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师来到我们家的时候，人力三轮车上拉来一个土黄色的气泵和一只看不清颜色的木箱。高个子，瘦，黑脸，看样子有五十多岁了。我问他，就你一个人啊？他说，咋会呢？！人一会儿就来。可是一直到我们去装饰材料部买回材料，找苦力把材料搬上楼，他说的那个人还没有见面。
我这个房子不大，七十多平方。原来简装过的，这次要不是发生火灾，也不会重新装修。何师是木工，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我的卧室和孩子的卧室打两个衣柜，包四个窗子和五个门框。我说：“何师，找一个人吧？你一个人太慢……紧张了。”他说：“说好的，还有一个人来，他家里最近有点事，走不开。”我就把门市部交给爱人，和何师一起干。扶个凳子，拉个墨线，取个工具。
这一天，女儿把茶水端上来，叫了声，大伯，你们喝水。女儿走了，何师问我，女儿上几年级？我说，今年就要上大学了。他说，看不出，看着还小呢。我一笑，快二十了，就是个子不高。随口问他，你几个孩子？都交代过了吧？何师顿了一下，脸上充满了笑容。我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已经出嫁了，在我们镇上。女婿是个教书的。大儿子在北京上班，说了个媳妇是北京的，很乖，很听话。二儿子呢，在西安上班。大盖帽呢。我“哦”了一声，很为何师高兴。我说，何师，这么大年龄了，孩子们能行了，自己就该“退休”了。何师说，是啊！是啊！我儿子也这么说。他说，爸，我在北京一个月工资三四千，媳妇也有工资，你就不要再出去做活了。身子要紧。听到身子要紧这句话，我才注意到何师时不时地用手捶腰。有时候疼得直不起身子。我说，你慢慢来，注意身子。他说，不碍事。做了一辈子活，落下的毛病。
何师的话很少，但一说到孩子，他的眼睛就发亮，黑红的脸色也活泛起来。从他的口里我知道他有两个能干的儿子。大儿子在北京一家酒店当餐饮部经理，管着好几十人。在何师的描述里，我仿佛看到一个高个子、胖、白衬衣、名牌西服、红色领带的年轻人，精神、有朝气。二儿子在西安一家工厂做保安，何师说他是保安队长哩，也是手下有人的人。我就问，二儿子有对象了吗？他说，正谈哩，妈的，又是西安市女子。照片寄回来了，特乖的一个女娃，像画上的一样。这龟儿子，怕又要在西安不回来了！我看到何师嘴上说着气话，脸上明显的是高兴、满足、骄傲的表情。我说，这样好啊！西安那地儿比咱们这儿好多了。
有一天收工时，何师对我说，老吴（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喊我老吴，就叫我名字得了，他就是不听。说，这是对人的尊重。师傅教的），不好意思，我明天不能来了，孙子过满月，我要回去一趟。我说你去吧？脑子忽然一转，你不是说孩子在北京吗？他一愣，随即说，过了年才回来的。媳妇要坐月子呢。我就想着什么时候能见到何师的儿子，看看这个有出息的孩子。
我知道，我们这儿做父母的负担都重，供给儿子读书，给儿子娶媳妇，给孙子过满月、直到孙子周岁，请来亲戚邻友热热闹闹给孙子过了生日，这才算是把儿子交代过了。不像南方人，孩子十四五岁就自己出去谋生活。
何师再来时，神情明显落寞了。我问他，孙子乖不乖？他说，乖。我又问，儿子还没走吧？他说，没有。我又开玩笑说，是儿子不放心你吧？他说不放心。忽然一愣，苦笑一下，没有的事。往后的日子，何师只埋头做活，好像这些材料和他有仇似的，叮叮当当的只顾捶打。我看着他的沉默，心里也不好受，几次试图拿他儿子说事，都被他无言拒绝了。何师一定遇到了不开心的事。他不说，我也不好明问。
过了十天，家具做得差不多了。这天，何师领着一个矮他半头的人来。何师说，我对漆过敏，找个帮手。我给那人递了一支烟。何师说，我兄弟，叫他何师就成。这个何师来了，进度明显就快了。只两天，收尾工作结束。第三天，何师没有来。新来的何师带了一个年轻人来给家具刷漆。刷漆结束，在喝茶聊天的时候，我终于把心中的疑虑说出来，我说，何师回了一趟家，给孙子过个满月，咋还不高兴了？咋回事？这个何师惊讶地说，什么，过满月？何师儿子都没对象啊？我说，不可能吧？他儿子不是在北京当经理吗？边上的小伙子就笑。甭听他胡说。他儿子在看守所呢！我一惊，不可能吧？那他二儿子呢？在西安当保安队长的。何师说，没有的事。两个儿子出门打工，年终包工头没给工钱，一不小心，把人给打残了。两个人现在都在看守所呢。老何四处花钱、求人还没有个结果。
一时间，我们都沉默了。一地的烟头，像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