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有作者签名的紫红色仿古封面上印着烫金书名的“匈牙利杰出作家”丛书占据了长长的书架。选集中万一缺少的，可以在“杰出作家插图版文库”里找到，那套书设计得格外华丽，封面上印有作者浮雕式的烫金头像，并且饰有紫罗兰叶的花纹，书里还有与文字相配的插图。那些插图是为了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用简练的手法刻画出诗人描述的或只能幻想的场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列维斯基·久拉的“作品全集”里——所谓全集只是一本很薄的册子——有一幅题为“乞丐歌手”的诗歌插图，画中的歌手是一位盲人，一位留着长胡子的老朽，坐在石头院墙的墙根下弹竖琴。每当我翻到这一页插图，每当我读那首幼稚而悲伤的诗歌时都会流泪。我至今能清晰地看到那些书的颜色：“经典小说书库”的翠绿色，科舒特《流亡文集》的棕黄色，黑尔贝特·斯潘塞尔作品的浅蓝色，布列穆《动物世界》的深褐色。还有豪华版的科学知识丛书，其中有一本的书名是《人类、地球和宇宙》——特别是最后一本非常吸引我的注意力，在我看来，作者和出版商能够在那个年代搜集到如此之多关于宇宙的或宏观或微观的具体问题并统统装进一部书里，实在是一桩勇敢的事。我记得还有一本很大很厚、用真宝石和金属片装饰封面的“珍藏版”，图文并茂地讲述阿尔帕德大公等人率领部落进入喀尔巴阡山盆地。能把这样一部恐怖的巨书走私到我们家的肯定是一位聪明的书商。托特·贝拉[54]的文集《口口相传》和《匈牙利奇闻集粹》；黑尔采格和特莫凯尼的几本书，《凯梅尼的崇拜者们》和《苦涩时光》等；书橱里还有奥朗尼[55]、沃洛什马蒂[56]、裴多菲的几部旧版诗集和佩卡尔的一本书名为“多多中尉”的长篇小说。第一本在书架上获得公民权的“现代”书，是莫利茨[57]的《沙金》。那时候，我父亲热衷于读匈牙利传统作家的作品，比方说，他晚上会读一本柯尔切伊[58]、卡辛茨，甚至戈瓦达尼[59]的书。后来，我把一些“轻松”的作品带回家，卡林迪[60]的讽刺文学大受欢迎，大部分作者他们没听说过——他们读拉克希的评论时才发现了阿迪[61]，只是在文学政治的辩论中听人提到科斯托拉尼[62]和鲍彼茨[63]——不过他们很爱看讽刺插图。“他们这样写作”，这是他们的口头语。卡林迪的名著就以这种直接的方式使当代文学大受欢迎。
每个星期一，都会有一个浑身酒气的驼背男人来我们家，背上扛着一只皮袋子，袋子里装着《托尔纳环球报》、《新时光》、《威尔哈根与克拉辛斯月刊》等国内外文学报刊，应有尽有。“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嘴里哼着歌曲跨上台阶，既兴奋，又痛苦，仿佛《家庭主妇》的到来是一桩意义非同小可的大事。我们心情激动地等待着。他给我们的乡下生活带来了“文学”和“文化”。我有二十年没再见到这位送报人。二十年后，我有一次进城时与他偶然相遇，我的童年记忆也被突然唤醒，他在街上叫住我，用熟悉的眼神打量我，然后用手捂着嘴巴跟我亲热地耳语说：“我在城里传送了三十年的文化；您知道，结果怎样？我掉进了臭水沟。”他无奈地挥了下手，随后把我丢在街角。经过追问，我得知这个可悲的消息是真的；由于喝多了，他背着“文化”一头栽进了臭水沟，差一点被淹死。这是一个粗鄙的念头，但我还是觉得，一个市民文化的热心传播者，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宿命。
9
