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钓鱼，想起两个人。
第一个，我们叫他余爷，是我弟弟的保姆的老伴。从我记事起，余爷就是一个很老的老人了。退休前，他做厨师，那时叫炊事员，不用说，菜烧得相当好。余爷没孩子，夫妻俩视我弟弟如己出，呵护备至，宠得不行。托弟弟的福，全家时不时会被余爷请去吃饭。节假日里，两家往来密切，如同亲友。
看孩子是余奶奶的事，但在街上遛弯时，常能看到弟弟骑在余爷的脖子上，两手轻捶着他的头。孩子笑，大人也笑，余奶奶笑得最欢。余爷除了打扑克，另一爱好是钓鱼，出门就是大半天，钓得的鲫鱼，拿柳条穿了，一串儿提回来，煎了吃，下酒。
赶上去近处钓，我跟着去看过。水边多柳树，余爷一张小凳支在树下，几个小时不动，偶尔换个位置，不说话，闲闲地抽烟。浮子在微波上轻轻抖动，各种小虫在草丛里跳，到处是树叶和草叶的涩味。除了太阳闹哄哄的，一切全都安静。我觉得钓鱼既枯燥又好玩。
常听他感叹说，城外湖塘的鱼都被钓滑了，不上钩了，没奈何，只好往乡下跑。路远，往来时间多，钓鱼的时间相对减少，带回的鱼也少。
余爷的老伴先死，他独自撑了几年，孤苦得很。他住的房子小而矮，里屋除了床，几乎没有空间了，又暗得很。年事渐高，身体渐差，我还能记得的，就是最后那些日子，他躺在床上，很少说话，终于有一天，在我懵懵懂懂中过世了。他最近的亲人，是一个侄子，平日没什么来往。
从余爷那里，我大约明白了两件事：钓鱼对于余爷这样的人，是个乐子；人老了，很可怜。
第二个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大家一向称之为小翁。小翁长着一张酷似周润发的脸，永远笑眯眯的，但说起话来，似乎总是无可奈何的样子。其实这只是他的习惯，他满脸无奈的时候，丝毫没有不开心，他只是逗着大家玩。我在曼哈顿上西城哥伦布大道的一家餐馆遇到他，很快成了朋友。打工的人都喜欢他，因为他人特别好，肯照顾人。他做了很多年服务生，安心于这个别人视为踏脚石的工作，也因此，经验丰富，技艺高超，店里的熟客对他另眼相看，愿意让他来照顾，小费给得特别好。
他包馄饨是一绝，速度之快，令人惊讶。左手边搁一叠馄饨皮，右手边搁一大碗馅，左手抄起馄饨皮的同时，右手持根筷子，在馅碗里一抹，一道弧线点在皮中央。右手尚未收回，左手五指一挤一捏，轻轻一抖，一粒馄饨已落在桌上。动作如此迅疾，小翁并不显得匆忙。他眼睛根本不看手上的活儿，只顾和剥豆择菜的其他男女服务生聊天逗乐。甚至在争吵打赌的时候，速度也没慢下来。
一个常来的犹太老客，满脑子生意经，想到中国人的饺子和馄饨的巨大市场，自称动过脑筋，想发明包饺子和馄饨机，看过小翁的表演，喟然叹道：和小翁的手相比，饺子机不发明也罢。
餐馆一周工作六天，休息那一天，小翁去钓鱼，不像那些大厨炒锅，有空就往赌场跑。小翁是有家的，但尚未结婚，所以还自由。钓鱼那天，凌晨四点起床，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直奔布鲁克林的羊头湾码头，吃过早点，赶上七点起锚的钓鱼船，在海上晃荡大半天，下午四点左右回来，再一路地铁回去，恰好赶在晚饭前。
我不知道余爷快乐不快乐，但我知道他越老越落寞寡欢。即使是对生活要求很少的人，生活也未必肯顾念他，照样给他失望。安贫知命仅靠态度是不够的，还得靠运气。
