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0年，这座城市发生了太多的改变。这些改变有的让人陌生和远离，熟悉的世界总是变得面目全非；但更多的，则是让人对于未来充满期待。
2002年，我第一次来到香港，参加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的暑期实习。彼时自由行尚未开通，去香港需要申请因公通行证，临行之前还需接受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被叮嘱进入“另一制”之后各种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乘坐京九线入港，火车需要在常平站停靠，所有乘客拎着行李通过出入境的边检，然后再换车进入香港。
火车缓慢地驶入香港，铁路线两边都是密密麻麻紧挨在一起的高楼，这是我在内地从未见过的楼宇排列。那些高楼上一扇扇狭小的窗户，构成了我对于香港全部的最初印象，这大概也是我第一次对于香港的拥挤有着直观的体验。
初次来到香港，一切都是新鲜与陌生。我们的任务是负责新来港移民的心理辅导与培训，需要设计一些小组活动，帮助这些新移民更好地融入本土社会。但事实上，与他们相比较，我们才真正是这座城市的外乡人，只不过我们浮光掠影般匆匆而过，他们需要在这里为一段陌生的人生旅程奋斗。
因为是实习，所以工作上并没有太大的压力，因此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接触香港。没有自由行的2002年，香港很少见到来自内地的游客，与人交流的时候讲普通话总感觉很不自在，缺乏自信。去商场购物买东西，也总是莫名地担心售货员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以至于到后来，干脆在所有的公共场合都说英语。2002年，香港还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沼当中，美国“9·11”事件刚过去1年不到，全球网络神话又变成泡沫，这对于十分依赖外部市场的香港来说，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失业和负资产就像阴云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我们去参观一些社会工作机构，常常见到很多人在争抢月薪七八千元港币的工作。一声叹息之下，彼时的我们却并不能真正体会到本地人为揾三餐的辛酸。第一次来到香港，留下的，全是对一座另一制度规则运行下的城市的新奇回忆。
2005年，我正式入职香港城市大学，开始了一段为期3年的全职工作，这让我有机会第一次真正生活在这里，了解这座城市的肌理和脉络。也正是这3年，让我开始投入对香港的观察、写作和批判当中，这种投入不仅源于我对一座城市以及居于其间的人们的感动，也根植于我对香港的制度逻辑和公民意识的认可。
不得不承认，初到香港工作的我，是和这座城市刻意保持疏离的。当时的我，自恃是海外名校毕业的精英，拿着优厚的薪水，住在带有会所的私人屋苑里，每逢周末，都会和内地的朋友们聚会，我们或者晃荡在金钟、中环的高级食肆、酒吧里，或者聚在某一位朋友的家里聊天打牌，甚或是租一艘游艇出海玩乐。2003年自由行的开通，让香港的旅游业和地产业开始倾斜依靠于内地游客的购买力，铜锣湾、尖沙咀、旺角的大小商铺里到处都飘荡着普通话。我不再以说普通话而脸红，在所有的公共场合说普通话，在工作场合说英语，独独排斥学习粤语，因为我觉得香港不过是我人生里程的一个跳板，我在这里为自己的履历添金增彩，然后就会前往下一站。反省在港这段最初的岁月，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那一股所谓的大中华心态在扭曲着我的内心，让我浮于城市之上。我知道，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在今天依旧频繁地上演。很多如我一般的内地人才来到香港，他们享受着城市所带来的一切服务和便利，却从来不和这里产生任何的交集，以“精英主义”的高端身份置身于城市之外。
2006年，在朋友的邀请之下，我加入了一份基于国别政治研究的电子杂志《纵横周刊》，开始每周为刊物撰写香港的文化评论、时政分析。用文字去丈量一座城市，可以很肤浅，也可以很深入。介绍一座城市总是容易的，又有谁不爱那些流光溢彩的表面。但如若想细致地了解城市的逻辑，剖析城市人所面临的困惑和希冀，就必须要更进一步地融入其间，努力汇入，撕破心间的那一道与本土的隔膜，成为与城市共同进退的一分子。
我从私人屋苑里搬出，住进了深水埗一家狭小的唐楼单位里，这里阴暗潮湿，楼梯里散发着破旧的气味，但乐趣是常常可以听见街坊邻居的家长里短。紧挨着我的邻居和我共享一道铁门，她的孩子正在准备中考，未来的目标是学习工程学，因为毕业后会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但在夜里，隔壁会时时传来这位单亲母亲对儿子的训斥和叹息。拐角的一家有两个女儿，爱听Twins的流行歌曲，每日快乐地唧唧喳喳。下楼步行几分钟，是一家依旧还保留着婆婆手推车的茶楼，有一位婆婆因为酷似香港演员马蹄露，而一直成为我们每周饮茶的首选，去看“马蹄露”的兜下巴成为我和同事们不成文的最爱。不远处还有一家极为简陋的牛肉面店，每日总是排着长队，里面的咖央西多士据说还吸引过某位特首的光临。下班后，我会在路边一位拎着小篮子售卖水果、蔬菜的阿伯那里买水果；每几个月我会把看过的报纸杂志用一个手推车送去收废旧报纸的回收站，去换十几元的牛肉面钱。我曾经很自豪地跟那些在投行工作、在中环穿行的朋友说，我了解香港废品回收的所有细节，而引来他们的一阵嘲笑。
