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征惯战、久经沙场的战将，不能只会使用一种武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记者，不能只会采写本报讯。写杂文、评论也应是记者不可缺少的基本功。既然是基本功，就不能荒疏，要勤学苦练，争取日有长进、月有提高。
2009年前10月，除了采写近百篇新闻稿件外，我还在《光明日报》的“光明时评”“光明论坛”发了10篇言论，还在其他报刊发表了一些杂文。
对“时评”、杂文一类文章，我历来比较看重，因为它们不仅反映作者的所思所想，而且反映了作者对事物分析判断的能力、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
如果说我对评论、杂文“情有独钟”，我是不会反对的。我不仅爱看而且爱写，常常为此“兴致勃勃”“心驰神往”“心旷神怡”“乐此不疲”。在我看来，记者写言论，非但不是不务正业，而且是必须要务的主业。对言论，记者应该拿得起放得下，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说起来，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就学写杂文了。1979年，我的多篇言论被登载在省级党报的头版上。记得我曾在那家报纸上创造了11天内发稿4篇的记录，这至今还令我感到自豪。此后，我撒开大网，在当地不少报刊发表过杂文。有了这些基础，我就壮着胆子向中央级报刊投稿。1980年后，我的名字出现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上。1984年，我在《光明日报》的“读者论苑”发表了《久放而不灵的“信号”》，则是我最得意的一件事。其时，我还不是《光明日报》记者。虽然从接到采用通知到最终见报，让我等得有点心焦，但当我收到报社寄来的样报时，还是欣喜异常。回眸一望，我已在《人民日报》“今日谈”“人民论坛”，《光明日报》“大家谈”“短笛”“社会看台”“百家论苑”“沉思录”“周五随笔”，《中国青年报》“新语丝”“求实篇”以及《新闻出版报》《中华新闻报》《中国文化报》《今传媒》等报刊上发表过六七百篇言论了。其中登在《光明日报》上的约有100篇。在这里面，最令我难忘的还是1997年我“客串”《光明日报》名牌栏目“周五随笔”的“专栏作者”。借助这个每篇都有作者手写签名的专栏，我发表了《少搞应酬多干实事》《“老外”买了张硬卧票》《该留下什么样的“政绩”》《直呼其名又何妨》《小省区也能干大事》《“八”的滥用说明什么》《说说“包装”》《也该关注一下会议质量问题》《以不贪为宝》等一批较有质量的稿件。其中，《小省区也能干大事》还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转发全自治区各地各有关单位并且在此后的评奖中获了奖。也许是看到了我这方面的努力吧，宁夏杂文学会吸纳我为“理事”。
2009年年初，听说《光明日报》新开设“光明时评”栏目，我便很想“一试身手”。从2月12日发表第一篇“时评”《且慢告别纸和笔》开始，我相继又发表了《“年轻”的建筑物为何“死于非命”》《延长供暖体现人文关怀》《揭开“托儿”们的面目》《让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书香》《传统节日不能只是“小吃节”》《季羡林、任继愈何以广受敬重》《“双百人物”是时代坐标》《新闻报道应避免“泛娱乐化”》等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时评”。此外，我还在《光明日报》的老牌专栏“光明论坛”发表了《解决“老大难”不能都等着“老大”》。其中，《且慢告别纸和笔》《“年轻”的建筑物为何“死于非命”》《揭开“托儿”们的面目》《让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书香》等在网上和报刊上都有很高的转载量，引来网友的许多评论。《传统节日不能只是“小吃节”》刊登后，《光明日报》还刊登了读者的读后感。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问题、许多矛盾、许多倾向，也有许多新生事物、许多可贵精神、许多感人现象，所有这些都需要加强引导。该揭露的就揭露，该批评的就批评；该抑制的就抑制；该弘扬的就弘扬；该引导的就引导。通过这些引导，让社会再多一些真善美，再少一些假恶丑，这正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而“时评”这一载体，可以有效地发挥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作为一名记者，应该更积极、更主动地利用这个载体，将自己的观察、思考、见解表达出来，进而影响社会。正因为如此，我每次准备动笔写“时评”时都很兴奋，有时真可以称得上是“兴致勃勃”了。就说《且慢告别纸和笔》这篇吧，我就是针对电脑的普及和使用带来的新问题而展开的，写起来更是一气呵成。由于所提问题很现实、很尖锐，所以才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至今还有人提起此事。
写“时评”，要求作者不仅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字能力，而且要有洞察力、分析力、判断力，要敏感、敏捷、敏锐。要注意捕捉目标，一旦发现就迅速出击，盯住了就要一针见血。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反应迟钝、隔靴搔痒，就写不了“时评”，也写不好“时评”，写出来的“时评”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这里，我只是谈了自己撰写“时评”的粗浅体会，颇有点班门弄斧的意味。因为我现在还是个“时评”的学徒工，根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介绍经验”。
作为中央党报所开设的“光明时评”，有既定的办报宗旨、严格的用稿标准、明确的选题要求，它既不同于一般的杂文，也不同于评论员文章，与社论、短评也有显著区别。因而，不是什么稿件都适合上这个栏目。作为普通作者，我们只能适应它，不能要求它适应我们，我们不能要求它降格以求，也没有资格要求它改变用稿标准。
我常常寻找自己的不足，对学写文章更是如此。我既注重文章的内容、选题、社会承受力，又注重发稿时机、角度、分寸、深度，更在谋篇布局、文字表达上下过工夫。面对连自己都不满意的东西，我就问自己：是否已经老眼昏花了？是否丧失年轻时的锐气了？手中的武器是否不够锋利了？人们说，活到老，学到老。写文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原载《今传媒》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