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固原新区最大的一个居民小区，一条马路之隔，分南北两大部分，南边一律黄色楼体，叫南区，大约有二十栋楼；北边一律灰色楼体，叫北区，大约十栋楼。因为是政府为本市低收入者专门建造的楼房，故名“廉租房”，或曰公租房，而且还给小区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民生苑。
民生苑北区的房子，面积从30平方米、40平方米到50平方米不等，楼与楼之间有草坪、矮树，还有一排又一排新安装的健身器材；南区却从内部又分出两大块，西边的和北区一样，全部是廉租房，面积也是大小不等，只是东边却是一家企业的集体集资房——因为这家企业为国企，已倒闭多年了，职工生活非常困难，为了体现政府对国企的重视，并为下岗职工计，故特批在这里盖了五栋共计二百多套楼房，一半集资，一半估计也有政府的补贴成分在里边。
我租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小区南边的企业集资房。虽为集资房，但格局与廉租房相差无几——楼距密密实实，楼体也一律为黄色，有草坪，也有矮树，不同之处在于，除了楼与楼之间没有那些簇新的、五颜六色的健身器材，就是楼房的面积通通比廉租房稍大，有80平方米、70平方米、60平方米，最小的也有55平方米。集资房和廉租房之间，隔着一条水泥路，中间有一个广场，广场上盖一栋二层小楼，名曰“社区中心”。每天早上，小区里的各色大妈们，会准时来到这片小广场上，打太极、跳广场舞。
集资房被声势浩大的廉租房紧紧包裹其间，显得仓皇、委琐、底气不足，但由于其有房屋产权而廉租房没有，它又显示出了自己应有的优越性。
2011年10月，我由老城搬到这里。之所以搬到这里，是因为随着市委、市政府的搬迁，老城的许多单位纷纷搬到了这里。妻子所在的单位也很快搬到了这里。妻子在新区上了几天班说：“人家住在老城的，不是有车，就是有车接，你现在叫我怎么上班？”于是我不得不在自顾不暇中又一次搬了家。
我的“新家”在集资房的8号楼，是一间面积为80平方米的单元楼，两室两厅，一厨一卫。房主是这家企业的老职工，好说歹说，租金定为每月六百元，半年一缴，水电暖自付，这在当时景象颇为萧条的新区还是较高的。
“新家”所在的这栋楼处在两栋楼的夹缝中，前后都是新搬来的人家，由于没有安装闭路电视，那些人家的窗台上都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锅”（即卫星接收器，就像乡村里的“户户通”一样），景象蔚为壮观。楼下的草坪高低不平，草也稀稀拉拉，乍一看就像铺了一张又一张脱毛的狗皮，间或有一两株半死不活的小树兀自在风中摇曳。楼的东边是一条马路，马路过去是一座小山，山上有厚厚的杂草和茂密的树林，半山腰上还留有原先山里人家居住过的窑洞、残墙以及一株株经年的柳树、榆树、杏树。
刚住到这里时，我还有些不大习惯，似乎是一下子从繁华的城里，突然搬到了冷冷清清的乡下。更糟糕的是，一些可怕的传言一时沸沸扬扬。传言大多是针对小区治安问题的。据传，这里原先是个出盗贼和响马的地方，拆迁之后，一些人仍贼心不改，常趁着小区人少楼空前来盗窃，有时一晚上竟能清洗整整几栋楼。传言说得有鼻子有眼。紧接着，又传说这里还有拦路抢劫者，气焰更为嚣张，说是青天白日，人正走着，突然就会从身后驰来一辆摩托，倏忽之间，脖子一热，项链没了，耳坠子没了，有时肩膀头子上的挎包也会随摩托的经过而瞬间消失。
由于传言大多针对女性，妻便显得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严加防范，晚上我们尽量减少外出时间，就是出去，也不会耗到三更半夜；到家以后，立即关门闭窗，检查插销，睡觉前也不忘将门从里面牢牢反锁。如此这般，竟也没有发生什么传言中的不测。接下来当然就是妻子的上下班问题了。妻子上下班主要是步行。从廉租房到妻子的单位，路虽不远，但步行也得近二十分钟。刚搬过来时，已是仲秋时节，妻子上班时天还亮着，但一入深冬，境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上班后半个小时天才慢慢放亮，下班时间往往天已擦黑。为了使妻子在上下班的路上平安、顺利，我们可以说绞尽脑汁，想了许多办法。后来发现，原来租住在这个小区的，竟还有她们单位的好几个同事呢。之后她们结伴而行，同时上班，同时下班，其亲密之状竟像刚刚参加工作。
如此熬过一年，廉租房的人气才逐渐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