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郭凯先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供职。作为读书时就闻名于中文网络世界的博客作者，郭凯应邀为《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撰写每周专栏。在他的笔下（《王二的经济学故事》，郭凯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那个面目模糊的王二渐渐有了几十张面孔：他排队待购火车票、卖粮食、买地皮、盖房子、搞装修、去打工、开公司、上三险一金、去香港打酱油……王二，其实就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在叙述完王二的这些故事后，郭凯总是接着分析阐述具体经济问题。他谈的并不是个人的微观经济决策，而是以小见大，针对中国的收入分配与公平、税制、房地产、货币与汇率政策、发展模式乃至政府信用、民粹主义、知识产权、人口问题等热点，“或是表述一个观点，或是澄清一种误解，或是提供一个思维的角度”。虽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故事，前提、假设、逻辑和结论，却也一应俱全。
郭凯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写经济学，因为这正是当代经济学用“代表性主体”来理解和描述世界的一种抽象化方式，以便把复杂的真实世界浓缩为某个不失重要性和解释力的简化模型。另一方面，郭凯把经济学模型文字化，是为了通过“讲一个谁都能听懂的故事，突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尽量避开佶屈聱牙的专业术语，简单、明了、直观、一针见血地把道理说清楚。
作为专注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问题的经济学者，郭凯在谈及汇率政策、外汇储备等专业领域时，总是可以用寥寥数语勾勒出经济学理论的精妙之处。中国的固定汇率制与美国的浮动汇率制之间的差异，只不过是“王二往一桶水里固定兑上半桶酒”和“李四往酒里兑水直到口感合适为止”的区别。公家提高粮食收购价，让卖粮为生的王二存折上的数字一下子“不值钱”了，恰恰可以说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外汇储备价值的影响。至于贪小便宜的王二总是舍近求远地去购买邻村便宜两成的低价酱油，由于套利活动在无贸易障碍前提下的价格传递效应，最后也还是逃脱不了必须遵循的一价定律。
但故事也总是充满了种种不能一言以蔽之的含混、诡异甚至悖谬，尤以房地产为甚。例如，全国每座城市的王二都要面对地方政府限购令里针对外地人的歧视性条款，但郭凯却提出一个平时几乎没人会细想的问题：如果全中国所有城市的房价都是外地人推上去的，那外地人是从哪里来的？
更为吊诡的是，如果王二生活在一个产权清晰、激励明确、房地产业迅猛健康发展的“样板城市”，在抽象掉“任何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腐败、垄断、官商勾结和各种丑恶”后，完美的市场经济依然未必会带来完美的分配结果。如果土地分配的高度不均，绝大多数勤奋工作的王二们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梦想，很可能会一次次地被高涨的地价房价打破，“干得越辛苦，挣得越多，房价也越高，而最后主要得益的反而是政府”。
于是，郭凯接下来的分析就水到渠成了。房价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累退税的效果，“收入越低的人面临的平均税率反而越高”，因此房价问题绝不只是价格问题，更是分配问题，尤其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问题”。如果不去触动房价走高的根源——“在本质上没有动力调低房价的地方政府”，如果不能很好地建立良好的金融体系、拓展有利资源配置的投资渠道，如果依赖行政手段去扭曲房价以实现住房分配，最终必然只能无功而返。
事实上，郭凯之所以一直反对限购、限价等政策，正是因为他注意到春运火车票价、油价、房价等价格问题背后，总有着供需失衡问题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僧多粥少，是不是富王二们出价最高吃饱肚子、穷王二们出不起钱继续挨饿就是合理的？问题显然不是用价格把供需弄平衡就完事了，如何分配这些稀缺资源其实同样重要。
郭凯还强调，王二所见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局面，其原因既是机会不均、权钱交换、垄断收益、利益集团，也包括了经济本身的高速增长，“就像一个用百米冲刺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还有很多人被远远落在后面”。但我们不应过分质疑市场机制，因为这些不少收入分配差距“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市场经济”。
