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赴青海采访的一段经历
2002年和2003年，我曾两次参加中宣部组织的“三个代表在基层”采访活动，两次共采写各类稿件30多篇，自感收获不小。
2004年6月，报社领导又点名让我到青海省去采访从清华大学“支边”到青海大学担任校长的李建保。此时，中宣部尚未安排统一采访活动。一接到通知，我就开始作采访前的各种准备。因为此前我对青海大学和李建保都是一无所知。我是拿着从网上查到的资料踏上旅途的。
这次采访不算很顺利。首先，我联系采访时，对方就不是很欢迎。甚至有推脱的意思。后来到了青海大学我才知道，一个时期以来，到该校拉广告的记者很多，他们把我也当成拉广告的记者了。此外，李建保本人对这个采访也有思想顾虑，不太希望宣传他。直到我一再向有关人员说明，这个采访不是我的个人行为，而是报社根据上级精神决定的，他们才不再说什么了。后来，他们又告诉我，李校长行踪不定，必须等他有空才行。等我终于确定行期并告诉青海大学有关负责人时，对方却告诉我：学校离西宁市市区还有几十公里路程，让我自己乘15路公共汽车前往。这让我有点为难：我从没有去过青海，对西宁市的交通情况更是一无所知。15路公共汽车起点站在哪里、途经哪里，终点站又在哪里，我一概不知。此时，我当然希望有人能到火车站接我一下，但我不能向人家提出这样的要求：人家这样安排总有人家的考虑和难处吧？我虽然是个年近五十的老记者了，但我也不能让人家为难呀！如果我的要求被拒绝，岂不是自讨没趣？当记者20年来，我一直夹着尾巴做人，还从没有向采访对象提出过任何非分的要求，这也是我一贯的做人原则。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看来，我只有自己摸到学校去了。
最后，还是青海省省委宣传部一位处长得知情况后专门给学校打了招呼，学校才找了一辆熟人开的破旧的出租车去接我。可见，学校确实是有困难。对此，我一点都没有计较。当然，也不该计较。更没有因此影响我的采访情绪。
上车后，接我的同志问我：是不是先找宾馆住下休息？因为学校及学校周围都没有住宿条件，市内条件合适的宾馆到了晚上不一定能住进去。为了节省时间，尽快展开采访，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直接去学校，住宿的事先不考虑。
乘了一夜火车，又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颠簸了几十分钟，我赶到青海大学时已经临近中午了。此时，李建保出差在外还没有回到学校，也没有一位学校领导出面见我。当然，其他一切繁文缛节也都省了。也许，是他们没想到我会这么快就赶到学校吧，对我的到来和采访，学校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吃午饭的时间过了，我提出自己解决，但学校宣传部的同志没有同意。最后，他们带我到学校大门口对面一家只摆着几张长条桌的小饭馆里吃了点饭（学校没有教工食堂）。
此时，我虽然又困又乏，但顾不上休息（也没有地方休息），立即展开采访。见不到李建保，我就先看材料，了解学校环境、学校建设情况以及李建保到校后发生的变化。
直到下午3点钟左右，李建保才回到他的办公室，当天下午，他还要参加一个活动，陪同来访的外宾。这样，留给我的采访时间就很有限了。好在我事先就作了精心准备、拟好了采访提纲，并且看了相关材料，所以采访时间没有什么浪费。就是这时间有限的采访，还不时被不断进来的人打断。当有关人员第二次进来催促他去赴会时，我的采访只好到此结束。
我知道，要充分展示李建保的业绩和精神风貌，我所采访到的素材还不够。于是，我便采取迂回战术。即：通过采访李建保的同事来弥补直接采访本人的不足。我在剩下的时间里先后采访了青海大学党委书记刘树仁、北京科技大学来此挂职并出任校长助理的孙建林博士、青海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王刚等多人。第二天，我又采访了青海省教育厅分管高校工作的副厅长李惟恒。这些采访，让我了解到许多珍贵的素材。像李建保不要青海方面给的报酬、自己买方便面吃、他的母亲来青海探望并洗坏了西服等生动情节，就是这样采访到的。这些素材后来都被我写到了稿件里面。
李建保公务繁忙，学校离市区很远又没有食宿条件，种种条件的限制要求我必须在当天完成主要采访任务。所以，整个下午我几乎没有停止采访。我不停地问，飞速地记，直到自以为了解到了该了解的一切之后，我才松了一口气。学校宣传部的同志用车把我送到市区时，已经很晚了。在街边一家餐馆吃完饭后，我才去找住处。平时很难入睡的我，这次几乎是倒头便睡了。
