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一种既谦逊又热情的方式欢迎了我。在随意讨论了一些话题之后，最终他把话锋转到了国共两党关系上，他表示可以通过拟定一个方案来让两党在战后继续合作。他感到，这个世界的和平只有侵略被阻止后才有希望。他再三地强调，中国正在为东亚的民主进程而战。
谈话快结束时，他用英语跟我说了几句话，虽然说的有些磕绊，但是我能看出他是懂英语的。事实上，1920年时他曾前往美国西北的一所大学短暂学习过一年半的时间。
洛甫对于拍照有着深深的抵触情绪。我给其他的几位领导人都拍摄了单人照片，但是因为他的坚持，我最终也没有拍成。
回到了旅馆，我看到有五个年轻人在等着我。他们带着毛泽东的便条来，表达了希望可以陪同我一起上路的意愿。一想到要对这五个年轻人的安全负责，我就感到有些头疼——他们的随军经验几乎为零。但是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我跟他们建议可否只带两个或三个上路。但是他们表示不行，他们是一个整体，全去或是全不去，不能被拆散。
他们的长相很俊，都是二十一岁到二十七岁的年纪。欧阳是个编剧，小刘是写小说的，小金是个记者，林山是个诗人，同时也是这五个人当中最年轻的，汪洋是个摄影师。他们中的有些人在为纪念故于1936年的杰出的自由作家鲁迅先生而设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接受过教育。我喜欢他们的精神、他们蓬勃的朝气和誓为祖国做奉献的决心。他们的目标是沿途收集一些在以后用的上的材料，每个人都用自己最擅长的方法去鼓舞人们做出最大的努力。
我越想就越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些鼓励。除此之外，能跟这样一群出色的年轻人同行，我的旅程也将会很愉快，他们教给我的关于目前中国进步运动的近况也有很多。
“好的，”我说，“我们一起走吧。”
他们欣喜若狂。我们兴奋地猜想着到了绥远之后可以走的路线，得出结论后，我们去了一家餐馆点了八宝饭来庆祝此行。
欧阳曾经在上海上过学，英语说得很流利。
“刘同志是我们的领导。”他说，“但是此趟旅程我们要跟随您，希望您能纠正我们的错误。”
这样的态度使我回想起了八路军。欧阳估计着毛泽东会派一辆卡车送我们去榆林，这样会节省大概一百五十英里的步行路程，大大加快我们的速度。
第二天我再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确定将会派一辆卡车给我们。大雨把路冲毁了，目前正在修，大概两天就能够修好。
那天下午肖劲光来看望了我。肖同志是八路军后方负责保卫黄河防线的指挥官。
这是个身高体健的充满活力的大块头，因为腿长总是跟不上身体的节奏，导致了他走路时总有点前倾。他在莫斯科的红军学院待过几年，被人们看作是一位很有决断力的人。
他说，黄河对于任何一支想要从山西入侵到陕西的军队来说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更何况黄河西岸还有好几支劲旅守卫。迄今为止，日军还没有一支部队能够渡河。即便是他们成功渡了河，陕西黄土高原的崎岖地形适于进行游击战，这种战术只有用压倒性的兵力才能抵御得住。肖同志对此充满信心。
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再次检查了我的装备，把一些非必要的东西捡了出来。在山西时用的睡袋现在给我造成了一些困扰，尤其是在驮行李的牲畜穿过山中峡谷的窄路时常常引起不便。于是我把宿营用的行李减少到只有两床被子（绥远的气温依然很冷），我把它们卷进了油布防潮。换洗的衣物和多余的鞋子，还有我的几本书放在了登山包里。第三个包里放着我的洗脸盆、茶壶和碗。我打算自己随身背着一个帆布包，用来装我的摄像器材（冲洗和未冲洗过的胶卷）、笔记、日记和地图。我必需要确认这些有可能使我的美国上司陷入两难境地的东西不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只要我全心全意地相信中国人，听从他们的安排，我被俘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最后，我在腰间那条特制的腰带上别了一个茶杯、照相机套、指南针和军刀。筷子则放在了衬衣的口袋里。
明显区别于冬天旅行时我穿的皮大衣，现在我身上是卡其布的衬衫和裤子，头上戴着一顶遮阳帽。我最爱的仍是那双合成鞋跟的系带高筒靴，他们穿起来非常舒适，在走石子路时也比皮跟能更好地保护我的脚，而且经久耐穿。为了能够偶尔替换，我还带了一双宽头鞋和一副绑腿。
在冬季的旅行时，我只带了四本书：陪伴我多年的埃莫森的《论文》，两本英国的三便士图书：《地理概述》和《法律基本知识》，还有一本1937年9月出版的《读者》的复印本。在汉口时我又买了三套作品集。
在山西时，八路军给人民灌输的学说同基督教义的相似之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准备此趟旅程时，我特意挑选了一本袖珍版本的《新约》，打算系统阅读一遍四卷福音，好好将其与八路军中盛行的学说做个比较。除此之外，我还带上了《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和《名诗一百零一首》。
5月15日，我们在旅馆大厅集合，把不多的行李装到了卡车上。一大群学生出来为这五个学生送行。简·伊万正要前往去榆林路上的清涧医院，也将与我们同行一段路。一队士兵会护送我们这些人。
热情热切的学生们看起来是这个地方精神的象征——就是那给这个古老的文化遗产中注入了新鲜血液的精神。不久他们就将踏上征途，面临险峻的道德上的考验，并将自己奉献给祖国。而这些道德上的原则则是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也许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自我牺牲。
“走吧，”卡车司机喊道。我们在这个熟悉的短语的催促下爬上了卡车。马达发动了，学生们最后大喊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着口号声，我们又一次上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