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不仅重视广阔的历史画面的真实性，而且重视细节的真实性。有时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不大的场景，甚至人物的某个行为或某一句话都有史料记载的事实作为依据。例如，亚历山大一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时责问库图佐夫为何不开始进攻和库图佐夫的回答以及这次战役后拿破仑与俘虏的谈话是根据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洛夫斯基书中的记载写的；莫斯科贵族在英国俱乐部设宴欢迎巴格拉季翁的场面有日哈列夫的笔记作为依据；上面提到过的拿破仑与拉夫鲁什卡的谈话是按照梯也尔书中的记载改写的；拿破仑在波罗金诺会战前早晨梳洗着装和看儿子画像的场面分别取自拉斯卡斯的《圣赫勒拿回忆录》和博塞的回忆录。又如，托尔斯泰在写到亚历山大一世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进餐时，有一个他向群众扔饼干的细节。他这样写曾遭到维亚泽姆斯基的指责，被说成是对皇上的诽谤。托尔斯泰在给巴尔捷涅夫的信中为自己辩护，指出这个细节并不是他的虚构，而取自格林卡献给皇上的书。[24]大概托尔斯泰记忆有误，这个细节不取自格林卡的《一八一二年的笔记》一书，而取自梁赞采夫的《一八一二年法国人在莫斯科的情况的目击者的回忆》。不过在梁赞采夫的书中亚历山大一世向人群扔的是水果，托尔斯泰改为扔饼干。类似的根据实际材料进行细节描写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
总之，托尔斯泰在写一八一二年战争时，坚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表现这段历史的原则，反对任意的编造，力求达到所写事实的准确性，同时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历史事实进行艺术阐释和艺术表现，第一次通过艺术形象和艺术画面把这场战争描绘成保卫祖国的人民战争，这样写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这是托尔斯泰的一大发现，也是他的一个功绩。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在描绘广阔的历史画面和日常生活场景的同时，十分重视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揭示。翻开这部小说，随处可以看到大量的心理描写。作者在展示各种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活动的同时，着重写他们在特殊的环境里，在生活发生变故的情况下，在人生的某个关键时刻和紧要关头，在面临重大抉择时内心的矛盾和斗争。他不孤立地进行心理描写，而把它与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各种事态的发展的描写紧密结合在一起。
托尔斯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就显示出心理分析的才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他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集》时曾经指出他的心理分析的特点，说他“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25]也就是说，托尔斯泰特别注意揭示不同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斗争的不同表现，善于描述从一种心理状态到另一种心理状态的过渡，说明心理变化的原因和规律。在《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技巧更加圆熟并且已最后定型。他运用这种方法，成功地画出了某些正面人物在道德精神探索过程中的思想感情变化的曲线。例如书中对安德烈公爵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后的心理变化，对他随后出现的消极情绪和后来精神的复苏，对他在爱情出现波折后的痛苦心情以及在卫国战争爆发后的精神状态，最后对他在受伤后直到临死前的各种思绪，都作了细致的描述。其中关于他受伤后躺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仰望无限高远的天空觉得万事皆空的心情的描写，还有关于他在从奥特拉德诺耶回程的路上看到长出新叶的老橡树而产生的喜悦和万象更新的春天感觉的描写，被公认为心理描写的出色篇章。小说对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体验了死亡的恐惧的皮埃尔的思想和心理变化过程也写得非常详尽。
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还具有非常细腻的特点。他用十多页的篇幅写尼古拉·罗斯托夫在与多洛霍夫玩牌的过程中和输了钱后的心理变化，把他内心的每一个细微的活动都展示在读者面前。
托尔斯泰在揭示各种人物的心理活动时，很少采用从一旁进行介绍的方法，更多地让人物进行自我表白，也就是说，经常采用内心独白的形式。与此同时，他还调动其他艺术手段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它通过人物面部表情、言谈举止、生活细节的描写来暗示人物此时此刻的心理。有时主人公的脸色和眼神，他们的一颦一笑，一抬手一投足，常常是无言的心理描写。例如瓦西里公爵在和卡蒂什公爵小姐谈论如何销毁老别祖霍夫伯爵的遗嘱时，一脸不愉快，腮帮子神经质地抽动着，把身边的小桌子生气地推来推去，所有这些表现反映出了他这时的焦灼不安的心情。
