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推动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理论保证。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们既应该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者，又应该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宣传者，自觉地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要更好地实践科学发展观、宣传科学发展观，首先要学好科学发展观，了解科学发展观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2005年，我就参加了中宣部组织的“落实科学发展观”系列主题采访活动，先后写出几十篇与此相关的稿件。
在跨越6个省区、历时近一个月的采访活动和后续的相关采访活动中，我深切感到，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拨正前进航向，是十分必要、十分及时的，是新时期唯一正确的选择。大量的经验教训证明：只有科学发展才能赢得美好的未来，而非科学的盲目发展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早在2000年，我在北京参加地球奖获奖者座谈会时，就听到有关科学发展问题的呼吁。由于对此深有同感，我在会后立即展开采访并及时反映了这些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观点。应该看到，破坏环境的发展，掠夺资源的发展，盲目扩张的发展，畸形过度的发展，竭泽而渔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其中有些已经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和灾难性后果。在某省采访时，我就听到某地对资源开发的议论：打了几个洞，挖了几个坑，冒了几股烟，留下几摊黑，剩下几把灰。有的地方决策者目光短浅，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不惜引进外地落后的生产工艺、淘汰的生产设备、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从表面、短期来看，这些地方的经济指标是上去了，但却给未来的发展留下无穷的后患。
我认为，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到现在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科学发展观，是与此前几代领导人的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我们应该看到，在“十年浩劫”之后，在百废待兴、经济濒临崩溃的历史背景下，发展便成为当务之急。而一些人却围绕姓社姓资等问题进行一些无谓的争论。在那个时候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是必要的、正确的、及时的。这个口号在当时和此后一个时期都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相当强大的今天，就不能一味地、单纯地、不讲条件地谈发展了。
发展，是需要付出的：这里面既有人力、物力的付出，又有资源的消耗；发展，是有条件的，不考虑条件的发展，必然是盲目的发展；发展，是需要计较成本、计算投入产出比例的，不讲成本的发展、甚至赔本赚吆喝，是得不偿失的发展；发展，是需要协调配合的，孤军深入的发展，则难以持久。也就是说，有的发展，是需要提倡、扶持、推广的，有的发展是需要阻止、遏制、修正的！我们不能一说起“发展”，就认为是好东西，就应该充分肯定，就不能产生怀疑，我们更不能脱离客观条件、不讲成本代价、不考虑副作用地讲发展。我们对任何事物，哪怕是经济发展，都要作具体分析，不要匆匆忙忙地下结论，轻易地肯定或否定。如果我们为错误的东西唱了赞歌，我们就会犯同样的错误；如果我们否定了正确的东西，我们就是扼杀了健康的力量。
现在回头看看：我们过去的宣传报道，在这方面的失误和教训难道还少吗？明明是好大喜功的构想，我们却一味高唱赞歌；明明是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我们却高调肯定；明明是竭泽而渔的做法，我们却没有指出其危害。而一些真正按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客观实际办事的单位或个人，却受到了不应有的指责和不公正的对待。
能否以科学发展观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至关重要。在很多情况下，写什么、怎么写，如何在采访活动中采访到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容、表现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常常取决于记者的思想认识水平。
