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被子上有他的味道，我沉溺其中，冷不丁的，萌发出了一个“嫁给他”的念头。这念头让我自己很受震动。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对一个男人产生“嫁给他”的念头。我为这个“第一次”暗自激动，任思绪胡乱联想出很多画面，甚至连婚礼致辞都在脑海中打了一遍草稿。那些画面一个又一个倾泻而来，像一个旋涡，边缘越来越大，我则越陷越深。所谓白日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许友伦离开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回来，他带回来很多东西，除了各种品牌的卫生棉和止痛药，还有打包回来的食物。
“跑去京广帮你买了乌鸡汤，这种时候你要好好补补哦。”说完他进厨房拿碗盛汤。
许友伦从小住过寄宿学校，后来又留学多年，家里又有妈妈跟姐姐，所以他很会安排日常生活，且很爱进厨房。他给我的照顾也是出于一部分的本能和教育，而我，一个没怎么被照顾过的人，夸大了照顾中的情分，用它助长了幻想。
等许友伦端着热汤一勺一勺喂我喂掉半碗的时候，我说了类似以下这种内容的一句话：“女人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给她一点点疼爱，她就愿意把后半辈子都给你。”
我自己说出来的时候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乌鸡汤从我的嘴里进入食道，在路过心房的时候沾染了一点儿心里漾出来的酸，我就由着性子让沾了酸气的感慨脱口而出。
“简单？”许友伦笑说，“我看这应该叫作不简单吧。”
我期许肉麻回应的心情落空，又喝了一口他送到嘴边的汤，追问他：“你懂我的心吗？”
《红楼梦》里不都是这么写的吗？
宝玉对黛玉说：“你放心。”
黛玉明知故问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这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
宝玉又说：“好妹妹，你别哄我。果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
然后黛玉就感到“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
以上就是我自小的爱情样板，若不按这个顺序演，我就不会接戏了。
亦舒说，女人只有两种，一种看《红楼梦》，一种打麻将。
我很不幸，不仅看《红楼梦》，还把《红楼梦》当作“生活指南”，在一个全民“打麻将”的时代，注定要头破血流。
许友伦没有看过《红楼梦》，更不可能拿它当“生活指南”，他对不上我的台词，收起笑，务实地说：“快喝汤吧，要冷了。”
我不识相，一意孤行道：“你干吗一直让我喝汤，我没有在说汤，你明白我吗？”
“明白，明白。”他敷衍。
“那你说说，你明白的是什么？”我追问。
“你先把汤喝完，乖啦！”他努力。
“我都说了我没有在说汤啊！”我略失控地提高嗓门。
“那你要说什么呢？”他被我的无名火耗去些耐心，也提高了嗓门。
“你不是说你明白吗？”我发脾气了。
“我整个上午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吃，忙来忙去伺候你，你还要我明白什么？”
他说完把汤碗哐地丢在桌子上，站起来抽了一支烟。
我们僵持了不到一分钟，许友伦先试图示好，重新坐到我身边，端起汤继续送到我面前：
“好啦好啦，我知道啦，你生理期嘛，心情不好咯，乖，先喝汤，喝完我哄你……”
我还在自己的梦里，忘记现实地随口嚷出一句：
“这跟生理期有什么关系啊！”
“……”
许友伦终于放弃努力，也放弃喂我喝汤，他再次把碗放下。
停了停，他冷冷地转头问我：“小枝，你告诉我，你要我明白什么？”
我的白日梦破碎，不甘，硬撑道：“既然你连这个都不明白，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种对话没法进行下去，我们沉默了半天，许友伦电话响了，他接听之后对我说：“有朋友约我去练习场打球，最近球场都开了，我想去见见球友。”
临走，他又把糖盒递给我，说：“你吃点儿巧克力，心情会好一点儿，乖。”
他走后，我哭了好久。
他并没有辜负我什么，是我预支了太多期待。
那天他回来之后我们就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我问他打球的情况，他告诉我打球的情况。我们聊得兴高采烈，假得都听得出字跟字之间干涩的裂纹。
