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梭罗的离群索居并非一种自我放逐，亦非对于人生现实的一种逃避。表面上他是个隐士，但却从来不曾放弃一个斗士的责任。他为民众的权利而战，为奴隶的自由而战；在废奴起义领袖约翰·布朗被捕判处绞刑之后，他冒着生命危险为这位英雄发表请愿演说。梭罗的马尔赛尔夫使他即刻开始了一个人的战斗，而不必观望等待他人的行动。没有孤独决绝的先行者，就永远不会形成那毅然追随前行的群体。梭罗的孤独是崇高，也是热爱。
可见，是马尔赛尔夫决定着群体，而不是群体决定着马尔赛尔夫。一向对群体敬而远之的马尔赛尔夫与自私无缘，当然，这也并不就意味着它一定只与慷慨相关。其实，马尔赛尔夫既不在乎自私，亦不介意慷慨，它仅仅是在清晰而牢靠地把持着自私和慷慨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爱。如果自私指的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慷慨，那就错了，因为这里的慷慨可能是爱。如果慷慨指的是一个人绝对无私的行为，倒也未必正确，因为马尔赛尔夫的丧失已然令爱无从谈起。要知道，爱必须是自我的给予或牺牲，从不曾存在无我的给予和牺牲。还有，爱不是一个人的无意识，也不属于一个人的癖好，乃是一个人的大智慧，而这个大智慧的前提便是马尔赛尔夫的存在。
有了马尔赛尔夫，可靠的判断就有了可能。一个人的慷慨只能是由于自己的爱，而非由于惧怕他人给予自己自私的指责。独立的马尔赛尔夫不为他人的好恶所左右，因为它很清楚真理就在自己的这一边。弗洛伊德不是说过，“群体从不渴求真理，它们只需要幻象和错觉”。马尔赛尔夫不会由于恐惧而投入群体的怀抱，但群体的勇气却切切实实隐藏着个人的怯懦与冷酷。“二战”期间的那些法西斯刽子手们，在多年后忏悔自己残忍而无耻的暴行之时，竟然全都无法理解自己当时何以会有那样不可思议的表现。原因其实很简单，此刻的他们是孤立的个体，那时的他们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作为个体，尚有因畏惧而萌生的爱与怜悯之情；作为群体，却仅剩下因强大幻觉而导致的狂热张扬。置身于群体并为群体所接纳的个体，无不竭力要在处处展现它曾自我约束压抑的那些东西。结果，怜悯被当成了软弱，冷静被视为了迟钝。
因此，唯有马尔赛尔夫主义者才能够明白，群体不需要智慧，它只需对于权威的盲从。一个马尔赛尔夫主义者往往不仅同权威保持着距离，并且也拒绝让自己成为权威。他坚信，仅有真理才是权威的，而我们献给真理的忠诚恰恰就是对于我们自身的忠诚。至于群体，它则永远无法做到对于自身的忠诚。
人之恶
记得当年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样的句子：“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当时只是觉得先生这话说得够狠，很有几分的恶毒，甚至觉得不是中国人太坏，倒是先生的心态太坏。但是不幸得很，其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系列事情，却让我越来越坚信先生的“恶毒”真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近来发生的几起刑事案件更令我如此以为。
就说说这几起刑事案件吧。第一起跟在中国盛行已久的拐卖人口有关，犯罪嫌疑人是南方的一个农民。他在成功拐卖掉几个孩子之后终于被抓获，审讯过程中，他交代了这样一个犯罪事实。一次，在将两个孩子贩往福建的途中，他发现其中一个四岁的男孩格外聪明，能够清晰说出自己父母的名字和家庭住址。这让他感到十分的恐慌，担心自己因此会被暴露。于是，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便把这个孩子装进包里，并塞上几块石头，投到一座桥下那湍急的江水里。
第二起是发生于吉林的一起盗车案件。如果仅仅是盗车，也许还不至于那么的罪大恶极。问题是这名犯罪嫌疑人在盗车得手后，发现车上还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而他处理这个意外附带品的方式非常简单，当即掐死，然后埋入雪地，扬长而去。