你可能已经发现，和某些“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郭凯既没有预设观点，也没有立场先行，更没有轻易给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鲜明态度与确切答案。他既支持火车票价在春节期间不涨价，又认为油价上涨很正常而且大石油公司的垄断并非主因，他主张消除不合理致富的土壤和环境而非简单化地均贫富，又相信延长养老保险年龄是大势所趋、农民工承担的三险一金的比重比白领少。他不站队归营，所以同时受到左右的质疑与批评。他坚持用多维度去看待事物，“不肤浅不敷衍”，就像是在努力遵循王小波的忠告：“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
自从托马斯·卡莱尔给经济学贴上了“沉闷的科学”标签，经济学似乎真的与趣味渐行渐远。英国《卫报》曾笑称，除了一两位导师、三五个论文委员会委员以及作者亲人之外，世界上每篇博士论文的平均阅读人次不会超过五。伴随着现代经济学在数学上的精炼与专业化倾向，学刊论文的读者同样愈发寥寥。经世济民的学问，竟然变成疏冷、紊乱与虚浮的智力游戏。
我们要建设的经济学，不应是径自拔地而起的巴别塔，也不应是追求偏、窄、冷、碎学问的象牙塔。郭凯所讲述的关于王二的经济学故事，比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多了些客观、审慎、节制、坚实与深度，又比学院派的死学问多了些常识、直觉、温润、亲切与质感。当中的根底、才情与耐心，缺一不可，也至为难得。
郭凯的故事所讲述的虽然不是王小波所写的同一个王二，但我总觉得最像是《红拂夜奔》里的王二。那个削瘦、憔悴、潦倒却证明了费尔马定理的数学教师，与希望“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的王小波本人，似乎重叠依附在一起。他们内心总是不能停止思考与幻想，对生活的有趣的追求总是远远超过对名利的渴望，总是不能忘记自己有点智慧、不能苟活于世。他身处故事之中，却也热爱对故事寻根问底；他像是主角，又有着作者的影子，还隐隐映现出读者的面貌；他仿佛因此拥有了真实的性格，也让凡人经济学再次拥有了趣味。（原刊《南方都市报》2012年8月5日AII-02版）
经济学中无新事
人类极易受情绪影响。当代经济学常常醉心于过度数学化地建构理论与假说，但“天气晴雨与股市红绿”这个在历史中尘封已久的事实，却将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经典置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境地。
“如果有效的经济学理，是根据事实来提炼出有用的概念，那么现代的经济学理视野，必然会受到观察样本的限制。历史的重要功能，就是开阔认知的可能性”，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赖建诚先生在《西洋经济史的趣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一书的开卷，便如此回答了“为什么要读经济史”的关键问题。而美国经济学家瑞·坎特伯雷更是直接道出了历史对经济学的拯救：“数学把严谨带入经济学，但历史让经济学免于被数学的僵硬压垮。”
赖教授自谦该书是“以题材的广泛性来弥补深度的不足”，但其实它是在每年成百上千篇论文中和全世界成千上万位经济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心拣选与解读剖析而成。作为一本以“大三、大四经济系和历史系的同学，以及对人文社会问题有兴趣的一般读者”为阅读对象的推广型读物，该书中涉及的经济学论文，很好地满足了故事性强、容易转述、启发性高这三条原则，可谓简洁精凝、妙趣横生、发人深思。
全书中不乏此类深入浅出，兴味盎然的实例，但最为震撼的部分或许应属对国际标准铁轨宽度的历史分析。任何现实的制度选择都不是任意随机的结果，而是体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要素的交互影响与漫长角力，市场机能、竞争、效率、最优化这类经济学的理论概念往往在“路径依赖”的坚硬与顽强面前败下阵来。QWER键盘排列问题就常被用来举例说明最有效率、最具优势的东西未必能存活得最好。但你是否知道，如果不断地追本溯源，一百四十三点五公分的国际标准铁轨宽度其实与英国的电车轨标准、马车的轮距标准、交通古道上的辙迹宽度乃至罗马战车的宽度一脉相承？更为奇妙的是，由于运输途中铁路隧道宽度的制约，连火箭推进器的形制尺寸也并非随心所欲。“可能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系统的设计，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的屁股宽度决定的”，相信赖教授这带着几分悖谬与幽默的阐述，能让你永远记得“路径依赖”这一关键概念。
由于体裁的先天限制，《西洋经济史的趣味》或许议题略显散乱，未能和真正的经济思想史一样让你手持导览地图，成系统地觅寻学科精华。但它却用趣味十足的题材与笔法告诉我们，今人所面临的难题与困惑，何尝不是关乎前人经验与祖先教训的路径依赖。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而人性恒久不变，这或许正是赖教授为我们讲述的经济史的趣味所在，也正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关于人的学科的魅力所在。（原刊《新京报》2009年2月14日C09版）
