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人总以为大人物的童年与众不同，种种超卓与际遇铸造了我们无法想象也难以企及的生命轨迹。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他们的神奇模样是如何成长出来的？有什么值得他们珍视并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努力与坚持？作为虚拟人物的凯恩无法回答的这些问题，却有可能被“股神”沃伦·巴菲特揭开谜底。在新近出版的唯一经他本人授权的传记中，巴菲特与作者艾丽斯·施罗德超过2000小时的长谈中饱含的人生智慧、成功秘诀、投资理念与商业思想，浓缩成一个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书名：《滚雪球：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上、下）[（美）艾丽斯·施罗德著，覃扬眉、丁颖颖、张万伟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版]。
人生就像滚雪球
“人生就像滚雪球，最重要的是发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坡。”巴菲特这句说于1980年的名言，如今依然振聋发聩。传记作者施罗德把这一原则回溯到小沃伦九岁的那个冬天，他如何用手接一片片的雪花，如何堆起雪球，如何推着雪球滚过草坪和穿过附近的街区。“从那里开始，沃伦一直朝前行进，他的眼光投向白雪皑皑的整个世界”，这样的话虽然难免有着对传主的美化，却也道出了巴菲特咒语的内涵：首先是要找到湿雪，它是财富在滚动过程中能够吸附在身边的、能够跟随增长的资金；其次是要有很长的坡，让雪球有足够的时间滚大变强，而好的企业就是这样能让财富不断增值的通道；最后还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雪球逐步滚大。
巴菲特的人生正是这一神秘咒语的最好注脚。沃伦从小就“喜欢收集、计算和记忆与数字有关的所有事情”：玩数学游戏，演算算术题；计算数字和字母在车牌号上、报纸和《圣经》里出现的频率；收集钱币和邮票，摆弄饮料瓶盖，把它们分类和计数。如果说这些只为巴菲特的创富热情积攒着最初的柴禾，那么最终燃点起熊熊火焰的那根火柴则是小沃伦在读到的《赚1000美元的1000招》，关于“一小笔钱如何形成一大笔财富”的雄伟未来与具体措施。于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在大萧条的1941年里，坐在小伙伴家的台阶上，宣布自己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将会是一名百万富翁。这一看似天方夜谭的举止，却由于三个因素而得以最终实现：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一开始积攒下来可供复利增长的资金；巴菲特“专心致志追寻自己的激情”。
就在一年后，小沃伦用自己从六岁起靠出售高尔夫球、在棒球场贩卖爆米花和花生中赚到的一百二十美元购买了一生中第一只股票。股神的童年财技自然称不上出神入化：股价从三十八点五美元跳水到二十七美元，承受了巨大压力的小沃伦最后在股价回升到四十美元时卖出，赚了五美元，但股价很快就涨到了二百零二美元。小沃伦一边从实践中学习投资，一边坚持不懈地继续着自己的资本积累。在送报纸时，沃伦找到了最有效率的送报路线，“把本属无聊的重复性工作——每天递送几百份报纸——变成自己和自己的竞赛”，还向送报客户推销台历与新的杂志。于是，到了1944年底，还是初中生的沃伦已经申报了自己的第一笔所得税——七美元，并且已经完成了《赚1000美元的1000招》提出的第一步，他那时的储蓄总额大概是一千美元。而在高中，沃伦每个月能从投递报纸工作中赚到一百七十五美元，比他的老师甚至大部分全职工作的成年人赚得还多，更别提他的“几项新买卖”：零售重新打磨的高尔夫球；出售值得收藏的成套邮票；提供汽车护理上光业务；在理发店摆放弹子机。三年后，沃伦已经有了五千美元，考虑到通胀因素的话，这可相当于2007年的五万三千美元。当我们惊叹于巴菲特仿佛与生俱来的营商天赋时，却也不应该忽略当中的坚忍与汗水——这一半的储蓄可是靠数年如一日地投递了五十多万份报纸才挣到的。
唯一通过投资成为世界首富的人
中学毕业后，巴菲特似乎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世界上最顶尖的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攻读财务和商业管理。但一帆风顺的生活很快便起了波澜。巴菲特觉得教授们的空头理论不过瘾，两年后便不辞而别地回到家乡内布拉斯加州。当巴菲特信心满满的入学申请意外地被哈佛商学院拒绝时，他向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主任戴维·多德发出的诚挚而坦率的信件，却让自己在离开学只剩一个月时没有经过面试就被录取。历史终将证明，这一段的辗转是如此地值得。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遇见了自己的偶像、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并从格雷厄姆那里学到了受用终身的秘诀——不受市场短期行情影响，而是运用理性、量化和系统的方式对公司与股票进行估值与投资。巴菲特自己的投资方法也在这段时间里逐渐形成：“评估投资价值，规避风险，保留安全边际，让复利发挥实际功效”、“只买自己能够理解和评估的股票，并且想在很便宜时买进”。
