里的所有居民对底层犹太人那些身穿长袍、垂着小辫进进出出的加利西亚亲戚所抱的同情心，远远超过对彻底开化了的玻璃制造商及其家庭的。我们对改革派家庭优越的生活、市民化的生活方式尤感忌妒，甚至有点惧怕他们，至于惧怕什么，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在十分有限的日常接触中，楼上的男主人对天主教邻居和楼下那家既谦卑又高傲的穷犹太人总是彬彬有礼，表情淡漠。比方说，我们从来没听父母说过要我们避开东正派家庭的孩子们，从来没有人禁止我们跟那些面色苍白、消瘦单薄的男孩们一起玩耍。他们穿着式样特别、很显老气的衣服，看上去就像“小大人”，他们玩游戏的时候也总戴着黑色礼帽，一点儿都不耐心，在激烈进行的游戏中不止一次地嘲笑天主教家庭的孩子是“贱种”[10]。当然，天主教家庭的孩子们并不太生气，因为他们不懂这句意第绪语是什么意思。当六七个东正派孩子跟庭院里长大的天主教小子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哈哈大笑，玻璃制造商的继承人们已在保姆的护送下去学校上课，或有家庭教师登门辅导，这些孩子被悉心监护，唯恐会跟犹太无产者混到一起。楼上那家孩子从来不下楼跟我们一起玩，这种目中无人的自我封闭严重伤害了我的正义感，以至于有一天下午，我将楼上已读三年级的大公子骗到地下室，把他锁在锅炉房里。我悠然自得地回到家，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深夜我都缄口如瓶，那时警察已经赶来寻找丢失的孩子，玻璃制造商的夫人发疯似的哭号，呼叫声在楼里久久回响。清晨，男孩被锅炉工发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男孩始终没有出卖我。面对盘问，那位木讷、迟钝、困眼迷蒙的少年固执地沉默，后来也一样，他从未因此报复过我，即使许多年后我们成了朋友，他也对此事绝口不提。也许他觉得我那么做是对的。孩子们总是迅速判决，而且不留上诉的余地。
慢慢地，住在底层的犹太孩子们全都换掉了传统装束，但是这家人每年仍在庭院里用被子和毯子搭帐篷，男主人——那位少言寡语的部落酋长每天下午都钻进帐篷，一个人在那个稀奇古怪的建筑物里待好久。听他的儿子们讲，他们的父亲在帐篷里祈祷。有一次，我们透过被子的缝隙朝里面偷窥，看到男人坐在帐篷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悲伤地望着前方。有可能是感到无聊吧。有一天清晨，整栋楼在一阵嘈杂声中惊醒，许多穿长袍的犹太人接踵而来，鱼贯而入，底楼的房间里挤满了陌生人。一个名叫拉约什的九岁男孩，终于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他自豪而沉重地对我们的疑问做出解答：
“真可恨，我父亲夜里死了。”他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说，神情中带着一股无法模仿的优越感。
那一天，他从早到晚都一脸傲慢，那目中无人的模样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所以，就在那天傍晚，我们无缘无故地揍了他一顿。
3
我家住在一楼，我家的隔壁是一家银行。银行在很早以前就租下了那三个窄长、昏暗的房间，经理室的房门开在楼道里，旁边是财务室，朝向庭院的那间是会计室。我父亲的书房跟经理室只有一墙之隔，墙上凿有一个“秘密洞口”，如果经理有事找我父亲，只需打开秘密洞口的小铁门，就可将信笺、文件或账单递给他。这种父权制的办事方式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确实颇有成效，银行的业务红红火火。两位年长的女出纳在会计室工作，收银员的任务交给一位提前退役的骑兵队长负责，他被不测的命运折磨得总是愁眉苦脸，跟在兵营里一样，他总对那些前来借钱或付利息的农民大嚷大叫。这位骑兵队长之所以辞掉军衔提前退役，就为了娶他的情人为妻，女人是一位贫穷的女教师。他自从做了这一行后，再没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思乡般地眷恋过去的生活，于是总是诅咒这愚蠢的世界秩序，将一位骑兵队长贬为银行收银员，他迫不及待、粗言恶语地希望能赶快“发生点什么”。就在世界大战[11]爆发的第一天，这位已经退役的骑兵队长又穿上了旧军服，腰挎战刀走进银行，向重又对他变得毕恭毕敬的昔日老板郑重告别。我从未见过有谁能比此时此刻的他更幸福，他捻着胡子简短地应道：“感谢上帝，终于发生了什么！”当时，有许多人都跟他一样热血沸腾地奔赴战场，结果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就阵亡了。