教会我们共同生活的经济学
十岁的贝基与他的父母和哥哥住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郊区小镇上，十岁的徳丝塔与她的父母和五个兄弟姐妹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一个村庄中生活。虽然两个同龄人都对玩耍、美食、闲聊乐此不疲，都会在心情不好时向自己的母亲倾诉，都喜欢漂亮的衣服和饰物，都有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与成长的秘密，但“我们早已预料到并恐怕早已坦然接受了这个事实：贝基和徳丝塔将会面对迥然不同的未来”。当贝基暑假都能去露营、每年都有家庭度假、因为爱护自然环境而坚持骑自行车上学、希望长大了做一名医生时，徳丝塔作为一名女孩从未读过一天书，清楚自己在五年后就会结婚，嫁给一个父亲那样的农民，很可能今后的生活与母亲的现状十分相似：种地、做家务、照顾好几个孩子，每天通常要工作十四个小时。是的，这就是在一个急速奔向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依旧需要在同质性的旁边所直面的触目惊心的差异性。
这不是一本关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全球化等领域的书籍。这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院士、经济学教授帕萨·达斯古普塔为普通读者撰写的《大众经济学》[（印）达斯古普塔著，叶硕、谭静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3月版]的引言。在我告诉你这点之间，你不会想到这两个小孩的故事会与偏好、选择、风险、价格、预算等等经济学概念有关，更不会想到这是一位在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技术变迁、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用了整整七年才完稿的经济学简介。
个人行为准则、信任、社区、家庭、民主政府……这些与经济学到底有什么关系？别着急，它与市场、生产组织、企业、社会福祉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其实只不过是硬币的两面，只是我们往往只关注到印着货币金额的一面，却没有看印着人像或者国家标记的另一面。而达斯古普塔教授在这本小书里，正是通过令人耳目一新的结构安排与行文方式，描述了经济学家用来理解我们身边世界与日常生活的各种知识体系与思维方法，将经济学最终还原到它所研究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与人类社会的层面上去。
贝基和德丝塔的经历告诉我们，本质上非常相似的人们，将可能因为在劳动力、知识、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生产率等方面的差异而最终拥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面对富裕的自由或贫困的循环，甚至是教育、健康保障与民主权利的悬殊差距。但经济学依然有可能是一种分析、理解甚至解释这两种截然不同生活的有力工具。而且经济学透过所有决定一国贫富的表层原因，向我们揭示了至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安排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去工作、学习、积累和创新”，换言之，国家与社会“是否具备了适当的制度、政策以及公民态度，以此来使得人们能够改善现状”。反面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所说：“任何经济得到成功发展的国家背后都有一个明智的政府，然而我们却能更多的长篇累牍地写出不明智的政府对经济干预失败造成的整个经济停滞甚至衰败。”
但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关于个体如何选择的学问，还是一门关于我们如何共同生活的学问。达斯古普塔教授认为，也许贝基的世界能够为德丝塔的世界所做的最好事情就是提供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以促进和支持当地的企业，而德丝塔的世界为贝基的世界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令它警醒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大自然带来了何其大的压力。在全书最后，达斯古普塔教授更是只能叹息：生命的成长受到阻碍或贫弱不堪，并非“阿罗不可能定理”所强调的不存在理想的投票规则而引起，而是因为人们还没学会怎样共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