上面说过，托尔斯泰常常把心理描写与外部世界的变化的描写紧密结合起来，这样他所揭示的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外部原因就显得比较清楚；同时他在进行心理描写时充分考虑人物的性格特点，所写的心理变化过程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他的心理描写总的说来合情合理，真实可信。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已初露锋芒。他从爱国主义的感情出发，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愤怒的批判和谴责。上面已经说过，他对拿破仑的批判是很严厉的。在国内，托尔斯泰首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上层贵族、沙皇的近臣们和某些高级将领。在创作《战争与和平》时，他还没有同整个贵族阶级决裂，对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例如小说中所写的鲍尔康斯基家族、罗斯托夫家族以及阿赫罗西莫娃等）还抱有希望，在写他们时用的是同情的笔触。他所批判的是以库拉金家族为代表的京城贵族，几乎把他们写成罪恶的渊薮。小说中除了揭露他们的虚伪自私的本性和骄奢淫逸的生活外，在一八一二年前后的特定条件下还批判他们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种种表现，对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假装出来的爱国热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托尔斯泰对沙皇的近臣们和上层的官僚（尤其是其中的外籍人）在国难当头时明争暗斗和争权夺利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小说特别写了德里萨营地亚历山大一世周围的各种人物之间的斗争，他们分为八九派，其中的第八派人数最多，占全体人员的百分之九十九，这一派人既不愿意议和，也不愿意打仗，只希望一点，即为自己获取最大的利益和欢乐。这些人在捞取卢布、勋章和官衔的过程中，只关注皇上好恶的风向标的方向，一发现风向标指向一个方面，就往这个方面吹风，把整个局面搅得极其混乱。作者轻蔑地称他们“雄蜂”。
小说中的揭露和批判有时也触及到正面人物。作者不把这些人物理想化，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缺点和弱点，或者让他们进行自我剖析和自我嘲笑。例如小说中用讥讽的语气写安德烈公爵追求个人功名，幻想自己的“土伦”；在写皮埃尔的宽厚善良的同时，批评他的轻信、意志薄弱和缺少实际办事能力。作者对心爱的女主人公娜塔莎也不讲情面和不加“保护”，写了她生活道路上的失误和爱情生活中的波折。但是这种揭露和责备是善意的，是与对上层贵族的批判不同的。总的说来，《战争与和平》中揭露和批判的主题尚未占主要地位，但是已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托尔斯泰后来在世界观发生转折后对现行制度的全面否定和对恶的“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彻底揭露，显然是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战争与和平》的叙事很有特点。叙述者不仅叙述事件和介绍人物，而且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信念，对所叙述的人和事作出评价，他一身兼有叙述者、阐释者和评判者的功能。他夹叙夹议，在叙事的同时进行褒扬贬斥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既显示出高超的叙事技巧，同时又表现出思想家的深沉和政论家的激情。叙述的语调有时平静，有时激动，或充满同情和赞许，或带有愤怒和尖刻的讽刺，一切都以叙述者对所叙述的内容的评价为转移。
作者在小说中比较广泛地采用了所谓的“通过人物的感受的中介”的叙事方法。使用这种方法使得他有可能通过不同人的视角描写客观世界，说明不同人对客观世界的不同的主观认识，从而增强对客观世界的描写的多面性和准确性。在进行这样的描写时，作者往往“借重”他的主要主人公。例如，作者在克雷姆斯战役后安排安德烈公爵到奥地利宫廷送捷报，通过他的视角描写了当时奥地利宫廷的情况；在申格拉本战役前他与值班军官巡视阵地，通过他的视角描写了俄法两军对垒的情况；小说中斯佩兰斯基、阿拉克切耶夫、马格尼茨基等政界人士是通过他的感受描写的；德里萨营地各派的明争暗斗也是通过他的感受揭示的。由于安德烈公爵目光敏锐，常常能看到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描写都比较深刻。
托尔斯泰在运用这种叙述方法时，除了叙事外，常用来完成别的艺术任务。上面提到过通过尼古拉·罗斯托夫和他的弟弟彼佳的感受来写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崇拜，实际上这种写法包含着对皇上的讽刺。在召开菲利军事会议的木屋里专门安排六岁的玛拉莎留在火炕上，通过这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的视角来写库图佐夫与本尼格森的争论，写她心里“赞成爷爷（库图佐夫）”，这一小小的细节在说明库图佐夫受到人民拥护上胜过长篇大论。小说作者安排皮埃尔这样一个不懂军事的人去波罗金诺战场并通过他的感受来写这次战役，这样使得战况的描写更直接，写出了一般军人不易觉察和不注意的某些方面。同时把通过他的感受的描写与通过两军统帅库图佐夫和拿破仑的视角的描写放在一起，使得这次会战的描写更加全面和更加具体。
