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党总支书记陈玉柱早晨起来照照镜子，妻子春兰说他这些日子反倒胖了。为什么胖了？因为他的总支书记的职位名存实亡，所以工作干也可以，不干也可以，然而要干也没甚可干的，可不是就胖了？
但陈玉柱吃过早饭以后依旧到大队部去上班。
他住在永红村北街，从北街街口走过东街，然后穿过一条胡同，便来到村子的中心位置，那里有将近四亩地的一个大院子，院内有南北两排对面笑的平房，便是大队部了。大队广播员来得比任何人都早，大喇叭早已开通，从清早一直到现在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过了一会儿，突然变成了万众欢腾，不知道多少人在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那无边无际的声浪像海啸，像宇宙亘古而来的混响，同时一个略显尖锐但无比高亢的男中音也在反复地喊：“红卫兵！往前走！不要在场内停留！”
陈玉柱边走边想，这是毛主席第几次接见红卫兵了？第三次还是第二次？昨天广播员告诉他，要重播，第几次她也不知道。他点了头，是，只点了头，但点头就证明同意了，因为人家现在还拿他当总支书记看。
进了大队部院子又该进哪间屋呢？去会计室待着去？不合适，毕竟与会计们秋毫无犯，他们还在算他们该算的账、做他们不能不做的事。那么去别人的房间？也不合适，人家是一般干部，没有遭受重大打击，好歹也在办公。
陈玉柱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进自己的房间，因为到目前还没有人来接替他的职位，门框上的牌牌儿还在，也依旧写着“党总支室”。
他坐在每天自己坐的地方，从兜里掏出一毛四一盒的绿叶牌香烟，点着了，边抽边看报纸。其实他斗大的字顶多识半升，新中国成立后扫盲班毕业，看报纸不过是打发时间而已。
这不是梦吧？不像是真的，好像是开玩笑，好像是小孩儿过家家儿，你看，头年“四清”工作队宣称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完他们就走了，今年春天还是他们，又来了，叫文化工作队，又宣称他是“走资派”，然而宣称完了他们又走了。他，陈玉柱，一向勤勤恳恳的陈玉柱，不是照样应该拿他们的话不当话，当成梦，当成玩笑，当成小孩儿过家家，而照样去干他的工作，在他总支书记的位置上岿然不动？
然而不行，这次可不行了，这次不同于“四清”，这次动了真格的，可不是梦，不是开玩笑，不是过家家儿，他们动员了那么多人，开了那么大的会，不是宣称，是宣布，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宣布他是“走资派”，还给他糊了大尖帽子，这一切的一切是假的吗？是梦吗？他们虽然又走了，但也许只是还没有派人来接替他，而这又只是时间问题。他想工作，可怎么干？以什么名义干？
陈玉柱正这么想着，贫协主席何守山进来了。
贫协主席顾名思义，是贫下中农协会主席，而贫下中农包括贫农、下中农、中农，只不包括上中农、富农和地主。何守山年纪大，土改的时候已经四十岁，“文化革命”工作队最后把他留了下来，让他临时负责大队的日常工作。只是临时的，没有给正式任命。
何守山进门便笑，说：“你倒好……我看你倒胖了。”
陈玉柱说：“我家里的也说我胖了。”
何守山说：“我看他们都胖了。”
何守山所说的“他们”自然是指大队的一般干部，诸如副书记、副大队长之类。于是陈玉柱也笑，说：“都戴过大尖帽子，都在台上游过……”
“不一样。”何守山说。他所说的“不一样”是指这些人没有被宣布什么派，而统统说他们是黑线，是牛鬼蛇神，而黑线是什么？牛鬼蛇神又是什么？谁能说得清？
陈玉柱摆弄了下报纸又放下，说：“老何，你还是分派我干点儿活儿吧，要不然我这一天天的算怎么回事呵！”
何守山继续说他的：“你看我，下巴颏都尖了，我那个老婆子说我起码瘦了六七斤。”
陈玉柱说：“我说你听见没有呵？我这么待着浑身也难受。”
何守山又笑，说：“想干活儿呵？地里干去还是这院子里干？”
陈玉柱说：“哪儿干都成！咱本来就干活出身，哪儿干都不怕。”
实际上何守山也是来找陈玉柱帮忙干点什么的，只是他不好意思开口，于是带着歉意，并用商量的口吻说：“咱们不是买了四十捆大字报纸，还有六套锣鼓吗？那库房可堆不下了，得好好规置规置……”
陈玉柱说：“好，我去规置库房，保证把东西码得整整齐齐的。”