自当晚与青海大学的同志告别后，我在青海期间再未与他们联系。虽然我很想到向往已久的青海湖去看看，但我没有向他们提出这个想法。我知道，我不应该说出我的想法，我不能为这次采访谋求个人私利。
三天后，我自己悄悄踏上了归程，全力投入写稿。
为了写好这篇人物通讯，我精心构思，反复推敲，寝食不安。
如何将典型宣传稿写得好看、耐读、吸引人、有人情味？这是我的思考和追求。
开头，我以李建保与众不同的名片入题，点出他的两种身份，意在为读者留下悬念，吸引读者来读。在写李建保去青海大学之前，我觉得应该让读者对他有个大概了解。但对李建保基本情况的介绍，我尽量避免平铺直叙，而是用了“记者脑中装满了从网上查到的资料”一句，带出下文。接着，我连着用了两个疑问句，以进一步调动读者的胃口。
接下来，我分成几个段落写李建保如何到青海大学就任校长、到任后作出哪些贡献和他为此作出的牺牲。写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写他的精神，突出他为了祖国的需要、无私奉献甚至不惜自我牺牲的情怀。第一部分写他临危授命，无怨无悔。第二部分写他给青海大学带来的变化，重点写他帮助全校师生转变了观念，找回了自信。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写他的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这一部分，本不是重点，但我居然浓墨重彩，用了很大篇幅。我这样做是有想法的。
以往，对先进典型的宣传普遍存在“高大全”的倾向，对他的个人利益只字不提，似乎不这样写就不够味、就没有写到家，写先进典型的个人利益，就会损伤先进典型的高大形象。这次采访前我就分析，李建保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采访？因为他可能担心，这样一宣传，他就更不好回北京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一想，我们就会明白了。他不可能在青海大学永远干下去，他当然希望早点回北京工作。有这样的想法，没有任何错。不写他的牺牲，就不能表现出他的精神，就不会打动读者的心！所以，我写了他的不计报酬、“自带干粮”，并且用他给学校带来的大笔资金与他本人的毫无索取作对比。在写他的牺牲时，我除了正面引用他本人的想法外，还引用了学校党委书记刘树仁的话：“不能让人把个人利益牺牲得一干二净。那样既不合理，也不利于人才的引进。”这里，我毫不回避地提出了李建保的任期和去留问题。我写出了李建保的真实想法，也给读者留下一个悬念。后来，此稿送李建保和刘树仁审阅时，他们都没有改动。我之所以这样写，是想让李建保放下思想顾虑，也不想因为我这篇东西影响他回北京。因为我认为，李建保有一种以祖国利益为重的可贵精神，不论他在哪里，都可以发光发热，作出自己的贡献，不能认为他回了北京就不好了。
虽然报社要求我不要写长了，只写2000多字就可以，但我还是写了近4000字，因为我觉得2000字是无法装下这么多内容的。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最后的见报稿删掉的文字很少，这已经是破例了。这也说明编辑部对这篇东西是认可的。
遵照青海大学的意见，我将写好的稿件传给他们审阅。李建保和学校其他负责人都看了，李建保还亲自在稿件上作了个别改动。我完全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有关人员又要求我再将改定的稿件再传给他们。我耐心地告诉他们：“那就没有必要了。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尊重你们的意见的。”
我向报社提前交出了稿件。但是，这篇东西并没有如期登出，而是向后推了半个多月。因为此时中宣部重新布置了对李建保的采访工作。报社又派国内政治部副主任马兴宇同志参加这一采访活动。我很高兴，马兴宇同志写出了很好的后续报道。尤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由我执笔的这篇东西，报社不仅为它配发了短评，而且还把它评为好稿。
至此，我才感到自己的努力算有了回报。
（原载《新闻研究》2004年第45期，此文被收入中宣部编《为时代英雄放歌》一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