到了晚上，许友伦洗澡的时候我佯装睡着。等他上了床，关了灯，到了男女之间最微妙的床笫时分。我听得出他醒着，就像他也听得出我醒着。他好像思考了很久，才靠近我，从后面抱住我，一只手放在我的小腹上，问：“还会不会痛？”
我轻声答道：“没事了。”
他又把我抱紧了些，叹了口气说：“小枝，我明白。”
我的心脏瞬间停止跳动。
“唉，”他长叹一口气，接着说，“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可你知道吗，其实，任何人，要接手另一个人的后半生，都是蛮大的工程，坦白说，我还没想过。”
那一瞬，我甚至希望我的心脏干脆就不要再跳了。
“不过。”他又说。
“妈呀，还好有‘不过’。”我的内心被救醒，暗自庆幸。
“不过，未来都是未知的，如果有缘分，什么也都有可能，我只是不想讲大话。我们慢慢来，顺其自然好吗？”
我白天突发的白日梦，终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彻底醒来。
那之后我们像被重启一样，有一两个星期相当相敬如宾。
我们除了保留一部分二人世界外，也分头尽可能地约见在SARS期间失散了的朋友。那阵子Chloe刚好约了人去丽江，我就隔天回她的住处，保持着和许友伦之间的距离与冷静，以及，由距离冷静再塑出的互相尊重。
有一天，我在三联书店耗了一整天，晚上回来，站在院子里犹豫了一阵。
不知道什么花，在晚上静静地开了，满院子无私的香，很淡，可是很确定。我忽然好像受到花香的启示，心想，一朵花开，即使没有结果，它还是给路过它的人无私奉献了全部温存的气味。花从没有想过要把自己托付给谁，它美丽的真谛，恰恰在于没有要求。
想到这儿，我怀着自我教育后的温柔，去了许友伦那儿。
我进门时许友伦正坐在沙发上擦药膏。
他那阵子脚上真菌感染，长了癣，自己相当紧张。
看到我进来，他赶紧把药收起来。我边跟他热烈地问好，边进洗手间快速洗了手，然后走过去坐在他旁边，不由分说地把他的脚扳过来放在我腿上，然后强行夺过药帮他抹。
“会传染啦，傻瓜！”
“你再说一次！”
“说什么？”
“说‘傻瓜’。我好喜欢你叫我‘傻瓜’！”
他笑笑，欠身伸手摸着我的脸，速度放慢了一倍，说：“傻瓜。”
我哼着歌帮他仔细地擦药，心满意足地感觉他的腿慢慢在我手里放松下来。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哼着歌。
鉴于上一次不良的表白，我没告诉他，那是我第一次亲近地握着一个男人的脚，且是一只正被真菌占领的脚。
但，的确没有任何勉强，在那一刻，我的手对他的脚，是出于由衷的爱护。
过了好一阵，许友伦问：“小枝，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我认真细致地处理着他的脚癣，继续小声哼歌，微笑不语。
他又道：“我又不是帅哥，又没什么钱，又不懂浪漫，脚又长癣。唉，你究竟喜欢我些什么？”
我没回答，盯着他的脚癣问：“我问你，为什么，这个，叫作‘香港脚’？”
“哪有，这个才不是，只是普通真菌感染，哪有那么严重！”
“我就是想知道嘛，为什么那种叫‘香港脚’？”
“很多都没理由的。那你知不知，为什么全世界球迷都叫国际米兰‘表妹’？”
“为什么？”
“我忽然不想讲了。”
“为什么？”
“因为，你握着我脚的样子好性感。”
我被他说得有点儿意乱情迷，赶紧拍拍他的脚底，掩饰着大声说：
“药擦好了，大佬。”
“你也再说一遍。”
“什么？”
“‘大佬’咯！”
“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让你讲就讲咯。”他故意嗔怪。
“哦，大佬！”我心情好，用从港剧里学来的口音，做小女人状配合他。
“傻瓜！”
“大佬！”
“傻瓜，快过来给我抱抱。”
……
那是一次温暖的和好。多年之后，当回忆起那个情景，我生出一个感悟，我们常常说“温柔”，所以，“温柔”到底是什么？或许，接纳就是最好的温柔。接纳口音，接纳脚癣，接纳每个人不同的恋爱进度，接纳一个人身体的变化，接纳一个人固执地生活在他自己的节奏里。
不论男女，都会令人变得温柔。接纳的基础又来自敏感的察觉。人们常常只有在困境或逆境时才敏感于察觉，在顺境中则容易麻木。足够敏感的人不会让两人之间的距离演变成鸿沟，不够敏感的人，就有可能让起初只是不一致的错落，渐渐变成无法挽回的各奔西东。
所以，情商是什么？或许，情商就是适当的时候，对别人的敏感超过对自己。
一个人的情商总是跟自我呈反比，情商越高的人越懂得控制“自我”。
显然，我的情商低下。
在我们第一次争吵又第一次和好的两三个星期之后，我的敏感消失在那一阵子平顺的日子里，我们俩的“自我”，蠢蠢欲动，即将酝酿出又一次轻度的“情变”。
那是个黄昏，我在许友伦的住处，我们又一次为决定不了晚饭吃什么而陷入沉默。
我们各自的提议都被对方一一否决，就在许友伦开始躁动的时候，我文艺病不定期发作，不合时宜地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你爱我吗？”
