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生长史
在蛇口工业区微波山下，一块上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矗立了二十余年。被誉为中国“改革试管”的蛇口工业区的创建人袁庚在1982年初提出的这句口号，在今天看来已是耳熟能详、平常无奇，当初却极富争议，甚至引来蜚短流长。直到198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蛇口工业区，这一口号才得到了充分肯定。在《春天的故事——深圳创业史》[（1979—2009）（上），徐明天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4月版]中这段小插曲只是一带而过；而在[《袁庚传·改革现场》（1978—1984），涂俏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3月版]里，鲜活的细节让我们手中的历史更为饱满厚实：工业区制作并竖立的这一标语牌其实先后共有三块，但前两块的命运实在不济——第一块问世不过两三天，许多人还没看到，就被当地农民拆掉当柴火烧了；另一块则在针对改革开放的非议日盛、甚至上海某报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时，由袁庚私下授意悄悄拆掉。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对这句口号留下深刻印象。回京后，他在一次中央负责人的会上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蛇口工业区更快，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数月后，在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上，这句口号在上百部彩车中唯一的企业彩车——蛇口工业区的彩车上醒目展现，并从此传遍全国。
关于这句口号的故事看似琐碎，却许是三十年来我们理论与实践的最好象征：先行者遇到的阻力，或来自民智未开之基层，或来自保守恋旧之同侪，或来自深不可测之庙堂；那些曾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思想与做法，往往要等被取得的丰硕成果甚至奇迹所证明，再被来自上层的声音所肯定，才有可能逐渐进入每一个人的心里，成为波澜不惊的常态与共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先行者是寂寞而危险的。
先行者：走在改革的烈日之下
让我们看看袁庚。《袁庚传·改革现场》只涉及1978年至1984年七年时间，但袁庚身上的政治智慧、勇气与谋略、理想与务实、原则性与灵活性等等交杂纠结的诸多方面，却已经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
袁庚是多重角色矛盾统一体：他是“一个习惯于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指示、然后转身发号施令要别人不折不扣地执行的人”，是一个既本着“我们这一辈人要为蛇口的未来负责”的理念而力主让蛇口工业区的老功臣们让位给年轻干部、自己又留下来主持工作的人，是一个要求大家行使自己神圣的民主权利推荐干部、又因为不公布民意测验结果而被指责为“虚假民主”或“压制民主”的人；他一方面认为“深圳特区不宜过大”，另一方面却希望蛇口工业区搞大；一方面批评深圳“卖地”，另一方面又向深圳要地。
这样塑造出的袁庚也许并不是高大全的传统形象，但却因其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而栩栩如生、令人难忘。
让我们看看其他人。《春天的故事》里，我们可以读到通过打听李嘉诚有没有参加国庆典礼来判断社会变化并最终确定创业之心的吴炯声；六十多岁还被委以东湖宾馆中方经理重任、在拿只相当于港方经理八十分之一的工资时仍然敬业清廉的汤年；坐在别人自行车后架上过罗湖关来到深圳市政府要求建设中国第一个住宅小区项目与开办中国第一家合资酒店的港商刘天就；通过卖玉米淘到人生第一桶金的王石和十三岁带着少年的梦想随父母从海南来到深圳的马化腾。
当《袁庚传·改革现场》的叙述戛然而止时，《春天的故事》才渐入佳境，“1984年，成千上万的创业者涌向深圳，那些以后闻名于世的大企业家们行走在烈日下的深圳街头……我们要为这座城市的每一块砖头记下标记，这座城市也不会忘记每一个为它做出过贡献的人”。
袁庚与梁湘：改革的布局与思路
让我们看看这座城市。当《春天的故事》中关于蛇口的篇幅越来越少，当《袁庚传·改革现场》中关于袁庚与梁湘的龃龉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座城市成长路径的不同想象与坚持。
作为深圳改革时期的“并立双雄”，两人既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又是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彼此竞争的绝佳“对手”。但是他们绝非私敌。
在袁庚看来，深圳市既无商业，又无工业，它的财富来源，一是靠“卖地”，二是依赖“贷款”，三是依托中央各部委“对口赏赐”，这三项收入不仅极不可靠而且入不敷出。而袁庚强调工业的思路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或许正确，但在四个经济特区搞活后的全面开放阶段，选择工业、旅游、贸易还是房地产为自己的支柱行业，是各个地区自己的选择，自应在不做偏废的前提下有所强调、有所侧重。正如涂俏采访的蛇口工业区管理干部们所一致认为的，在改革之初没有现成样本的情况下，无疑应允许各地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各不相同。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深圳适时地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工业园的发展，大力引进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一个仅有三百二十七点五平方公里却担负着改革开放排头兵作用的弹丸之地，终于准备让自己的未来站立在第三产业之上，让自己的明天孕发于区域金融中心的定位之中。而从另一个方面说，蛇口工业区并非“飞地”，而只是深圳棋盘上的一枚棋子，但袁庚更多考虑的只是蛇口的特殊性，却从来不站在深圳市一盘棋的角度上看待蛇口。
“深圳是梁湘考虑的事情，而我自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样的想法也同样值得商榷。
是耶非耶，喜耶悲耶，时代双雄和前人今人所思所为的一切，恐怕都要有足够的自信和耐心去等待实践的裁判和历史的追认。
深圳经验：尊重、宽容并总结民间智慧
回顾深圳特区的发展历程，其经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即使是深圳这未必是唯一答案的经验总结，在不少地区的实践中也被进一步误读成政策倾斜、自行摸索、民间无序发展、政府强势介入。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将取得先手的希望寄托在“等靠要”由上至下的政策倾斜、缺乏公民参与和法制基础的“粗放型”改革等发展方式上，而不是踏实地通过苦练内功提升自身竞争力，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思想上尚未脱贫的悲哀，更有可能默认甚至鼓励对特权和特殊利益群体的制度性固化和挟持全民利益。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江湖情结、英雄本色，血液里流淌着野性、血性”；每个江湖里都有人，暗礁卷起的涌流裹挟着人们身不由己。乱世多奸雄，治世多能臣，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则往往是泥沙俱下。“不过我们这个时代，英雄气概的宣泄有了文明的渠道，经商、创业、赚钱的人成了令人羡慕的社会精英。”从无名之辈、草根、草莽、另类、小人物到留名青史之贤、精英、功臣、主流、英雄，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贯穿在整部城市史中，让城市史书写成个人创造历史的过程；三十年间个人的种种勇气、胆魄、智慧、能力以及懦弱、保守、愚蠢、失误，最终构成了中国成长的全部表象与所有内涵。因此，要想取得在中国复杂多样的国情下最具生命力的普适经验，我们无疑应当尊重、宽容并及时总结民间的实践中自然生长的智慧结晶。