但小翁，至少在我见到他的那些日子里，是安宁且快乐的。他对于学英语、念书、跳槽到正经公司、过白领日子不屑一顾，觉得餐馆挺好，工资虽然不多，但拿的是现金，还能吃两顿饭，如果不耽于声色，很可以存些钱。事实是，他确是这么做的。好多年后，我去皇后区这边的餐馆，还几次碰到他，依然笑眯眯的，似乎也未见老。
小时候的家，不远处就是水。巴掌大的湖里，鱼鳖虾蟹熙熙攘攘地很热闹。捉虾最容易，拣一只工地上抬沙石的敞口柳条筐，扔几块骨头或吃剩的鱼头，最好从岸边摸几只大河蚌，砸破壳，露出肉，再压上两块砖头，沉在浅水里。几分钟后提起，筐底就能拾得十数只肥虾。小黄猫很有耐心地蹲在身边，捞上来，一个个吃掉。吃饱了，回家。
相比之下，钓鱼难多了。越难，越羡慕。尤其是临水而住，诱惑如影随形，一天也忘不了。湖边打水洗衣之处，铺了石条，两三米长吧，伸向水中。夏天的夜晚，蹲在石条尽头，用电筒往水里照，但见成群结队的小鱼在湖底嬉戏。湖水清澈如空无，灵动的、精灵般的野鱼，仿佛就在指间，能够感觉到它们的清凉，它们的滑腻，它们的迅捷，以及鱼身如心跳般的颤动。
怎么能不想着钓两条养着玩呢？
可是没有钓具，自己凑合吧。我打小就着迷于做一些几乎不可能，同时也毫无意义的事，钓鱼只不过其小者。铅坠是牙膏皮熔就的，后来不费劲去熔它，直接用锤子砸成一小团。没有透明的尼龙丝，用棉线。至于竹竿，从扫把上抽下一枝，虽然短点，粗点，无碍其为竹竿。最麻烦的是鱼钩，用大头针拧弯了凑合，缺点是没有倒刺。拿这样的土造装备，钓了一次又一次，从来没有钓上一条鱼，倒是提上来过一只老虾。
我记得清楚的一次，是夏日天色将晚的时候。大队的寸许小鱼簇聚在树荫下，人攀在树枝上，用不着钓竿，直接拎了钓丝垂入水中。粉红的蚯蚓吸引了众鱼的眼光，它们一窝蜂地围上来，又扯又咬。但我一次次提线，怎么也扯不上来一条鱼。蚯蚓不断被拉开，再放回去，鱼却不疑有诈，继续扑过来撕啃。我猜钓不上鱼的原因是鱼太小，它们怎么张大嘴，也不可能把鱼钩吞下去。不过这没关系，群鱼围绕着饵食乱哄哄闹作一团的场景，足够让人乐了。
多年后我坐对鱼缸里几条同样寸许的小鱼，总会想起当年的这群小东西。庾信的“三寸二寸之鱼”，杜甫的“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说的难道不是它们？杜甫的诗尤带爱怜之意。而我养过的鱼，确实都已死了。我常常还想起它们，而摆鱼缸的地方空出来，真的就成了虚空。
餐馆下班很晚，通常要到十一点以后，回到家，诸事完毕，远投梦乡，最早也得到凌晨一点。去钓鱼，四点起床，实在痛苦。小翁邀我，我每次犹豫，都是因此缘故。但人一上地铁，在暖洋洋的气氛中倚窗打盹，情绪立刻高起来了。小翁有时会带啤酒，用纸袋包了，拿在手里慢慢喝。在车上喝啤酒一定要用纸袋包好，不让人看出是酒，因为车上不许喝酒。凌晨这时候，车厢人少，否则即使包住了，还是要惹麻烦。
到羊头湾，天色微明。找一家小店，就着热腾腾的咖啡吃早点。小翁出海多年，习惯了，我则在此时吞下一片晕船药。第一次上船，没做准备，那一天就是不断地吐，然后入舱躺平，再一次次起来吐，连渔竿都没摸着。
船在外海晃荡大半天，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等到下午上岸，脚踏上地面，扑面而来的安稳感令人如释重负，忍不住会使劲跺几下脚，证实地面确实不动。