总之，《战争与和平》结构宏伟，把十九世纪初十余年的错综复杂的事件、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和众多人物的活动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浑然天成。叙事有条不紊，各条情节线索相互照应，一些事件的叙述与另一些事件的叙述的衔接和它们之间的过渡极为自然，无斧凿痕迹，有时甚至使人觉察不到多条线索的存在。在所有这些方面表现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
上面说过，在《战争与和平》里有许多议论。其中包含着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探寻，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争论等。当年批评家和读者曾对议论过多颇有微词。确实，议论所占比重是比较大的，它们有时似乎与叙事本身结合得不够紧密，显得与艺术描写不够协调，而且某些议论前后重复，使人读起来不免觉得比较累赘。这些直露的议论无助于加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有时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同时，作者的世界观的矛盾以及他的一些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看法常常更多地表现在他的议论里，这是因为虽然小说的艺术描写也受到影响，但是有时作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力量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他避免和克服艺术表现上的偏颇。上面提到过，托尔斯泰在一八七三年出版小说第三版里作过去掉和简化这些议论的尝试。如果这个工作做得比较适当，在去掉多余的议论的同时能保持叙事的连贯性，那么就能使小说避免上述缺点，变得更加精粹。可惜我们未能看到这个版本，无法对他的改变作出判断和评价。
《战争与和平》自从问世以后，经历了风风雨雨。当年激进的批评家（例如米纳耶夫、别尔维、舍尔古诺夫等）曾对它提出过批评，保守的批评家（例如维亚泽姆斯基、诺罗夫等）也对它进行过指责。但是多数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对它进行了赞扬。屠格涅夫称《战争与和平》为“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说从中可以“更加直接和更加准确地了解到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和气质以及整个俄国生活，这胜过读几百部有关民族学和历史的著作”。[26]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里称《战争与和平》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最伟大的作品”。[27]托尔斯泰的这部史诗性小说受到许多外国著名作家的推崇。例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里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浩瀚的史诗，是现代的《伊利亚特》。”他还说：“《战争与和平》的光荣在于复活了一整个历史时代，再现了民族的迁徙和各国的战争。小说的真正的主人公是各国人民……”[28]
列宁高度重视托尔斯泰的文学活动，连续发表了七篇评论文章，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根据高尔基的回忆，列宁喜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想读一读打猎的场面”。他曾说过，在托尔斯泰之前“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他称托尔斯泰为伟大人物，是欧洲无人能同他并列的艺术家。[29]
一八七八年，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英国学者威廉·罗尔斯顿打算写一篇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大文章，写信给托尔斯泰，希望他提供一些传记材料。托尔斯泰没有提供材料，在回信里说：“我对自己是这样一个重要作家深表怀疑，不相信我的生平不仅会使俄国读者，而且会使欧洲读者感兴趣。”他还补充说：“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一百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读我的作品，或者过一百天这些作品就会被忘掉，因此我不想处于可笑的地位。”[30]
自从《战争与和平》问世以来，一百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完全可以告慰它的作者，他的这部作品不仅没有被忘记，而且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喜爱。可以相信，它像世界文学中其他不朽的名著一样，将会永远流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