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刘云山同志对我的关注引发的一点感慨
我没想到，像我这样一个长期工作在边远落后地区、业绩也平平的记者，竟能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竟能面对面地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竟能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这位在9年前就曾关注过我的领导，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
2002年，我参加了中宣部组织的、有中央多家媒体上百位记者参加的、据称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主题采访———“三个代表在基层”，我被分在第五分团并被任命为副团长，《光明日报》为此也成立了领导小组并任命了总负责人。这次采访，我发出了19篇稿件，其中有7篇刊登在突出位置，远远超出了规定的篇数。几个月后，中宣部召开总结大会（地点在中宣部），首都各大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记得《人民日报》是时任总编辑的王晨同志，《光明日报》是时任总编辑的袁志发同志，时任广电总局副局长的胡占凡同志也在主席台就座，在大会上作总结讲话的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吉炳轩同志），大会的主持人正是刘云山同志。大会共安排6位同志发言，按会议安排，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都是部门负责人发言，只有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是记者发言。没想到，报社把这次发言的任务交给了我。散会时，我见到了调离《光明日报》不久、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王晨同志。王晨握着我的手说：“你的发言很好！在你发言之后，刘云山同志多次向我问起你的情况，对你有很好的评价。”听王晨同志的口气，刘云山同志很早就留意我的稿件并看过我的一些稿件，这让我颇感意外。
2006年2月底，中宣部又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中宣部干部培训中心召开“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总结大会。按大会要求，《光明日报》要有一位记者发言。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并已买好了返程机票。就在我第二天要返回银川时，记者部主任突然通知我立即到总编辑苟天林同志办公室去。原来，报社又让我在中宣部两天后召开的会议上发言。在天林、景瑞、惠生、东平等《光明日报》编委会领导的指导下，我完成了这篇既代表自己又代表报社的发言稿。此后，我因为在中宣部的大型主题采访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又代表获奖者在中宣部的总结大会上发了言。因为这两次大会刘云山同志都没参加，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2008年7月，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苟天林同志到宁夏考察。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在会见苟天林同志一行时，对我在十七大党代表最后的差额选举中落选表示惋惜。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春光为此插话说，陈书记在不同场合已经多次表达过这个意思了。苟天林同志接着说，此事我曾向刘云山同志汇报过。云山同志说，虽然如此，这还是反映了宁夏对宣传工作、对新闻工作者的重视，很值得高兴。
转眼到了2011年9月初，刘云山同志到宁夏参加广电的一个工作会议并在宁夏视察工作。我应邀参加了这个工作会议并参加了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汇报会，还与刘云山等领导同志合了影。其间，我有多次与刘云山同志打招呼的机会，但我都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刘云山同志接触的人很多，忘掉的人也很多。参加刘云山同志主持的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对我来说可能是终生难忘的；但对于刘云山同志来说，出席、主持那样的会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即使多年前他曾经关注过我，恐怕也早就忘了，我打不打招呼都无所谓，何必要自作多情呢！
又是一个没想到！仅仅10天后，我竟有了与刘云山同志面对面的机会。在中宣部9月13日召开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座谈会上，我因为要在座谈会上发言，所以就坐在了刘云山同志的对面。坐在我对面的还有王晨、蔡武、雒树刚、蔡赴朝、柳斌杰、蔡明照等领导同志。在我发言之前，刘云山同志就向我微微点头致意。
这次座谈会，原来计划只安排四个人发言：《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总编辑、《光明日报》记者、中央电视台记者，后来又增加了三位省市宣传部部长、一位地方报编辑。能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发言，是很难得的。光明日报社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这既是对我的鼓励和信任，也是给我的一份荣誉。我这次是专程赴京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从接到会议通知到参会只有3天时间。中宣部对我的发言十分重视，在会前就索要了我发言稿的初稿、定稿。在占凡、东平等领导的指导下，我对发言稿进行了反复的补充、修改。我发完言后，刘云山同志在讲话中说，庄电一同志在发言时，我记下了几句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优秀记者是如何成长的，一篇优秀的稿件是如何炼成的，一个优秀记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态度（大意）。过了一会，他又说，庄电一同志还要七访黎明村呢！这很好。随后，他又提到我发言中的一个提法并表示赞同。
散会时，《求是》杂志一位部主任找到我并索要我的发言稿。他说，我们领导当场拍板了：下一期就刊登你的发言稿，这是“走转改”的一份好教材！仅仅十几天后，我的发言稿就出现在《求是》杂志第十九期上。9月20日，《中国新闻出版报》也根据中宣部的安排，刊登了我的发言稿。
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的发言竟然给刘云山同志留下了一点印象：在9月下旬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部长座谈会上，刘云山同志再次提到并表扬了我！
虽然刘云山同志并没有跟我说过话，我也没有跟他说过话、更没有主动与他联系过，但他对我的关心、鼓励，我还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同寻常，有的仅是机缘和巧合。
这里还需要说一下，我虽然多次在中宣部的大会上发言，但我至今不太清楚其中的原因，不知道何以要让我去发言，当然我更没有主动去争取过，我把这些都看成是报社的培养、信任、支持。
我已经年过半百了，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几乎对什么都看透了、也看淡了。实际上，即使刘云山同志知道我，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我既不会因此改变什么，也不想因此改变什么，我更不会因此产生什么想法。也许，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写下这段文字。因为刘云山同志知道的记者有很多，在我的同事中可能就有不少，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包括比刘云山同志职务更高的领导同志认识并关注的记者也不在少数，所以，刘云山同志关注一下我这个曾长期被“边缘化”的老记者，实在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尽管如此，我对这件事还是有一些感触的，也就动笔写下一点感想。我想，一个人，只需默默干事就够了，不要怕吃亏，不必担心被遗忘，更不要削尖脑袋去钻营，也不要谋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要你干到了，总会有人关注，也不会被埋没。无能、僵化、保守如我辈者尚能如此，更何况是他人呢？当我们回过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时，就会感叹：我失去了很多，我也得到了不少，做老实人并不吃亏啊！
（原载《新闻研究》2011年第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