关于往后一个又一个的“不可思议”，各种各样关于巴菲特理财技巧的书籍刊物早就能让我们所知甚详。自从怀揣九千八百美元上哥伦比亚大学以来，二十岁出头的沃伦在1951年一年内就将自己的资产增值了百分之七十五。在二十六岁时，巴菲特甚至准备退休了，因为他已经拥有了一万七千四百美元，“每年的生活费是一万二千美元，而我的资产还在增长”，而且到三十五岁时依然能实现成为百万富翁的目标——要知道，每年他的资金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一。1985年，五十五岁的亿万富翁巴菲特进入《福布斯》列出的世界四百首富名单。而根据《福布斯》的2008年最新排行榜，七十九岁的巴菲特已经力压比尔·盖茨，以六百二十亿美元的财富数字成为世界首富，而且是历史上唯一通过投资成为世界首富的人。与此同时，巴菲特还造就了一大批富翁：巴菲特帝国的旗舰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刚刚上市时每股价值只有七点五美元；到2007年，伯克希尔的股票交易价是每股十四万美元。
财富背后不一定都隐藏着罪恶
但《滚雪球》里无疑有着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巴菲特。或者说，作者施罗德以非专业作家身份和专业市场人士身份出发，为我们展现了巴菲特在近六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所思考和坚持的那些关于价值和风险的理财哲学，如何从一些最初的想法与原则，逐渐涓滴成河乃至江海。那个热衷于数学游戏的小沃伦早就明白，预测艺术要以信息为基础，关键在于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信息，然后正确地分析，理性地使用。甚至那个十岁便已许下宏愿的孩子已经有意无意地明白了关于投资的两个至为根本的问题，“一是你想得到多少回报，二是你想什么时候得到回报”。正因如此，在新经济泡沫时代的金融评论的肆意嘲笑下，被描述成过去完成时的巴菲特只是反复地表明，“我知道市场会变化，我只是不知道变化的时间”；正因如此，在如今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抄底华尔街的巴菲特依然冷静地恪守着自己屡试不爽的投资心跳：“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正因如此，巴菲特才能如此自豪地宣称：“巴尔扎克说，每一笔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桩罪恶，但伯克希尔决非如此。”
少年时代的巴菲特曾经想过，钱可以让自己独立，然后他就可以让自己的一生去做想做的事情。在真的成为亿万富豪后，“这位自己存硬币的衣橱连家人都不准碰一下的小男孩”却选择了放手，改变了自己一生对钱的坚守，开始数十亿数十亿地大笔捐赠，甚至自如地将数百亿美元交给别人打理。2006年6月26日，巴菲特宣布将在未来数年里逐步向其他基金会捐赠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价值的百分之八十五，其中的六分之五更是将捐赠给挚友比尔·盖茨创设的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从1991年的美国独立日第一次见面以来，商业时代与科技时代的两位财富巨头终于进行了历史性的联手。
耐人寻味的是，巴菲特在进行捐赠的同时，却没有考虑为自己留下任何名利，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任何项目，没有对资金用途指定任何个人意向，没有选择创造自己的慈善王国。这或许是因为盖茨基金会和巴菲特所拥有的相同信念——“每个生命都有平等的价值”：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胜者能够自由地去奋斗，但是要帮助失败者填补缺口。整整两年后，比尔·盖茨也宣布退出微软日常管理，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其五百八十亿美元个人财产会全数捐给名下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用于资助全球的教育和医疗项目，子女不会得到一分一毫。这种基于某种财富观或者文化传统的谦卑与自信、坚实与厚重，这种以平民身份白手起家致富的人们所抱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慈善观，值得每一个人深思。而也正是这书里书外的精彩，让《滚雪球》一书超越了微小琐碎的细节，超越了繁复曲折的叙述，在巴菲特自己的传奇人生之外，增加了别样的史诗视野与时代注脚。