不过，正是由于那家银行——“我们的银行”在一楼昏暗的房间里办得红红火火，我们未能嗅到战争的硝烟。银行的客户们扛着褡裢坐在楼道里歇脚，耐心地排队。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来自州里北部郡县的贫困农民，那里的收成总是很糟糕，有几英亩地的人就已经算是中产地主；由于那里的土质贫瘠，草场荒芜，即使拥有五百英亩的地产，也称不上是庄园主。住在那个地区的斯洛伐克人大多不会讲匈牙利语，用人们也只会说一种图特语[12]和匈牙利语混杂的特殊方言：在当地的乡绅圈里，人们虽然将匈牙利语作为正式的社交语言，但在家里，在家人之间，就连移居到那儿的匈牙利人都更习惯讲带齐普塞尔[13]口音的德语。他们并非刻意如此。他们是有都市人气质的匈牙利人，但也习惯了穿拖鞋和长袖衬衫，晚饭后连老爷们也用德语聊天。在我的童年时代，最自豪、最光彩、最荣耀的记忆就是：在我们住的楼里有一家银行，那是一家有收银员和现钞的真正银行，人们只需去那儿在纸上签几个字，就能立即得到钱。那个时候，银行业务对我来说就这么简单，无神秘可言。农民们一大早就扛着褡裢排队等着，褡裢里包着腊肉、帕林卡酒[14]和公证员给他们开的地产证明文件。每天中午十二点，银行都会进行一次“审核”，董事会成员、两位老神父、银行经理和法律顾问聚在一起开一个简短的“工作会议”，对一百、两百克罗那[15]的贷款进行投票表决，开单入账，客户下午就可以领走贷款。当时，钱多得让全世界惊叹，就连我们住的小城里也多得泛滥。除银行之外，还有个人信贷，退役的骑兵队长兼收银员有时出于“好心”和“侠义”，还会替客户代付欠账。贷款期限到了之后，农民们要么能还，要么不能；如果不能还款，就得拍卖十英亩地中的五英亩，由银行收购。那是一桩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生意，自然得就像世间万物，有因有果，平静无澜。银行里有许多钱，可以四处播撒。我们这些住在楼里的孩子们，都为这家和善、友好的银行感到由衷地自豪。大人们的金钱秘密，就像其他的那些生活奥秘一样令孩子们兴奋。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我们楼里，在又笨又厚的保险柜里藏着大人们最常谈论的至尊之物。我们看到挂在前来借钱者脸上的谦卑，听到他们喋喋不休的哀叹和抱怨，还有他们对所有人低声下气地说“吻您的手”[16]；他们不仅对银行的股东们，即使对仆从们也这般毕恭毕敬。楼里有一家银行，这家银行不仅慈善，而且归属于一个大家庭，这对楼里的孩子们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与自豪啊！我们觉得，只要住在这栋楼里，只要与这家银行为邻，谁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我认为父母们也都这么想。这栋楼属于这家银行，好心的银行允许楼里拮据的房客迟付房租，甚至还提供小笔贷款。我们有一种错觉，觉得银行的钱里有一小部分也属于这栋楼里的人家；那是一个仁慈、友善、可以信赖的世界，住户们去银行借钱，就像去找一家之主或一位富有的亲戚，银行会借给他们钱，想来谁会为了躲债而从这栋楼里逃走呢？孩子们天生就有了钱的概念。我们觉得，我们这些在银行的影子里降生并在它的庇护下长大的人非常幸运，就像定居在丰腴大地的古老源头，只要我们守着这家友好、善良的小银行居住，即使以后，我们都永远不会在生活中遇到任何麻烦。这个并不很高尚的古怪感觉一直伴随我到学生时代，甚至伴随我到在国外流浪的蹉跎岁月；即便那家银行早已倒闭，但还是能在金钱问题上给我提供某种安慰和安全感，似乎我想跟金钱维持一种初始而直接的童年关系，而事实上，那些钱从来就不可能属于我和我童年时代的小伙伴们，想来这真是残酷无情。
