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港城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将自己形容为“门槛上的人”，将自己观察城市的视角形容为“门槛上的视角”。所谓门槛上的人，其实是套用了天津作家冯骥才的说法。冯骥才曾说，评说一个地方，虽然可以采用很多种方法，但是最好的位置是站在门槛上，一只脚踏在里边，一只脚踏在外边。倘若两只脚都站在门槛的外边，隔着墙说三道四，难免信口胡说；倘若两只脚都在里边，往往身陷其中，既不能看到全貌，也不能道出个中的要害。只有身在其中又在其外，既是某个事件的亲历者又是观察者，才可以拥有双重的批评特权，在兼容“本土”“外地”的基础上，更好地观人所不察的细节，发人所不觉的忧思。
但门槛上的人也各有不同。我2005年初到香港工作的时候，当时的我和所有其他进入香港的内地朋友都抱有相同的想法，我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跳板、未来职业发展的中转站，香港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份优厚的薪水，更为我提供了未来继续前进的平台。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内地在港的精英，每个周末流连于那些大型的购物商城和食肆酒楼，再时不时到深圳拿着港币去消费。我甚至拒绝学习粤语，坚持在所有场合里说普通话或者英文，以彰显自己在政治上的一种优越感。用香港文化人陈冠中的话说，这根本就是一副天朝主义的心态和嘴脸，用大中华的中心思想在香港体现自己的存在感。
直到今天，我的很多从英美名校毕业来到香港的朋友，他们保留的，还是这种类似的思维模式。他们大都从事投资金融行业，活动范围局限在中环、金钟；他们有自己的港漂圈，每个周末会组织游艇出海钓鱼，或者内部举办“非诚勿扰”之类的相亲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极少去到深水埗、新界，更不用说天水围这样的地方，至于菜园村的抗争活动等更是与自己的生活圈和消费圈没有任何的交集。作为一种门槛上的人，他们（包括当时的我）虽然身处香港，但其实是抗拒跨进门槛里面，更多的时候是有意识地将那只踏在里边的脚收回来，隔离于城市之外。换句话说，当我们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仅仅只是这座城市的匆匆过客，贪享着香港身份所赋予的种种便利。
2006年，受朋友的邀请，我加入了《纵横周刊》，开始每周撰写一篇香港文化方面的专题文章。这本电子刊物是一份基于国别政治的研究性学刊，参与者按照国别地区每周完成一篇该地区的时政分析性文章。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写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选举，结果文章出来后被组内的同仁批评得很厉害，批评的要点是一点不接香港的地气。于是我就再写，写到第三遍还是被批评。我不得不开始进行反思，为什么自己认为写得不错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却不行，为什么我对香港的近距离观察却是如此地游离，如此地不接城市的地气，这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发现这可能与我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我虽然每天都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工作，但思想和情感并没有融入这个社会中去，香港于我而言，只是人生的跳板和驿站。我这个所谓门槛上的人，其实尚在门槛之外。我不仅不是香港人，甚至连香港的人都不算，充其量只是在中环的人，或者在金钟的人。
我相信，不仅是香港，在任何一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都有很多门槛上的人。他们虽然把头已经伸了进去，但脚还在门槛之外，只把自己居住的城市看成方便自己栖息的一个地方，一个载体而已，可以从中获取各种资源，从不会主动和这里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融入其间，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他们不会对这座城市产生任何的痛或者爱，他们的喜怒哀乐依旧停留在个体的层面，却没有意识到城市里正在发生的诸多公共议题，其实也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广州在守护粤语，南京在保卫梧桐树，北京和昆明都在进行邻避运动，但是这些抗争是“他城”的事情，是“他人”的责任，和自己职位的升迁、薪酬的多寡并不息息相关。就算把这些事情牵扯进日常的都市生活，但只要不伤筋动骨，就能避则避，在一种群体性犬儒主义下寻求自我的组织性庇护。而可悲的是，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多，这样的思维正在慢慢主导我们城市运行的基本逻辑。也许偶尔，我们可以看见一两位勇敢的人士站出来，从喉咙的深处喊出嘶哑而孤独的音符，但沉默的大多数还依旧选择默不做声。当无数在门槛上的人都选择把自己的脚踏在外面，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集体失语，个体勇气就难以凝聚到一起，而得以提升至城市勇气，每一座城市也因此无法升华为“我城”。
当然，作为门槛上的人，要保持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的平衡并不容易。身份与立场的不同，往往会让人们在内心挣扎，不知该如何做出选择，尤其是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一味地纠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投入其间，迈出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渐渐发现，当我和香港的交集越来越密，我反而逐渐将两只脚都走向门槛里面，并且是毫不犹豫地，开始尝试一种建构本土化的努力，对香港的批评也因此越来越厉害。这是一座正在迅速变化的城市，她的未来到底会怎么走，不仅仅在于本地的力量，也取决于门槛上的每一个人——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立场，以及投入其间的决心和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