不同的季节钓不同的鱼。我们钓过青鱼、黑鱼、鳕鱼、比目鱼、鲐鱼、牙鳕等，但金枪鱼和鲨鱼没去钓过，因为路程太远。
我自小不善于动手，上大学做电磁学试验，线路全靠同组的同学接，解剖兔子也是别人动手，我在一边看，做纪录。海上钓鱼，渔具复杂，小翁不要我费心，彻底包办。钓船上装了雷达，到达预定海域，四处搜索鱼群。跟上了，鸣一声汽笛，钓客们各靠船舷，占好位子，准备下钩。船到鱼群上方，抛锚停稳，再鸣一声笛，发令开钓。只听得一阵乱响，几十把渔竿一齐往海里甩。就这个甩，我老是甩不好，有时也得小翁代劳。鱼钩入水，便安心等。美国人钓鱼，不从容，不需要耐心，更非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怡情养性。鱼多的时候，你的鱼钩还未沉底，旁边的老手已经收线，转眼间，一条尺把长的黑鱼已经摔在甲板上，叭唧叭唧地跳个不停。
第一次钓鱼，没机会上阵。第二次，吃了药，不晕船了。没等明白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地也扯上好几条。都说新手运气特别好，西方人一向相信这个。故此一上船，小翁便鼓捣我掏两块钱入份子参加赌赛。谁钓的鱼最大，便赢得全部赌金。
船转了几个地方，太阳慢慢歪了。到最后一处，下钩很久没动静，小翁则钓上几条小鱼。终于有鱼咬钩了，好家伙，这家伙见了饵，敢情想都不想，一口吞，扭头就走。它一拉，力气真大。我用力一抬杆，然后收线，没想到，转轮几乎转不动。我喊小翁帮忙，他接过渔竿，试了一下，说，鱼不小。荡了几个来回，把那鱼耗得没力气了，慢慢拉近船边，鱼脊浮出水面，果然大得不行。船员闻讯也来帮忙，用网子把鱼捞上来。那是一条大鳕鱼，也许有十磅吧。过了秤，果然第一，赢回几十块钱。
小翁笑说，钓鱼这么多次，还从没当过冠军呢。
新手的好运一次即过，接下来钓黑鱼，虽无大惊喜，却钓了满满两大桶。拿回家，冰箱放不下，到处送人。
船上钓鱼很快使我厌倦了，因为太紧张，太累，长时间跟着船摇晃尤其叫人受不了。尽管吃了药，不晕了，还是难受。中国人钓鱼讲究闲散，一切都是慢吞吞的。无聊时打发时间，忙碌时养精蓄锐。有地位的人钓鱼是摆谱，如姜子牙；是做戏，如袁世凯；是方便充当做诗的素材，如无数明清的小文人。要说指望在无米下锅的当口拿鱼充饥，恐怕很不可靠，即使一次两次得逞，终难持久。所以说，中国人钓鱼，确实并不在乎钓得多少鱼，爱的是那个劲儿。但美国人喜欢以手忙脚乱为消遣，处处不必要的忙乎，美其名曰讲效率。我每次看到街头的上班男女出了地铁站一通紧赶，就觉得不可思议。如果说是赶时间，几分钟的路，就算一面是光速，一面是蜗牛爬，所差不过几分钟而已。只要少在床上赖一会儿，下了车，踱着方步都成啊，哪里用得着担心迟到？我相信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自己完全不必要的匆忙，纯是因为大家全这么三步并作两步走，不知不觉就感染上了。