银行的生意兴隆，股东们也都发了大财，就连雇员和仆从也不例外。有一位雇员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另一位摇身当了作家，出版了两本讲述郊外城堡废墟传说的书。每个人都有闲暇和精力欣赏艺术。就像一位羽翼丰满了的工业骑士，银行在狭小的空间里已难以容身，于是大兴土木，在庭院里盖起一幢仙境般的玻璃宫殿。那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杰作，简直像一座玻璃教堂：厚厚的玻璃板是从德国运来的，在金库的上方，盖了一个我后来在国外都很少见到的穹窿顶。农民们将这座银行宫殿称为“伯利恒”[17]，他们像朝圣一样从周围的村庄纷纷赶来，在玻璃穹窿顶下悄声耳语，一脸虔诚，仿佛真是在教堂里。突飞猛进的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的尽头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所有看过它的人都对它气派的外表和精美的装饰赞叹不已，很难用准确的词语形容这座过度浮靡、浪费、辉煌、极度华而不实的建筑杰作。那里具有真正的银行所需的一切：保险库的铁门足有一人多厚，听到魔咒才应声打开；理事会大厅也铁门紧闭，里面配备有非同寻常的计算器和打字机；银行里还储有许多钞票。最让我们这些住在楼里的孩子们好奇的是建在楼长家对面的保险库，地基打得很深，深埋在地下；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只只金属匣内装满了金银财宝。那是美好、欢乐的资本主义在我们眼前施展的魔法，变出了一座如此这般的童话城堡，只是年长的存款者们不喜欢它，那些老派、守旧的有钱人更乐意看到他们的财产存放在楼上昏暗房间内瘸腿的钱柜里。他们望着那座玻璃宫殿和固若金汤的地下室连连摇头，疑虑重重地唠叨说：“这是拿谁的钱盖的啊？”
4
“安德列大叔”掌管银行，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热忱。安德列大叔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大家族后裔，法学毕业，他跟整个那代人一样，在“自由职业”中谋求快乐，对州政府或市政府的官职不感兴趣。在童年时代，我对贵族阶层这种博学睿智的生命阶段有过近距离的观察，我后来发现，当代文学对这段时光及其角色的记忆有误。安德列大叔满腔热忱地投入了对他身心而言全然陌生的银行生涯，他一丝不苟地恪守营业时间，丝毫让人联想不到那类成天打猎、赌博、旅行，并在半夜三更打牌时接过卡西诺赌友欠账单的外地银行职员。生活总在发生着变化。没有人把安德列大叔看作经济学家，但是他在银行里誊写账目的时间远远超过打猎、打牌的时间。他也读一些书，偶尔外出旅行，他的生活很有节制，也许他这辈子对印戒的保管热忱远远胜过了贵族徽章。银行蹒跚起步，自行发展，一切都水到渠成；安德列大叔只需留心职员们是否在每笔贷款业务上都恪守了“银行规定”。我觉得，要想如实描述这位外地储蓄所经理，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有可能费力不讨好。他经常将钞票像在合同上盖章一样地贴到吉卜赛人的脑门上，并忧喜参半地投票同意向浪荡小子诺斯蒂——“我可爱的小家伙”借款。在沙罗什和泽普林州[18]，或许还能找到这样的人物，但在我们的城市里，在这个中规中矩的城市里，他这样的人物很难存留。安德列大叔，这位“银行经理”，每天早晨都分秒不差地赶到单位，戴上套袖，一直誊写到夜幕降临。首都一家实力很强的金融机构为银行贷款，佩斯的经理们都是傲慢、年长的犹太人，他们每年都下来检查安德列大叔的业务工作；那些年长的犹太人喜欢打猎，习惯以“你”相称，爱耍绅士派头，有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古怪习惯感到好笑。实际上，安德列大叔在银行经理写字台前所做的事情，跟他的老父亲在州里和庄园内所做的没什么两样：他父亲需要留心的是，农民们是否按时完成了他们的交租义务。从前，农民要碾磨稻谷或交一半的收成，相当于现在付贷款利息，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