何守山说：“那样的话，我再别的屋找几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势头一起来，大字报纸就得用，再说咱那几套旧锣鼓也都敲烂了。”
他们刚要起身出屋，忽听院子里有人大声吵嚷，两人站到屋外。
只见会计室门口站了一伙年轻人，大约有二十几个，他们也太年轻了，都不超过二十岁，有男也有女，站在他们对面的是会计室主任。
只听一个人说道：“你是管钱的，不找你找谁？”
说话的这人羊群里抜骆驼，个子高，年龄也大，陈玉柱第一个认出来，是李旺。
会计室主任看见何守山和陈玉柱了，他赶忙用手一指：“找他们去，我什么主也做不了。”
何守山看看陈玉柱，陈玉柱没有动，他不好意思动，旁边有何守山。
等这帮人走过来的时候，才看清，原来里面还掺杂了两名中学生，一看就知道是红山中学的，他们的胳膊上戴了个红红的布箍子，那叫袖标，上写“红卫兵”。
本大队的小青年看见陈玉柱则有些畏缩，在两名中学生后面踟蹰不前。
李旺也退缩了，远远地在一边站着。
“你们俩是负责人吗？”
到了跟前，两名中学生中的女中学生首先发问，表情严肃，毫不讲客套。
“小同志们，你们有什么事？”何守山两手向下压，生怕别人跟着起讧。
“你不用问他们，他们是农民。”另个男中学生说，回手指指后面的小青年。
“咦？我们农民怎么了？比谁低一等是怎着？”何守山带着满脸笑容，自以为此时此刻问得恰到好处。
“好，既然农民不比谁低一等，”坏了，倒反让中学生抓到把柄了，“那我问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做袖标？为什么不让他们也成立红卫兵组织？为什么？你们什么居心？说！”
幸亏本大队小青年没有跟上来质问，他们尚且没有胆量和本大队领导以这样口气说话，否则更乱了，因为两名中学生分明是在批斗人嘛。
“同学们，你们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学生向身后问道，并且挥起手来。
“要！我们要革命，要参加运动！”小青年们一个跟一个学，全过来了。接着，他们跟中学生学，中学生喊一句他们喊一句：
“革命无罪！”
“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
本大队小青年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热情提升得非常快，虽然中学生喊的是“同学们”，那是他们说惯了，无关紧要。
“等等……等等，”何守山慌了手脚，问，“先说什么组织，什么袖标呵？”
中学生把胳膊一伸：“你眼睛干嘛用的？没看见？”
何守山这才明白了，问：“你们是红山中学的吧？”
“是，怎么样？”女中学生说，带着挑衅的意味。
“告诉你，我们是来点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男中学生说，还带着奶腥味儿。
何守山耐心解释道：“同学们，我们有党团组织，青年人有团的组织呵，不一样闹革命吗？我们这儿不也一样破四旧吗？”他点手叫李旺，“你过来，咱们这儿是不是也搞了破四旧立四新活动？”
李旺没敢过来，他看了一眼陈玉柱，转身走掉了。
中学生不依不饶：“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说社员就不能当红卫兵了？就不能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你是不是这种思想？是不是？说！”
何守山说：“我不是那意思，我可没那么说……”
陈玉柱始终没搭腔，现在他实在有点儿看不下去，便上前一步，拿出些派头来说道：“农村有农村的特殊情况，现在正是秋收季节，非常忙……”
“你是谁呀？”不等他说完中学生便打断了，他们可不吃这一套。
何守山赶忙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党总支书记。”
“书记？”中学生顿生疑惑，“书记不就是一把手吗？怎么还没罢官？”
“罢官了！四清时候就罢官了！”本地的小青年们忽然大声接话，脸虽然还有些红，但已毫不客气。
陈玉柱的脸也跟着变了颜色，不是红，而是白，但他努力克制住自己，用尽量平和的语气说：“你们怎么回事？地里这么忙，怎么跑出来了？队里知道吗？请假了没有？”
再怎么平和，也依然带了些训斥的味道。这是他的习惯。