这个时代的历史是用什么方式记录着的？它是否珍惜自己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它们背后的中国崛起是过去三十年里世界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成功或失败的中国人与中国城市都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命运与他们发动的革命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进步，他们的光荣与悲剧也就成为了一个国家成长史的一部分。（原刊《新京报》2008年6月21日C06版）
如何找到中国经济新平衡点？
从2010年到2012年，我国的GDP增长速度由百分之十点四快速下滑到百分之七点八。“这是短周期的下行还是长期的趋势性放缓？”要回答这个问题，势必牵涉到应如何判断中长期经济前景。而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让经济与经济学进入了拥有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对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成熟市场经济体熏陶的中国经济学界、金融实务界与政策研究界带来极大冲击。这样的形势，让过去的一些“共识”和“规律”不再可靠和有效，给市场和政策分析带来新的困难和挑战，也促使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时，需要认真反思现有的主流理论和分析框架。
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博士看来，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主流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框架对资产价格的变动及其影响把握得不够，对与资产价格有关但又有所区别的货币信用周期及其影响把握得不够、对人们微观经济行为与宏观经济关系受制度变化的影响把握得不够，因而“丧失其作为分析工具和政策参考的价值”。
有鉴于此，彭文生博士将过去发表的数篇有关中国经济中长期走势的专题报告整理成《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4月版）一书，通过提供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一种系统性分析角度，探究当前市场和公共政策关注的热点问题，希望“对读者理解我国经济当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由此引申的结构改革的着力点有些许帮助”。
制度变迁和政策演变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是贯穿全书分析的两条主线。彭文生认为，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通过资产价格、货币信用等渠道对储蓄、消费、投资和供给等宏观经济范畴产生非线性的、不均匀的、波动性大的影响，是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货币环境、通胀趋势、房地产价格、人民币汇率和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诸多方面发生重要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制度变革深入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结构，而包括利率管制、资本账户管制、汇率制度、财税体制、城镇化中的户籍及公共服务安排、土地制度等重大领域的制度安排，同样决定了结构改革的方向、宏观经济的具体走向，以及驱动未来发展的力量和风险点。
彭文生指出，过去三十多年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我国经济增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初和二十一世纪初有过三次明显的加速期，这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和劳动力转移、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加入世贸组织与全球化竞争等三次大的体制改革是分不开的。但是，随着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的充分释放、城乡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减小、快速上升的房地产价格持续挤压实体经济、环境和资源的压力不断加大，全要素生产率与潜在增长率正在悄然下降。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长周期放缓阶段，而“过度稳定的短期增长可能积累长期的结构性风险”。
彭文生强调，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存量增长放缓的态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用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来削弱体制性束缚与障碍，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最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此，需要结构改革和公共政策在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上一代与下一代、金融与实体、供给与需求等方面取得平衡，把降低贫富差距放在相对突出的地位，改善要素分配，调节禀赋差异，纠正公共部门的“越位”和“缺位”，尽快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促进生育率提高，关注代际的收入转移问题，在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化的同时，将控制房地产泡沫、管理信用扩张带来的风险作为平衡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着力点。
在现有卖方研究的转型背景下，在整个证券行业的变革期中，券商研究所如果能不拘泥于现有的证券定价、风险管理、产品开发、趋势分析等研究领域，也不局限在为公司和行业提供指向、为监管层和决策层出台改革与创新政策提供参考，而是在政策研究、宏观研究与纵向研究等方面有所着力，抓准要害，理顺脉络，廓清争议，搭建框架，真正提供严谨、细致、深入而又有大局观、大视野、大胸怀的分析与研究，这不但是专业水平与职业能力的反映，更是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体现。（原刊《中国证券报》2013年6月8日A08版）
老面种发不出全新面团
为什么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金融领域的压抑和所有制歧视现象依然严重？为什么广受诟病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迟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为什么当民营经济的投资渠道在不断地被堵塞时，要素市场的行政垄断表现出有增无减的态势？为什么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
在西北大学经济学系刘瑞明博士（《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理论和中国的经验证据》，刘瑞明著，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看来，这些看似并不相关的现象、这些研究者梦想解决的谜题，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通过构建联系实际、反映现实的理论模型，并使用计量经济学加以实证检验，试图为理解和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提供逻辑一致的解释。刘博士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在整个改革的核心位置。从既有的学术研究看，虽然对国有企业为什么效率低下的原因多有争议，但是国有企业的相对效率低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