许友伦听我问这句，猛地一回头，瞪着我问：“你说什么？”
我被他回头的速度吓住，僵在那儿。
他长吁一口气站起来，边走向门口边抱怨道：“天黑了不懂得要开灯的吗，什么都要我做！”然后噼里啪啦地把客厅里的几个灯都打开。我尴尬又痛苦地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他瞄了我一眼就扭身去阳台抽烟了。我从他的背影看到他强忍着才没说出口的三个字：“神经病。”
我眯着眼睛适应骤然亮起来的环境，适应不了，眼睛一酸，眼泪自动生成。
那确实是我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一个二十几岁的女的，在一个几度夕阳红的天色之下，问她的同居男友：“你爱我吗？”
这个场景放在任何一个爱情小说里都不算坏情节。
许友伦是学金融的，他的世界没有被小说感染太多，对他来说天黑了就要开灯，人饿了就要吃饭，而不是停下来对望和接吻，谁的眼神也不能照明，谁的口水都不能充饥。
我们处在几十平方米的同一空间，却仿佛拥有两种质地不同的灵魂，它们像排异似的，在一个以爱为名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兼容的问题。
许友伦抽完烟回来发现我在掉眼泪，耐着性子过来坐在我旁边，伸手胡乱摸了摸我的头发问：“你也饿了吧，要不要出去吃饭？”我在听到这句话之后甩了甩头，眼泪掉得更密集了。他终于完全失去耐心，“嗖”地站起来，开始大声讲广东话，边讲两只手还不停地挥舞着，用肢体语言表达不满的情绪。就算听不懂广东话，也没办法无视他的语气和肢体中大量的不耐烦，九个音节果然比四个音节丰富些，只听见“当哩个当，当个哩个当”，没几个复句之后就把我满脑子塞着的小说画面撕碎成一地鸡毛蒜皮。
我悲伤成怒，冲他嚷说：“干吗啊你，你直接说不爱就好了，既然不爱，有什么不敢承认！有那么为难吗？！”
这种无谓的对话以许友伦摔门而出结束，他临出去之前用最大程度接近标准的普通话狠狠说了句：“你这样我很累，你知道吗？”
我不懂他的累，就像他不了解女人九曲十八弯的委屈。
许友伦走后我连生气带不解地陷入迷局：这“委屈”有那么难理解吗？
一个女人，猜疑身边关系紧密的女性朋友对自己的男朋友产生了暧昧的感情，难道这女的不可以要求男友发誓向她承诺些什么，来平复猜疑给她带来的折磨吗？
况且，即使许友伦跟我已经处于半同居的状态，即使我们的气味里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已融入了对方的气味，他也没有对我说过“我爱你”。
“你为什么不直接讲？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怀疑。”这是许友伦多年之后的说法。那时候，我们相继进入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已具备正常的“听取”能力。
“我就是觉得你那阵子好奇怪，我在你面前总有一种做什么错什么的感觉。”他说。
“那你怎么就不能简单地说你爱我？”我说。
“本来要说，被你一问就说不出了。你就不要问啦，问得我好有压力！”
“我问了你都不说，不问你怎么可能说？”
“这种话当然要主动讲比较自然咯。”
“可你又不主动讲！”
“重点是我根本还来不及主动，你已经问咯！”
“我问因为我不安。”
“你问的结果就是我很有压力。”
“如果我不问你真的会主动说吗？”
“感觉对就一定会咯！”
“什么才是感觉对啊？你重感觉，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觉？”
“有啊，所以才每次都是我迁就你。”
“我怎么觉得是我迁就你呢？”
“是我迁就你啦！”
“明明是我迁就你！”
……
恋爱好像长智齿，有的人一次成功，有的人多少次都不会成功，相同的是每次成长的过程都伴随着挣扎的痛。
对一件事的看待需要不同方式的聚焦。等我经由岁月的摆渡，终于到达对自己能略微客观看待的彼岸，也会嘲笑当初那个扭捏而委屈的自己：
为什么不能用简单陈述句直接说清你的怀疑？除了责怪之外为什么没有试试做任何正向的努力？为什么要挑一个对方饥饿的时候去问什么爱不爱这类伤筋动骨需要体力的问题？
情商低下的女人最常见的病变就是怨。
和许友伦之间磨合得不顺利，刺激出了我很多新生的怨。
由于怨得还不太熟练，表现僵硬。像沙化的土地一样，任何温情的种子在这股僵硬的怨气里都难以存活。
在我逼问许友伦是否爱我的那个黄昏，他没有给任何答案就夺门而出。
两个小时之后他回来，手上拎着一个打包盒，我见他回来就转身进了客房。他也没理会，打开电视玩儿他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