就以我参加中宣部组织的“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型主题采访为例，我们每到一地，当地都十分重视，对采访活动也作出了周密的安排。但是，我们在采访中发现，由于有些地方负责人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或出于某种考虑，一些安排与科学发展观关系不大、甚至毫不沾边。一些单位介绍的情况虽然很丰富，但是可用的东西并不多，有些有价值的东西被淹没在大堆的材料和繁杂的事物之中。如果不是独具慧眼，如果没有深入发掘、没有筛选提炼，就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所以，每到一地，我都注意以科学发展观的眼光观察事物、发现新闻，最终确定自己要写的题材，要选的角度。我采写的《金川集团公司的“延年益寿法”》《青海阻止污染西移》《呼和浩特养牛人好潇洒》《榆林资源在保护中开发》《乌鲁木齐市与昌吉回族自治州将实现经济一体化》《“环保公路”：在大西北延伸》《看不见煤的煤矿》《“宁夏一号工程”的科学发展观》《青海省提高领导者素质构建和谐社会》《贺兰山的风刮来了多少钱》《红寺堡———区域协调发展的杰作》《宁夏：旱地“压砂”彰显生态文明》《黎明村里看“黎明”》《绿色的能源，绿色的希望———甘肃省敦煌靖远绿色能源公司发展“生物质燃气”见闻》《宁夏石嘴山：从煤城到山水园林城》《宁夏推动城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等就以科学发展观为精髓，力图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就是在写长篇综述《西部开发亮点多》时，我也注意将所写内容与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这些稿件，取材不同，长短不一，写法迥异，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科学发展观、宣传了科学发展观。
宣传科学发展观，需要正面引导，也需要研究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批评。有的时候，深入的剖析、恰当的论述、准确的批评可能会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风力发电为何在新疆遭遇尴尬》《宁夏还该不该种植水稻？》《退耕还林：补贴到期之后怎么办》《退耕还林：不蹈“2605项目”的覆辙》《迷迷茫茫的“波尔多”梦》《珍惜青海湖“鱼鸟共生”状态》就是这方面的作品。
2006年7月30日，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述评《“用完就扔”：不该成为时尚》，是一篇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其中的一些素材取自我家附近的早市，取自我对生活的观察。我在这篇东西中首次对过度使用一次性用品、特别是过多使用塑料袋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我的这篇东西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共鸣。这篇只有千余字的作品，还被中宣部评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主题宣传的一等奖。当然，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在我这篇东西发表几个月后，中央有关部门出台了“限塑”的政策。虽然不能说这是我这篇作品的作用，但我还是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做过一点有益的工作感到欣慰。在此前后，我还针对商品包装中存在的问题，先后发表了《虚假包装有违诚信》《过度包装：糟蹋社会财富》《商品包装，有多少是恰如其分》等针砭时弊的报道，宣传了科学发展观。
宣传科学发展观，要有自觉性、使命感、责任感。要善于在工作、生活和各类活动中发现问题。2007年6月，我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中宣部召开的总结表彰会。在飞机上提供的午餐中我发现了问题：一顿谈不上丰盛的午餐，竟使用了七八种包装材料，制造了数量可观的垃圾！于是，我利用乘机的间隙和乘客离机的时机迅速展开采访，写了一篇“记者来信”：《客机上能否少制造点垃圾》。这篇东西，不仅被“航空网”等网站转载，而且被报社评为好稿。到了年终，它又被报社评为年度二等奖。
宣传科学发展观，本身也应该体现科学发展观，不能作无谓的宣传、毫无成效的宣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宣传。没有效果的宣传，是浪费宝贵的社会资源，不仅无功反而有过。也就是说，宣传科学发展观，仅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要讲究宣传艺术，研究宣传艺术，把宣传效果最大化作为最终追求的目标。
任何文字，都要让读者产生阅读的动力，要有吸引力。只有被阅读了才有可能产生作用。没人理睬，就是文字垃圾。
是不是理论研究一定晦涩难懂？是不是新闻报道一定枯燥乏味？我想，任何读者都喜欢阅读引人入胜、生动有趣、鲜活耐读的文字，而不喜欢晦涩难懂、枯燥乏味、味同嚼蜡的作品。同样是讲故事，有人讲得人全神贯注、目不斜视；有人却讲得人心不在焉、昏昏欲睡。同一篇文章，有的可以吸引人一直读下去，有的竟让人看了开头就不想看结尾。有时，换一个开头，变一种方式，转一个角度就可以收到奇妙的效果。我们完全应该、也应该做到让自己笔下流淌的文字鲜活、生动、感人、耐读！这方面值得探讨、值得借鉴、值得改进的有很多。我在20多年的新闻实践中也算尝到过一些甜头。例如，我写人工饲养天牛的天敌花绒穴甲取得成功的科技新闻，不直接写科研鉴定和研讨会，这些内容在标题和行文中甚至不出现。我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写，标题也写成了《天牛，看你还能“牛”几时？》写郑州人不驱赶、宰杀城市人行道树上的鸟、努力营造人与鸟和谐共处的城市环境，我的题目是《郑州人的“宽容”》。写由于封山禁牧带来野生岩羊的过快增长，我用了《贺兰山的岩羊多得让人有点愁》《谁给贺兰山的岩羊这么大的胆儿？》这样的标题。写封山禁牧，我的标题是《宁夏：让羊换了一种“活法”》。
做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者和宣传者，这是党中央在新时期赋予新闻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我们应该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作为一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我有自己的探索，但我的探索是初步的、粗浅的、不成熟的———我愿为此继续探索。
（原载《今传媒》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