用人们睡在厨房里。不管家里的房子有多宽敞，毕竟不同于乡下那种少说也会有十几个房间的老式家宅。厨娘和女仆都睡在厨房，她们从早到晚都在那里做饭洗碗。清晨，她们在厨房的水龙头前洗漱，刷锅水和脏水全都流进下水道。因此，在绝大多数市民家庭的厨房内，无论白天怎么通风，多少都会散发些臭味。尽管厨房里腌臜不堪，但是谁都不会抱怨，既然社会做出了这样的安排。老爷们住在五间、八间或十间屋里，房间内有钢琴、青铜摆件、蕾丝窗帘，立橱里摆满了书籍、银器和瓷器，所有的一切都熠熠闪光，一尘不染，女佣们从早到晚在房间里擦拭，用鸡毛掸子驱赶“细菌”，干净的桌子上铺着桌布，端上的饭菜色香味美，简直称得上是艺术品——但是，用人们一辈子都只能在厨房的蒸汽中遭烟熏火烤，衰老萎缩，她们身上的汗味儿跟稍后摆到“老爷家”餐桌上食物的热气和香味混在了一起。这个情况没有人过问。女佣们的“社会地位”在世纪初逐渐市民化了的匈牙利家庭里格外特殊。她们并不属于“无产阶级”——在当时，这个词只限于在党部内使用——女佣们不是“有自我意识的产业工人”，她们对世界局势所知甚少。她们只是用人而已。她们挣的钱极少，比任何一名产业工人挣的都少，地位也更卑微；她们受到的压榨要比临时工更甚，只要稍加顶嘴，就会被开掉；即使她们在一个地方工作了二十年，也能被主人提前两周通知而遭到解聘。不过，她们“什么都有”，正如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们常说的那样，她们“有吃有住”，还想要什么？她们的住处是一只摆在厨房内带抽屉的木箱，箱子里装着红色或条纹图案的“用人床具”——夜里，她们打开箱盖，拽出下面的抽屉，女佣们就睡在抽屉里——营养质量因家庭而异，不过在迦南战役之前，大多数匈牙利家庭给女佣的饮食相当丰盛，她们可以吃盘子里剩下的、被允许吃的肉块，每天有定量的面包、牛奶和咖啡，并且配给限量的糖块。大多数家庭的“储藏间”都上着锁。用人一旦被开除，女主人会在最后一刻检查被扫地出门者的行李，并毫不含糊地予以搜身，她们仔细翻查用人打在包裹里的物品，看看有没有浴巾或银勺，因为俗话说，“所有的用人都是小偷”。即便“下岗者”已在这个家庭侍奉了几十年，平时连一根针都没有丢过，即便女主人颇有良心，但也会例行公事地进行这种搜身。对于这种侮辱人的搜身，用人们自己也不抗议，她们觉得这很自然。当女主人怀疑“雇来的敌人”有偷窃嫌疑，她们的判断也大多正确——用人们喜欢偷东西，她们主要偷手帕、丝袜和毛巾。“雇来的敌人”会惹出无数的麻烦。我的童年时代充满了关于女佣悲剧的记忆。厨娘们一般都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朗姆酒，她们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想在酒精的微醺中忘掉自己的现实处境，“她们拥有一切生活所需之物”，首先有吃有住。年轻的女佣爱追男人，经常追得五迷三道，她们难以让人信任，尤其是以“放浪不羁”出名的斯洛伐克女佣。用人在家庭里的地位始终很低下，但是在过去，她们多少也算作家庭成员。她们为老爷、太太们服务，没日没夜地干活儿，挣钱很少，甚至根本不挣，不过，她们确实被视作家人，老了也能够得到赡养。过去的老爷们虽然威胁并惩罚用人，扇她们的耳光，掌握她们的生死大权，但会让她们住在门房养老。她们一旦被允许结婚（当然，这种事需要费一些周折），有可能跟丈夫一起被家庭接纳。总而言之，她们被视为家庭中一位地位卑微的远亲。但是在市民家庭里，用人不是家庭成员。主人对用人态度恶劣，对她们缺少社会责任感。女佣一旦老了，丧失了劳动能力，通常会不由分说地被辞掉，仅仅由于她们“让人厌烦”。
在这个变化了的世界里，市民家庭的女主人抱怨用人是“白眼狼”，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想来，无论女佣做得多好，她们都不再“依附”于女主人，不再跟“给她们一口饭吃”的家庭生死与共，因为她们一旦年老体衰，一旦因为什么事情惹恼了主人，马上就可能被踢出家门。无论主人用怎样和蔼的语调跟她们讲话，“雇来的敌人”都心怀疑虑，不相信自己能在市民家庭里待长久。她们嗜酒，追男人，偷方糖和毛巾，通过各种蠢事给女主人留下了恶劣印象，逐渐形成了公众观念中的“女佣族”。人们对女佣以“你”相称[64]，年轻的女佣吻男主人的手，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对美好、和睦、传统的等级世界的纪念，人们已丧失了那个世界相对人性的、“保护人”式的责任感。恐怕只有在千分之一的市民家庭里，能有劳碌了一辈子的老女佣。我们家的用人也经常更换，陌生人的面孔如同走马灯。厨房里住了两位用人，一位是年龄较大的胖厨娘，一位是归厨娘管的年轻女佣。家庭教师睡在厨房隔壁的小屋里，她们大多是来自摩拉维亚地区或西里西亚[65]的“女士”，她们教孩子们学德语单词。当然，这些女士也做一些家务，打扫自己的卧室，整理孩子的房间，熨烫衣物，缝缝补补，但她们很留意自己与用人之间的社会区别，尽管她们大多也是农民出身。中午和晚上，她们跟全家人一起用餐，但并不参与家人的聊天；饭桌上，她们只能用皱眉和无声的手势提醒我们，因为我母亲不喜欢她们在有我父亲在场时开口讲话。
