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学者在十数年前已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占据了三分之二的中国工业资本和百分之七十的银行贷款，但其产出只占工业总产出的一半。大量学术文献也表明，无论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在增长、增长得是快是慢，事实上都慢于其他所有制企业。而根据经济学家白聚山等人的研究，只有当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以市场为导向时，生产率的增长才会很好地反映福利的改善，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这些前提条件对于国有企业能否成立，恰恰值得怀疑。于是，正如林毅夫等学者早在十年前已发现的那样，“国有企业部门规模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
刘博士就此提出自己的论点：“国有企业拖累了经济增长”。这种拖累不仅仅像传统观点所强调的那样，表现在国有企业本身的微观效率损失；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本身的低效率会拖慢民营企业的发展，扭曲国民经济，最终带来进一步的宏观效率损失。传统观点仅仅强调了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中归属国企本身的效率损失，却忽略了由这种效率损失进一步带来的其他效率损失。刘博士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挖掘国企导致的宏观效率损失，探究国有企业拖累经济增长的可能途径。
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的存亡取决于其是否能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获胜、生存并盈利。那么，为什么大量效率低下、本应遭到淘汰的国有企业依然能够长期存在？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指出了其中一个原因，即亏损的国有企业依靠政府的直接补贴救助来存活。林毅夫等学者则进一步提出，在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国有企业的救助手段表现出多样性，维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限制市场进入以获取垄断利润，实际上也是以损失社会效率为代价向国企提供的“隐性补贴”。
以上显性或隐性的补贴方式，都需要由非国有部门和人民来负担和最终买单，因此构成了额外的“综合赋税”和效率损失。
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拖累还不仅止于此。软预算约束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受到保护，损害市场竞争；软预算约束会诱发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让国企选择较低的努力水平；低效率的国企向银行借钱，形成大量金融呆坏账；一个地区的国有企业比重决定了需要保护的国企数量多少、对外来企业施加进入壁垒的高低，进而决定了市场分割程度的大小，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方，地方政府很可能出台种种措施对地方国企实行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削弱了整合市场可能带来的收益；政府通过加大上游要素市场的垄断力量和加成定价来补贴国有企业，形成“上游要素市场垄断，下游产品市场竞争”的格局……
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现象，可谓集中表现了国有企业带来的第二层效率损失。中国长期远低于市场利率的官方利率、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以及高准入门槛，都体现出极为强烈的金融压抑特征；与此同时，作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非国有部门在金融信贷方面却面临着种种歧视——虽然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百分之七十，但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百分之二十。正因为要维持大量无效率的国有企业继续生存，国家才不得不长期采取了具有偏向性的、损害效率的金融压抑、所有制歧视和效率误配政策。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对于金融体制的改革屡屡不得其力，为什么民间金融一直受到禁止而不能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其应有之力，为什么民营经济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一直难以营造”。所有这些，都和庞大的国有经济规模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
吊诡的是，刘博士的实证研究指出，恰恰是因为国有企业获得的部分贷款通过一定途径“漏损”到民营企业，以及得益于长期以来未得正名的民间金融的快速成长，这种金融体制才未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更大的拖累效应。
刘博士研究的政策含义其实非常鲜明：“要想实现健康快速的经济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国企改革。而且，从我们的角度看，进行国企改革不仅仅只是起到效率提升的作用，而是通过国企改革带动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刘博士乐观地认为，在公平、公正、公开的透明机制下进行国企改革，至少可以为提高国企效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放松金融管制、消除市场分割、削弱要素垄断和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中国顺利实现向成熟市场经济的过渡。
值得注意的是，刘博士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改革思路。鉴于过去三十余年的经验，人们原本以为通过“增量改革”的方式，可以让新增的民营经济“外部”力量整合原有的僵化而缺乏效率的“内部”体制，最终实现市场化。“增量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潜在前提是“存量不会影响增量”。可是，刘博士在研究中所揭示的效率低下的国企拖累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恰恰暗示了存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增量。改革不仅仅要从“增量改革”入手，还要从“存量改革”入手。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如逆水行舟般的改革都可能会不进则退。
一直以来，我们在认识和理解改革时，都着眼于首先将蛋糕做大，而不是拘泥于怎样分好原有的蛋糕。但是，通过刘博士的研究，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原有的存量部分并不应被简单地类比为蛋糕成品，而应该像是有待继续发酵的面团。老面种的大小、品种、成分与风味，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新面团的成长速度、外观、味道与口感。稍不留意，一小块不合格的老面种就有可能毁了被寄予厚望的一整团新面。更重要的是，别指望能从老面种里凭空培养出新的口味，唯一能祈盼的，只能是混杂点新的酵母面种，换一换气候环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与正确的方法。（原刊《南方都市报》2013年5月12日AII-06版）
张维迎的矛盾与迷茫
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得以大幅提高；与此同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和雷区，各种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越发突出。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甚至出现了“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两种针锋相对的判断。
对经济学家张维迎来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潮他都难以认同，因为它们的本质和内核是一样的：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使改革停滞甚至倒退。更准确地说，它们都“过于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过于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过于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
