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用过早餐后，并不需要到远处去；最初只需到隔壁房间，后来办公区扩大了，占用了走廊尽头朝向庭院的三间屋子，他的大部分业务都在那里办理。我们一家人住在余下的五间屋内；我父亲在“沙龙”和饭厅之间单独布置了一个“谈话间”或“吸烟室”，屋里摆了几个书柜和新定做的家具。各种式样特别的家具从当地的家具厂运来，那些令登门造访的熟人赞叹不已的家具都相当“摩登”。“沙龙”是家里最多余的房间，一年也用不上几次，因为在当时，外地的市民阶层对在西欧盛行的“沙龙”式社交生活还很陌生；通常，客人们围坐在白餐桌旁，他们在饭厅里吃罢晚饭，有时一直坐到天光破晓。即便如此，“沙龙”还是布置得格外精心。成套的桃花心木家具上镶嵌着珍珠贝壳，巨大的水银镜，宽大的黑漆桌，桌上摆着银质的名片盒，里面装满了地位显赫的熟人们和偶尔登门造访者印有全部名衔、官衔的名片，桌子上还摆有相册、一只大海螺和一枚我母亲曾在婚礼上佩戴过的、存放在玻璃匣内的紫薇花环。在烟灰缸的水波里，一条青铜美人鱼站在一个高台上手擎火把，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屋里还有一尊真狗大小的腊肠犬铜像，那是家里一只死掉的爱犬的艺术再现。此外还有许多银制、铜制或大理石的“陈设”，就连雕刻的石块也是从破败了的梅森运来的。在带水刀割花玻璃窗的黑色橱柜里，整齐地摆放着我母亲的藏书，其中有几本是她在少女时代收藏的，剩下的是后来我父亲送给她的礼物。许多铜制或桃花心木的陈设光亮、洁净得一尘不染；这个本来就很多余的房间使用得越少，反而打扫得越发精心。“沙龙”里的家具还是我外祖父的家具厂特制的，所以我们才开恩地没在重新装修时把它们扔掉。那些家具都是世纪末风格的工艺杰作，桃花心木与珍珠贝壳的奇妙组合，扶手椅的椅子腿被精雕细刻成多立克和爱奥尼式立柱的样子。总的来说，每件家具都别具匠心、不遗余力地掩饰自身的使用功能，椅子看上去并不是为了让人坐才制作的，而只是为了摆在那里。这就是我们的“沙龙”。必须承认，跟我小时候在邻居家和熟人家看到的市民风格的客厅相比，我们家的“沙龙”无论是在保守的品位上，还是在沉郁的“风格”上，都更精美绝伦。跟匈牙利其他的家具厂一样，那些世纪末“摩登”家具的设计和式样，都是我外祖父的工厂每年仿照维也纳流行的款式复制过来的，毒害了两代人的审美品位。从“大法官时代”的彼德迈风格[42]，从宽厚亲和、具有人性、品位良好的款式，毫无过渡地滋生出紫檀木和长毛绒的怪物。若拿那些世纪末流行的市民风格的家具，跟那些从世纪之交开始在匈牙利到处生产的福耳图娜[43]宝匣一般矫揉造作的“瓷器柜”、用葡萄串做装饰的皮椅、带玻璃门的卧室衣柜或绷着红绒布的扶手椅相比，还是摆在“古日耳曼餐厅”内的家具用途明确，品位不俗。所有那些不具灵魂、让人头昏眼花的怪物，都搭配了必不可缺的装饰品。墙角耸立着棕榈树；在长沙发上，在脚踏的地方，在扶手椅里，到处都摆放着软垫。挂在墙上的刷子袋上绣有狩猎场景的织锦图案，站在写字台上的银鹿用犄角托着几支鹅毛笔，摆着猫头鹰造型的铜墨盒和雕成人手形状的大理石镇尺，彩色的珠帘，压在玻璃板下、用雪茄烟上的纸环精心拼贴成的壁炉守护神，羚羊蹄状手柄的炉火钩，用两只翅膀夹着一条卷曲青藤的搪瓷仙鹤，铁铸镀银、嘴叼名片的青鹭，许多用来遮挡窗户或家具的绒布、毛毡和垂帘，为了防止在某个角落不慎留下或可能飘落的一粒尘埃，遮挡可能偷偷溜漏进来的一线阳光……总之，整个这一代布尔乔亚都是在这种室内陈设的环境下长大的。在我们家里，或许我父亲基于他出众的品味，多少对这些沉重的遗产进行了拣选——但是，我们仍旧难以毫发无损地彻底逃离那个时代的巨大阴影，在“沙龙”和书房里，还是留下了一两只青铜鹳鸟或镶嵌在皮画框内、再现“鹿肉宴”场景的刺绣墙饰。这种“新家居艺术”——包括他们居住、穿着、阅读和谈话的方式——简直是维多利亚时代没有品位的小市民生活方式在中欧的阐释。近代纯净优美的形式和华贵的家具，都被“获得启蒙的自由派市民阶层”嗤之以鼻，被视为一钱不值的破烂或祖母储物间里的遗物。的确，在那个年月，这种品位也是世界强权专制的结果。威廉皇帝或爱德华七世宫内最为私密的起居室布置，跟柏林某位皮肤科医生候诊室内的家具陈设没什么两样。在科孚岛“阿喀琉斯宫”[44]皇帝房间的写字台前，高个子的客人坐在一把绷着皮面、可旋转的钢琴凳上，主人工作时也坐在那儿。假若与此同时，在匈牙利某外地小城内某市民家庭的门厅里居然挂着绣有狩猎场景的鞋刷布袋，这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吗？