我这么说，小翁也想换个口味，我们就开车去长岛。去了两次，钓比目鱼。选的地点是无人游泳的荒滩，一带芦苇遮护。水中乱石交错，岸上黄沙照样柔软，可以躺，可以坐，而且干净。钩远远地甩到海里，起初还持杆不放，作出种种自以为有用的动作，一两个小时下来，不见鱼儿上钩，人就懒散了，干脆把渔竿戳在石缝里，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吹风，喝啤酒，聊天。第一次，合共钓了三条，加起来不到两磅。第二次更惨，只有小翁钓了一条。没钓到鱼，倒很高兴，因为精神养足了。小翁说，一条鱼，怎么办？到我家去，煎了，喝酒。于是买了很多菜作这条小比目鱼的陪衬，碟碟碗碗摆了一桌，和小翁一家人开夜宴。
在北京住羊坊店的那两年，离玉渊潭近，高兴了就去转转。天气好的日子，几个人带了啤酒和煮花生米，划船到湖心吹牛。玉渊潭的水二十年前就已脏得不行，游泳的人从水里出来，胸前和小腿上挂着黑须子。这么脏的水，还是有人钓鱼。周围人来人往，吵吵闹闹，那些胖头、草鱼和白鲢们还能神定意闲哼着“一马离了西凉界”的小曲来啃蚯蚓？
除了借钓鱼人的行头（包括大草帽）照过相，没见过谁钓起过鱼。也许我是胶柱鼓瑟了，人家根本就是来玩的。
钓鱼，先得有鱼，有鱼方能有得。钓起钓不起，看你的耐心，也看你的运气。有些人好钓鱼，但从不吃鱼。然而钓到了鱼，他依然高兴，钓不到，则垂头丧气。他的高兴，固然事关得失，但细想之下，这得失与他其实是不相干的。他钓到鱼，不是随手送人吗？那么，钓不到，何失望之有？然而他真的失望。他希望下次运气好些，为此更加细心地选择地方，准备鱼饵，挖得的红蚯蚓恨不得逐个量量三围，以确保不老不小，肉质鲜美。据说有些人好面子，空手而归无脸见人。相声里讲过笨蛋钓鱼人钓不到鱼，只好去市场买鱼带回家。羊头湾岸边真有不少出海无所得的人买鱼，一部分是爱吃鱼，另一部分，可能也是不好意思，须得买鱼遮遮羞。
钓不到鱼，像小翁那样性情开朗的人，也须自我解嘲，而我却不必，因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会钓。小翁就不行，大家都知道他是钓鱼高手。第二天回到餐馆，大家问起，我总在一边笑，小翁则时时不好意思，仿佛给客人上错了菜。
不过比起韩愈，小翁的随和我由衷地欣赏。韩愈钓鱼也算得上典故了，至少苏东坡用过。韩愈有一次带着弟子侯喜去洛河钓鱼，钓了一天，了无收获。气急败坏之下，赋诗一首。诗中先把洛河骂了一通，说洛河哪里算得上是河，充其量是路上的一条小水沟，深不过车辙，宽不过车辕，也就是说，深宽都不过几寸。这样的小沟，蛤蟆一跳而过，麻雀在里面洗澡，水上有动静，是虾在弹跳，水蛭在横渡。这样的小沟，“此纵有鱼何足求？”后来钓上一条，连头带尾只一寸，鱼鳞不拿放大镜就看不见。骂够了，昌黎先生总结出一条人生哲理，他说：“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半辈子应试、做官，没熬出什么成就，人已经老了，不如早日归隐，落得半生清闲。但对于意气方锐的侯喜，韩愈另有劝告：“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
远处就一定有大鱼么？有大鱼你就一定钓得么？东坡说，那可不一定。但有一点，能想着远处，想着大鱼，即使不钓，意思总归是好的。所以韩愈的诗尽管不讲理，仍是好诗。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