张维迎决定将过去数年里所做的访谈结集为《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中信出版社2012年7月版）一书，帮助理性思考中国过去的改革历程和未来应该选择的改革方向。
在他看来，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目前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说，关键在于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更好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张维迎一直是个不缺乏争议的人物。从1983年因为发表《为钱正名》挨批，到将价格改革和企业家视为市场经济的两大支柱，再到近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官员腐败、权力分配与收入分配、学术改革，他的言论背后的思想路径，其实都不难找到上述主张的痕迹。
张维迎认同采用渐进的、平稳的方法来实现改革、转轨与发展，好比“我们要修路，但是得留出一边的老路可以走，你不能同时把全部路段砍断等修好了再走”。但他更为强调的是改革就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定会按照自身的逻辑走下去”。
如今回首，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而当今中国改革的核心、方向和目标“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法治问题”。只有健全法制，保证产权、保障民主，政府的行为才能规范，市场秩序才能建立，企业家才能获得发展的安全感、创新的动力与成长的恒心，人们才能实现有尊严地生活、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因此，张维迎认为自己研究重点与学术观点的变迁，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张维迎情有独钟的企业家研究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研究的逻辑与思路。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成长，而企业家成长的背后是人们选择和创业的自由，因此他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在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上激发出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他为此特别打过一个比方：企业家和中国丰厚的劳动力资源都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不过“企业家是1，后边跟的0越多，力量就越大，但是没有前面这个1的话，这些0就是没有用的”。
数据显示，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反倒越低。更有意思的是，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张维迎一再强调，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家成长的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一次浪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主要是制造业与商业贸易；第二次浪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重点在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第三次企业家浪潮则发生在2000年前后，互联网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他们是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但是，张维迎指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中国企业家，在市场风险和商业风险之外，还要冒很大的体制风险。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企业家应该做的是技术创新，包括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政府应该做的是体制创新，“结果我们倒过来，中国大量的企业家是做体制创新”。因此，张维迎大声疾呼，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是经济增长的国王，是新时代的英雄，“不是国家一定要给民营企业特殊的优惠，但首先要做到不歧视它”。
张维迎认为，当前存在不少阻碍企业创新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民营企业家群体被妖魔化，在宏观调整中受到损失。这当中有一种无奈与荒诞：民营化本身造就了民营化的障碍。过去发生的民营化并不是因为政府想要民营化，也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信奉民营化，而是因为一些国有企业本身难以维持，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
企业家的微观标本，反映的恰恰是中国的宏观样貌。在放眼中国未来的方向时，张维迎提出，改革虽然按照自己的固有逻辑在前进，但“事实证明，改革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由乐观转向谨慎乐观”，“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变化”。我们必须警惕的并不是市场的失灵，而是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所阻碍，一些传统体制的复活、一些政府政策的失误给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埋下“体制赤字”。
张维迎将中国未来的决定性因素归纳为两点：我们的理念以及我们的领导力。改革前二十年，“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现在“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
他相信，如果对市场的理念、对企业家精神的理念、对开放社会的理念能变成普通大众的理念和领导人的理念，如果这些理念能再次战胜利益，如果领导人掌握了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中国的改革才不会逆转，我们的社会才有美好的未来。
他同样真诚地相信，一个好的政府能给予人民充分的自由，让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发挥，用聪明才智自然会创造出财富，在合作共赢的体制下，“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大家各得其所”。
吊诡的是，张维迎此前一以贯之的逻辑框架在此出现了些许的矛盾与迷茫。他相信改革的逻辑、市场的逻辑有着强大的自发推动力，却又认为“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危机”来触发和推动；他分析“改革与革命的不同就在于它尊重既得利益”，但又未能指出一旦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和阻碍难以消除，僵局将如何打破；他坚持改革要尊重民众的智慧与诉求，要健全法治、确立民主，却又强调最高领导层里“要有一个比较有远见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呼唤强人政治的积极作用；他条分缕析地讲述自己对改革的见解，却又谨慎地宣称“我不擅长解决问题，擅长思考问题，不想去解决问题”，只想把道理讲清楚，而不想提改革方案。
当然，我们不应苛责张维迎的举步维艰。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的矛盾，还是整个国家转型期的矛盾；这不仅仅是他的迷茫，更是整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时代的迷茫。（原刊《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26期）
凡人经济学的趣味
王二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笔下一个外形猥琐、行为怪异、有小幽默和小智慧的虚构人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九十年代读大学的郭凯想象中，“王二是一个没有脸谱的人物”，或许是毫无特色的中年男人，头发渐显稀薄，衣着毫不鲜明，身材微微发福。总之，你不会对王二留下任何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