深水埗是一个极富香港本土生活气息的地方，嘈杂而又市井，是与我们所熟悉的购物香港、动感香港完全相反的一个截面。我租住的唐楼在我离开之后就被大的地产商购买，原地改建成了一个独栋的高层公寓，那些曾经的街坊邻居不知搬去了何处。本土作家周绮薇曾写过一本书叫作《推土机前种花》，说的就是在深水埗这个地方。政府要对社区老街进行拆迁改造，有一群老人，他们一辈子都住在这儿的唐楼里，一辈子都在自己一套固有的轨道里生活，当他们的房屋被拆毁，赖以生存的温情环境被改变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抗争并发出弱者的声音。
文化研究学者阿巴斯（Ackbar Abbas）曾将香港形容为一个消失的空间，这里消失的，不仅仅是这些老旧的建筑和街坊故事，也有殖民地的荣光回忆。
2006年11月11日午夜12点，我和许多香港人一起，伫立在位于香港中环的天星码头边，看着这座已经运营长达48年历史的码头，熄灭最后一束航道灯光。
一旁的香港本土乐队在不停歇地用英文唱着不知名的歌曲，重复着“is there no other way”（难道没有其他的可能）这句歌词。人们伤感与哀叹之时，无数的镁光灯闪烁不止，将码头的最后一晚照得分外明亮。12月12日，拆卸工作依照计划如期开始。同日，一部分香港团体和市民高举着“保存集体回忆”的标语牌，来到天星码头，呼吁政府重视对承载香港故事之公共空间的保育，以留存香港人共同的记忆。
在我看来，保卫天星码头，以及不久之后的保卫皇后码头，是香港过去10年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通过守护香港人集体回忆的民间叙述，在政治层面直接催生了香港本土意识的觉醒。这之前，香港鲜有街头抗争和社会运动，香港的年轻人也几乎不会投身到任何的社会议题当中。本土运动召集人朱凯迪就曾告诉我，一直到2005年韩农在香港举行反对世贸游行的时候，香港人才恍然明白，原来还可以在街头表达意见，和政府进行直接的抗争。一年之后的天星码头，随即成为抗争的天然试验场。年轻一代的香港人，开始对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和主见。不少香港人觉得自己在社会事务上不单有发言权，还应有决定权，他们积极参与有关集体记忆、文化保育、创意艺术、社区重建等本土公民运动。对此，香港传媒人马家辉在《明报》的一篇专栏文章里写道：“在废墟里看见罗马。”罗马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但是，只要每个人还记得自己的公民身份，那么，一个恺撒并不能改变罗马的共和国地位。
2008年的秋天，我离开香港，远赴美国继续深造。那一年，香港政府在检讨城市竞争力是否正在面临边缘化的困扰，年轻人正在热烈地探寻如何重塑本土化。那一年，两地之间只谈竞争下的融合，文化界的潮流是北上。与此同时，我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计划，对香港新一代的文化人进行一次全面的访谈，领域涵盖艺文创作、本土文学、诗歌漫画、独立出版、公民媒体、社会运动、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我的目标是想探寻在一个面临政治挤压、文化反哺大变动的香港中，这一代香港人有怎样的思想结构和文化关怀，他们的挣扎和困惑，他们的理想和希冀到底根源在哪里，又是如何自我解构，并连带出群体的公共效应。
没有想到这一计划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完成，整整花了6年时间。这6年里，香港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我的不少朋友离开了香港，去往他城寻求更稳定的发展；也有很多朋友留在这里，成为城市肌体的一部分，组织研讨会、社区改造、公民夏令营，投身于一场宏大的改变香港命运的运动之中。
这6年里，我也从一位香港社会的观察者，慢慢转变身份，成为香港政治与历史的研究者与书写者。2012年，我出版了《我要的香港》，初衷只是想表达对于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我不想要的香港的一份冀望。2014年，当我准备将2008年就开始的这一访谈计划付梓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本访谈集的主题，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这一批新一代的香港人，他们对于香港的热爱，始终都包含着很强烈的想要改变香港的愿望，并在行动场域里聚集了极大的能量，重申这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地方，是“我城”、我们的香港。
香港回归多年，历史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关键的节点。从最初的游客，到“他城”，再到“我城”，我与香港这一路的12年，也许并不能算作一个典型。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道路，我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愿意继续投身其间，一起去践行我们不可忘却的对于价值和理念坚守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