8
书房里，三个玻璃门的橱柜里放满了书籍。我母亲的“藏书”其实早就变成了装饰品，作为“沙龙”陈设的一部分和过去的记忆；桃花心木柜的柜门很少打开。几十部包有红色麻布封面的“世界长篇小说书库”占了我母亲藏书的绝大部分；剩下的多是德国小说。她最喜欢的作家是鲁道夫·赫尔佐克，她最喜欢的书是这位作家写的长篇小说《伟大的乡情》。弗莱塔格的《借贷》为黄色皮面，分上下两部，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此外还有布尔乔亚书库不大感兴趣的席勒、歌德文集。他们认为那些书“陈腐，传统”。不过席勒还是可以跻身于藏书之列，尤其是他写的《强盗》和《阴谋与爱情》，书橱里还有一部《钟声》的豪华版。人们在席勒身上，多少看到了自由派先驱和革命者的影子。歌德则是“僵化的形式”和“古典的蒙昧”，乏味无聊。我认为，世纪末的市民阶层读歌德的作品，再多也不会超过在学校里读的《赫尔曼和多罗泰》[45]中的那几首歌和长大些读的《流浪者的夜歌》[46]。
我母亲偏爱“德国现代作家”。除了赫尔佐克和弗莱塔格之外，她还爱读斯特拉茨、翁普提达和几位德国幽默作家的作品。我对那些书说不出什么所以然，因为在小时候，当我能够打开父母书橱的时候，我就已对那些书产生了本能的厌恶，一本我都读不进去。奇怪的是，书橱里居然还有一本《莉莉·布朗[47]：社会主义回忆录》。我了解母亲的读书口味，她不会在书橱里收藏玛莉特、科尔茨—马勒[48]之流的书。的确，像赫尔佐克和弗莱塔格，且不说他们的自身情感和爱国情愫，他们跟德克波拉克和维吉·鲍莫克一样是真正的作家。要知道，如今在市民家庭卧室的床头柜上，堆满了德克波拉克和鲍莫克的流行小说。那个时候，人们从来不买诗集。诗歌，意味着令人不悦的记忆，来自校园的梦魇，“死记硬背”和书窗苦读。在上世纪初的市民家庭里，将“大诗人”的金口玉言和不朽诗行抄到“摘抄簿”里的可爱而幼稚的风俗，就跟绣花、弹竖琴、在丝绸上绘画一样是大家闺秀“精神生活”的见证之一，但在世纪末就已经不再时髦。我直到现在都不理解，像克洛普斯托克[49]写的《弥赛亚》那种无聊至极的打油诗，怎么会混进母亲的藏书……在母亲的书橱里，匈牙利语书很少，她最喜欢的匈牙利语作品是威尔纳·久拉的小说《贝斯特茨的弟子们》；她也要求我读那本书，催得不依不饶，直到我硬着头皮开始啃。我记得，那是一本情感小说，不管怎么讲，要比同时代女作家的小说更引人入胜，更触动心扉，更含蓄内敛。我在书橱里还发现了一本卡琳·麦克里斯的书（我记得，书名是《乌拉·方格尔》），在大部头的书里夹有几卷《威尔哈根与克拉辛斯月刊》。世界上有上百万的市民阅读诸如《大陆与海洋》、《家庭主妇》、《家庭》、《霍夫》、《花园》等德国家庭杂志，匈牙利家庭也津津有味地翻阅那些在柔软纸张上印满了食谱、生活小常识和相关主题的短篇小说与诗歌的杂志。当然，“新时代”需要这些精神食粮。与《大陆与海洋》相比，朴实、细腻的匈牙利家庭杂志可能具有更高的“文学性”，不管怎么讲，不像德国同行那样对文学趣味的破坏是如此之大。
我父亲的藏书令人肃然起敬，占据了书房最宽的那面墙壁。在匈牙利作家中，他最喜欢读米克萨特的书。在他的书房里，收藏有法律著作、大部头的《民事法》、《案例大全》和与公民权问题相关的文摘等；屋里有三个固定在墙上的高大书架，上面堆满了文学著作。我们城市的市民读书量很大，大家喜欢阅读。在这座城市里，早在两百年前就举办过“文学沙龙”；在18世纪末，卡辛茨·费伦茨[50]曾在这里从事司法工作；当匈牙利的平原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还将杀猪节聚餐作为冬季的“精神生活”时，这里就已经在印刷报纸和杂志了。在中央大街带拱门的沙龙里，人们在一百多年前就对文学和匈牙利作品展开辩论。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尽管这里人能讲多种语言，但是跟佩斯和布达[51]一样，匈牙利语在这座城市里占主导地位。在这座人口不到四万的小城里，不仅存在好几位书商，而且他们都挣了些钱。