第三起便是前不久发生在厦门的快速公交纵火案，犯罪嫌疑人的名字叫陈水总。这人因为大半辈子一直活得很不如意，结果萌发了轻生的念头。然而，他却并不想一个人孤独地死去，他还要更多的人陪他一起去死。显然，这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极度的怨恨。所以，他选择了在封闭的快速公交车上放火。他如愿了，共有四十七条鲜活的生命做了他的陪葬。可是，那一车无辜的乘客当中又有谁是他应该怨恨的对象呢？
怨恨总是自下而上的，是基于弱者之于强者所无力发泄的累积性不满。陈水总无疑是个弱者，但在决计发泄自己压抑已久的不满时，他却根本不用考虑谁是造成其怨恨心理的强者。他一心只想报复，而最容易被他报复的，又只能是同他一样的弱者。于是，惨剧便这样上演了。
由于波及人数众多，以及是没有明确因果关联的伤害，陈水总的疯狂行为已然成了一种反社会犯罪。故此，在一片愤怒的讨伐声中，也有些颇能够保持冷静的人提出，我们还应当从社会层面去反思陈水总犯罪的原因。这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社会是要为陈水总的罪孽担负几分责任的。这种论调看上去不无道理，陈水总的报复行为固然隐含着各种社会问题所招致的动机。但是想想看，这个世界上又有哪一个国家是没有社会问题的呢？美国频频发生的校园或街区枪击案件，正是其社会问题的一种典型性极端暴露。即便是在挪威这个有着极高幸福生活指数的国家，不是也有布雷维克这样的极端右翼种族主义分子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爆炸枪击案吗？我要说的是，美国的枪击案也好，挪威的枪击案也好，与我们存在着本质性不同的一点是，人家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可基本上都属于青少年，都是未婚和未为人父的人。
而我们知道，由于没有孕育和照料生命的直接体验，年轻人往往匮乏对于生命的真实同情。因此，在面对那些弱小的生命时，应有的怜惜和敬畏之情难以在他们的心底被唤起。就我来说吧，在成为父亲之前，我对陌生孩子的哭泣并不敏感。但在成为父亲之后，所有孩子的哭泣对于我都成了一道命令，我必须立即上前擦去他们的泪水。这份柔情来自人性，而这人性即生命艰辛痛苦成长历程中所收获的爱之理解。所以我认为，一个成年人势必要比一个未成年人更有人性。一个为人父母的成年人尤其如是。
这也恰是我对上述三起案件犯罪嫌疑人所耿耿于怀的地方，他们身为人父，而且年纪均已不小，其中陈水总甚至到了可以做祖父的岁数，但是他们的人性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作为父亲，第一起案件中的那个犯罪嫌疑人在拐卖别人的孩子时，他所能想到的仅仅是如何防止自己的孩子落入同样的命运。第二起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则让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课堂上给学生们放过的一部南非影片《救赎》。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个黑帮少年，在劫走一辆汽车后，他发现车上竟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可是，他并没有丢下这孩子，更没有将其杀死。相反，他先是把这个婴儿藏到自己家里勉为其难地照料起来，然后用手枪逼迫附近一个哺乳期的单身女人替它喂养这孩子。就在辛苦呵护这个小生命的过程中，黑帮少年的良知被渐渐激活，他决定让孩子和父母团聚。为此，黑帮少年陷入警察的包围。他被捕了，但是他的良心却从此获得了自由。
相似的遭遇，迥然不同的结局，对此还能用什么具体的社会问题去解释吗？这难道不是说明我们的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吗？我想，我们的那位盗车杀婴者应该是没有看过南非这部电影的，而我们自己或是由于无意或是由于无能，也压根就拍不出来这样的电影。如今我们踊跃追捧的多是充满愚乐和所谓励志精神的电影，而这些电影无不喜欢把庸俗当成正经，把卑下视作质朴，大肆倡导的只是价格而非价值。结果，大众在这浅薄、纵欲的文化洪流中除了迷失就是堕落，已根本无从辨析人性的底线所在。既然没了起码的底线，那么无论多么令人发指的罪恶，他们自然都是可以轻易干得出来的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