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曾这样赞美商业时代的来临：“商业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这样激昂的话语或许过分乐观了，但当每一个时代都创造着属于自己的荣光时，并非每一种表面上的生长都能赢得未来的纪念与继承。当市场在威权挤压下无法成为一种由衷和完整的理想时，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正是那些与源于资源掠夺或权力依附、过分符号化、表层化和简单化的财富偶像。巴菲特与比尔·盖茨身上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应是他们所折射的一个时代与一种社会的精神面貌、人文特征、文化气质与主流需求；反过来说，如果举目所见，皆是世界级企业与世界级企业家的虚位，或者富豪所能贡献的行为准则、商业逻辑、管理思想、企业精神的缺位，那么也未尝不能说明一个时代与一种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偏差甚至缺失。
股神只有一位，我们可能终此一生也无法成为巴菲特。这个结论在热衷探寻巴菲特传奇的人们看来，很矛盾也很残酷，却是事实。对一个人来说，无论是建立事业、认识世界还是结交朋友，都像是在滚雪球，要找对雪地，要在最初的时候把雪压紧，要一边前进一边选择积雪皑皑的地方，要扎实、勤奋、不懈地努力，才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要想造就更多的商业天才与市场精英，就应提供如湿雪和长坡一般能让所有人平等、耐心地去坚持、积累与奋斗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成不了巴菲特并不遗憾；而如果一个国家与社会能造就更多的巴菲特，或许同样值得每一个人自豪。（原刊《南方都市报》2009年2月1日B1版）
房地产业的死与生
在1830年时仅有十几座木屋的小村庄，到了1930年已经建立起一座占地二百二十一平方英里的大都市，三百三十七万的总人口比亚利桑那、蒙大拿、内华达、新墨西哥等总面积超过八十二点五万平方英里的八个州还要多；与此同时，那片土地的价值也从几千美元飙升到五十亿美元，比1925年美国二十三大州所有农场的总价还要高。这就是“风之城”芝加哥城市发展与土地价值增长的百年传奇。
但是，“城市土地价值绝不是一成不变地稳定增长的，而是也有萧条和下跌的”。作为第一部对大城市土地价值进行长时段分析研究的学术著作，霍默·霍伊特在八十年前写就的《房地产周期百年史：1830～1933年芝加哥城市发展与土地价值》[（美）霍默·霍伊特著，贾祖国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注定会成为经典。时至今日，当我们捧读这部利用大量历史数据和文献进行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分析解读的城市发展史时，当中的波澜壮阔、风起云涌、跌宕起伏，充满了血泪和梦想的挣扎博弈与人情世故，会让我们浑然不觉作者讲述的是发生在一百多年前大洋彼岸的故事。
霍伊特将1830年至1933年间的芝加哥土地价值史分解为运河时代、铁路时代、内战后重生时代、第一届世博会时代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时代五个时期进行详细考察，并识别出若干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在霍伊特看来，影响芝加哥土地需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口的增长。来自欧洲的大量移民、来自美国国内的大规模人口迁入以及芝加哥偏高的人口净出生率，让芝加哥在一个世纪间的人口增长相当于巴黎二十个世纪的人口增长。相应地，芝加哥的建筑数量也大幅增长，从1830年的十几座小木屋拓展到1928年的四十万栋建筑，其密度、高度与体量更是不断发展。而在土地供给方面，由于高速公共交通设施的延伸与钢结构摩天大楼建造技术的出现，使芝加哥城市的土地面积和建筑物的空间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得以大大增加。
但单靠上述基本面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同一座城市内不同用地类型和不同土地使用强度所导致的土地价值差异。“为什么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在某些情况下土地价值会急剧地上升或下降，而在其他地区却有大片等值的平原呢？”在回顾城市发展史、追溯每一片区域开始发展的方式、说明不同土地使用类型的发展方向后，霍伊特将这些历史碎片整合在一起，进行了极为精彩的分析与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