书商们做生意，就跟下班后坐进咖啡馆的先生们一样，惬意地坐在扶手椅里翻阅堆在书架上的新书。精神的洪流冲破堤坝，席卷了战后的图书市场，在我的童年时代，人们再次为所有新出版的书籍展开辩论，几乎每天，四位书商中总会有一位寄来“敬请审阅”的文学新作……我们家对书籍抱着虔诚的态度，关注每本新书，而且有一本“藏书目录”，那是一个麻布封面的硬皮本，里面记下了每本借出去的书的名字。在当时，一位市民阶层的女士一旦感到无聊，既不打牌，也不去电影院或咖啡馆，而是取出一本书阅读。我父亲的夜晚，也是这样手里捧着书度过的。我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那座小城里，书籍对于世纪末的市民们来说，就像面包一样必不可少。一位属于中产阶级、有教养的人，如果没在睡觉前在床上花几个小时翻几页新书或某本心爱的书，就不可能让那一天结束。我家还订过一份英文杂志，一份名为《自然》的科学刊物，但是我们很少翻看，因为我家人的英文都不是很好，尽管一连几年，曾有一位年长、嗜酒的英文教师每周应邀来家里三次。有时午饭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跟我父亲两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书房内的扶手椅里，以上英文课为借口安静地打盹。在匈牙利杂志中，我们订了蒂萨·伊什特万主编的《匈牙利观察家》；我父亲并不是工人党，他跟当过一段时间市议员的安德拉希始终“关系密切”。日报类的，我们订了《佩斯新闻报》，还有两份儿童日报，《我的报纸》和《我们的旗帜》。上小学时，我总是激动不安地等待着后者，满心喜悦地阅读；看来那份报纸编辑得很好，因为总能说些让男孩子们感兴趣的话，不抱明确的意图，不用说教的口吻，读来有趣，寓教于乐。
每过一段时间，玻璃门的多层橱柜里就堆满了书。被寄来“敬请审阅”的那些书，大多数时候都被忘了寄回去，只到年底才跟书商结账，家人并不太计较为几十本放在大书橱底层从未翻过、落满灰尘的书付账。“藏书”的内容应分为两部分：一大半是经纪人卖给他们的，只有一小部分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兴趣和好奇心挑选的。书橱里摆得最多的是《米克萨特全集》和全套的约卡伊[52]作品。那是一套精装的纪念版，一百部的约卡伊小说逐渐变少，因为每到学年末，当我们到弗尔伽什大街的旧书店卖已经没用的旧课本时，旧书店老板会掏五十克拉伊卡收购一本约卡伊小说，他对其他的世界名著也同样不敬。我们之所以将约卡伊的书拎到旧书店去，并非出于轻率或贪欲——就拿卖《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或《一位匈牙利富豪》来说，我下了好些年的决心，确实出于需要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旧书店老板对约卡伊小说的每日浮动价格了如指掌。有一些杰作，譬如《新领主》、《金人》，尤其是《心灵教练》，在旧书店老板书价单上的标价始终雷打不动，不管什么时候它们都值五十克拉伊卡；《囚徒拉比》最多能值十八克拉伊卡，《政治时髦》仅值十二克拉伊卡，《十日谈》人家根本就不买。他不太想收购特莫凯尼、伽尔东尼[53]、黑尔采格的书，甚至对米克萨特也不怎么感兴趣。因此，我不得不将我喜欢的约卡伊小说拿出去卖——我们家很重视生日和命名日，家人从来不会忘记在这样的日子里互赠礼物；我由于没钱，又不喜欢勤工俭学，不得不在生日或圣诞节前从父亲的藏书里挑几本卖，免得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两手空空。说白了，我偷窃父亲的藏书，然后用卖赃物换来的钱买回各种各样别致的礼品送给我爱的人们。意图高尚并不能改变野蛮的现实，我跟朋友们一起从我父亲的藏书里偷出约卡伊，毫无疑问，那位戴着黑帽子、蓄了大胡子的书贩清楚地知道，八岁、十岁的孩子不可能通过正经渠道搞到《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等到我读高中时，那套纪念版的约卡伊全集已经没剩下几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