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我成为《光明日报》记者已经有19个年头了。这19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从20多岁到近50岁，从“小庄”到“老庄”，我的这段人生与《光明日报》深深结了缘。
早在中学时期，我就萌生了当一名记者的理想。那时，我是学校校报编辑，定期编写稿件、出板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向外面投稿。在农场工作后，我成为一名通讯员，笔不离手，写了许多东西。在一所师范学校当教师时，我业余时间笔耕不辍，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过不少作品，其中包括在《光明日报》“读者论苑”专栏发表的《久放而不灵的“信号”》。1984年年底，《光明日报》在宁夏公开招考一名记者，有百余人报名应考。一篇“假如我是一名记者”的作文为我赢得了高分。最终，我以综合成绩第一名而被报社选中。从此，我从“业余作者”变成了专职记者，我的人生也掀开崭新的一页，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
在这6000多个日日夜夜里，为了用好手中这支笔、不辱使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硬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取得了不落后的工作成绩。现已发表2000多篇稿件，其中百余篇获奖，百余篇被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转播。我本人也获得过20多项奖励。
在近20年的记者生涯，我有许多难忘的经历：我曾两次被派驻甘肃，一人长期兼顾宁夏、甘肃两地，毫无怨言地克服了工作、生活中的许多困难；我曾被派往河南，专门调查教师集体罢课事件，圆满完成任务；我曾两次奉命回报社担任夜班编辑，编辑过上千条稿件，未出现差错；我曾参加报社重点报道组工作，在两个月时间内发稿20余篇、头条10篇；我曾被选作《光明日报》名牌栏目“周五随笔”的撰稿人，成为本报驻地记者中第一个专栏作者；我曾在汽车刹车失灵的情况下，冒着危险连夜奔赴山区采访，写出引起全国关注的稿件；我曾为一个标题、一个导语的选择而冥思苦想，寝食不安；我曾参加中宣部组织的“三个代表在基层”采访活动，在20多天里写稿19篇（内有头条4篇），受到报社内外的好评，中宣部点名让我在总结大会上发言；我曾因拒收“红包”受到全国记协的通报表彰，获得本报总编辑奖，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我进行了专访；我曾因为写了批评稿而受到恶毒攻击，无理纠缠；我曾参加“百佳”揭晓座谈会并走上首都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被多家中央、地方媒体采访；我曾参加“全国新闻奖获奖者研修班”，我的大会发言被单发简报。
我把自己的新闻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我关注所有的社会问题。教科文卫、农林牧渔、党政工群，都吸引我牵挂的目光；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有我的思考。我曾为黄河水质的污染、滥挖甘草的破坏、沙尘暴的威胁、过度放牧的危害大声疾呼；我曾痛陈封建迷信回潮、愚昧消费泛滥、大吃大喝、“方城大战”之害；我曾直言地界迎送、警车开道、全民经商、竞相下海、应试教育、政策攀比之弊；我曾为女童辍学、图书馆无钱买书、博物馆闭馆、文化站里无文化而奔走呼吁；我曾为吴忠棉纺织厂盲目引进洋设备长期闲置、宁夏一些部门不听专家忠告致使天牛成灾、惠农县乱建市场导致有场无市、银川市商场装修攀比负债经营、宝贵的太西煤资源被大火吞噬而痛心疾首。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拿起了手中的笔，挥洒手中这支笔，我要让这支笔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我采写的许多稿件借助《光明日报》这个强有力的媒体产生较大影响：《西北这么穷，为什么还要铺张？》被全国上百家报刊转载、被中央电视台连播3次；《是是非非话收费》发在全国清理乱收费通知下达半年之前，文中的观点与随后执行的政策基本吻合；《该控制一下“行会”“片会”了》旗帜鲜明地揭露了会议中的腐败，被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甘草濒危，沙暴频来》对制止滥采乱挖起了重要作用；《没有苗圃的园丁》引来数万元捐赠，改变了一所山区小学和一名回族女教师的命运；《曹氏两兄弟的大学梦能圆吗？》反映三胞胎求学的问题，引来十余万元的捐款，推动了特困生问题的解决……此外，较有影响的稿件还有：《版面费，收不得！》《这样“滚雪球”怎么得了？》《讲话稿该由谁写？》《迎来送往：基层难堪事》《如此“政绩”要不得！》《机关工作也要讲效益》《“媚下”也是一种腐败》《会议开支有谱没谱？》《莫让评奖变了味》《“优惠政策”大战可以休矣》《公路治乱需换个思路》《小省区也能干大事》《四十分钟节目，三分之二退席———宁夏春节团拜会上不该出现的一幕》《高校收费应充分考虑生源的区域因素》《盐池人，旧习俗该改一改了》《“中枢”在变革———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纪事》《被炸古塔中的秘密》《人与天牛之战》等。
在采写大量新闻稿的同时，我还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发表言论百余篇，在《新闻战线》《中国记者》等刊物上发表业务研究文章200余篇。
在这期间，我的作品三次获得中宣部委托全国记协主办的全国现场短新闻奖。此外，我还获得全国人大、法制、水利、林业、教育、科技、环保好新闻奖。我本人也连续4次被评为宁夏优秀新闻工作者，连续3次成为宁夏“十佳”记者，连续2次获得宣传宁夏突出贡献奖，出书3本。有关部门三次为我召开“新闻作品研讨会”：最早是1992年，由本报举办。与会领导、专家对我在不出新闻的地方写出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新闻给予了充分肯定，会后的侧记《一位走自己的路的记者》称我“走出一条扎扎实实的路、成功的路”。第二次是1996年，由宁夏记协、宁夏新闻学会主办。当地报纸、电台、电视台都作了充分报道，会上发言集中刊登在《宁夏新闻工作通讯》上，有两三万字。第三次是2003年3月，由宁夏新闻学会与驻宁新闻单位联合会共同主办，这是为我的新闻研究专著《记者的天空》出版而举行的，与会者给了我许多鼓励。
我常常感到惭愧和不安：我所做的工作，同党、人民给我的一切相比太微不足道了。
当然，我取得的这点成绩，离不开报社领导和编辑部许多同志的指导及帮助。我的许多稿件上都凝聚着编辑部许多人的心血，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就恋手中这支笔！这支笔，既是《光明日报》给我的，也是人民给我的。我的苦恼，我的喜悦，我的忧思，我的荣誉……我的一切都与这支笔有关。我要继续用好这支笔！
（原载《新闻研究》2003年第4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