孩子们跟用人的关系通常不错，当然是在“成年人”和“老爷们”的世界之外，从某种程度讲，他们处于同一个社会阶层。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我们对用人有礼貌，不准我们提出额外要求，要我们格外注意，哪怕给她们添了一点麻烦，都应该礼貌地道歉。我父亲搬到这套宽敞的公寓，搬进这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厨房旁边有一个带拱圈的大房间供用人们居住；但我并不相信，在这座城里还会有哪个家庭为用人们提供单独的房间。那些金发、长辫的可爱女仆，又浮现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她们都是十五到十七岁的斯洛伐克姑娘，来自周边的乡村，看上去壮实得像小奶牛。她们穿着毡靴来上班，更穷的则穿着旧布鞋，肩上扛着一包没用的破烂，带着一套换洗的内衣、一本祈祷经文和一幅圣像画。她们这么来的，也是这么走的，没有姓名，没有个性，像是来自同一个大家族的多胞胎姊妹。我想不起她们单个的面孔，但是能够看见她们，衣衫褴褛，流着鼻涕。在冬季涨水的时节，她们来自某个被大雪覆盖的小村庄，来自卡维查恩或米斯洛卡，来自农家的土坯房，那里人不到圣诞节就已经吃光了米糠面包，于是将女孩们送到城里工作。这些女孩的月工资只有四或五福林，而且那也只是在工作了好几个月之后，这时她们已经长了一些经验，不再像刚到时那样地笨手笨脚。“偷懒”是不行的，每个用人一个月只能出门一次，顶多两次。她们在星期日下午离开几个小时——四点钟洗刷完毕，五点钟换好衣服，七点半就得回到家里。1876年颁布的《关于用人与主人之间关系规定的第十三道法令》至今生效，印在《用人手册》的第三页，其中规定“用人……从开始工作之日起，成为雇主家庭中的一员”——但实际上这条毫无实效。这项管理条例中所规定的主人和用人的权利与义务，确定了他们之间相当不平等的关系。比方说，“如果用人在工作中违规，主人可以向法律部门起诉”；还有，“如果主人产生疑心，可以在用人在场的情况下检查用人放在主人家的箱子、衣物及所有物品”——主人们经常利用这条法令。法令中的第四十五条规定说得更加直接，“用人必须尊重、服从主人的指令，不能将主人的言行视为对自己尊严的伤害”，换句话说，主人可以训斥用人，可以把用人骂得粪土不如，但用人不能认为那是对自己尊严的伤害。在市民家庭里，用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跟主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厨娘们到了更年期或变成酒鬼后，有时会随手抄起菜刀跟性格暴烈的年轻女佣打成一团；通常来讲，很少有女佣能在一个地方待到一年以上。除了女佣之外，家里还经常有洗衣妇、熨衣妇和裁缝出入，这些外围的女工通常打扮成小妇人模样，对那些情窦初开、躁亢不安的男孩子有着致命的诱惑力。许多市民家庭都期望能雇到来自乡村的年轻女佣，帮助少爷们度过难挨的青春期，为他们提供身体上的私密服务。我经常听到有的父母满意地说，终于为青春期的儿子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年轻女仆，因为这些姑娘毕竟比男孩们为解决生理性的首要需求常去找的那些女人要“健康一些”。女佣如果怀上少爷的孩子，会立即被赶出家门。有钱的祖父会带着某种轻浮、欣悦的自豪感，代乳臭未干的孩子父亲支付每月八到十福林的抚养费。这个早已约定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