“罢了你的官，你还在这儿神气什么！”女中学生说。男中学生则挥臂喊道：“打倒走资派！”
这第一句“打倒”本地小青年没人响应，他们彼此互相看看，待两名中学生又同时喊了一句：“打倒‘走资派’！”
“打倒‘走资派’！”小青年有多一半跟着喊了。
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小青年们越喊越起劲。
此时大队院里的其他干部以及会计室的会计们都探出头来看，有的不敢探头，只把脸贴在玻璃上。
陈玉柱气得一摔门，进屋去了。
“得，得，小活老爷子们！”何守山彻底没了主意，他两手又往下压，“不就是要红布吗？明天给你们买去还不行吗！”
中学生旗开得胜，以命令的口吻说：“限你们明天上午办到。不然把钱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买也行。”
女中学生说：“如果说话不算数，明天我们会带更多的人来造你们的反！”
说完，中学生在头里，小青年社员在后面，他们出了大队部院子，又边走边喊口号。
此时那探出来的头，贴在玻璃上的脸全不见了，院子里空无一人，静悄悄。
何守山返身回到陈玉柱屋里，陈玉柱还在生气，何守山坐在陈玉柱对面，两人好半天相对无语。
何守山走了，陈玉柱一个人还那么坐着。
其实，陈玉柱如果重抖一下精神，再使出些威严来，本大队小青年还是怕他的，这一点，看看李旺就知道了。但是陈玉柱不敢，也犯不上，毕竟两次戴了“走资派”的“高帽”，那“高帽”虽戴得半真半假、亦真亦假，似梦似幻，但总之是戴了，别人没有戴，而此刻他再要多管，不光是不好意思，不光是名不正言不顺，更重要的是想一想将来可能的后果。
他曾多次想到过他的前任，也是他多年的老上级，即现在的永旺公社党委书记周焕。周焕是区劳模，又是市劳模，后来上调公社，他才接替了周焕，如果周焕不走，还在这个位置上，眼下他能有什么施展？难道周焕就不怕？他不是人？据说周焕在公社机关已经受批判了。
他又常常想到“四清”。“四清”那是个好运动，但有头没尾，可以说最终是一笔糊涂账。
“四清”是一九六三年春天来的，那时候陈玉柱已经从第二生产队党支部书记的位置调到大队任党总支书记
所谓“四清”，就是清思想，清组织，清账目，清仓库。实际呢，只是清账目、清仓库，也就是清经济，因为清组织、清思想是虚的、空的，看不见摸不着。“四清”工作队是好样儿的，他们吃苦耐劳，先从生产队下手，采取落户蹲点儿、暗中摸底以及背靠背检举揭发的方式，这样的结果的确查出了生产队不少经济问题。后来运动扩展到大队一级，也同样查出了一些问题，当时的财务大队长就因贪污粮票和多吃多占不但被撤职，还险些去坐牢。然而，工作队在调查他陈玉柱的时候更加认真更加仔细，他们从二队一直查到大队，却没有查出他一点儿问题。
但怎么就成了“走资派”了呢？“四清”工作队员们在走了一些天回来之后，就变成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这个词儿，那时第一次出现。
只有当权派才能是“走资派”，而“当权派”必是主要领导，必是一把手，他是大队党总支书记，理所当然成了选中的目标。
“四清”工作队开始了重新调查，这下他们握有新的材料了。那材料，一是永和大队在计划外种了四十亩高梁，既是计划外，过后又不上报，当然是分掉了，便属于瞒产私分。二是生产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诸如“三自一包”、“个人计件”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你陈玉柱能逃脱责任吗？陈玉柱争也争了，抗也抗了，但越争罪责就越大，越抗问题就越严重，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叫葛仁，原是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于是他在干部会上就那样讲了，说陈玉柱正是他们要找的，也就是这次运动的大方向，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然而说完就完了，工作队忽然走掉，既没擦干净屁股，也没写下任何结论，所以说“四清”是个糊里糊涂的运动。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事隔几个月后他们会回来。
还是那些工作队员，还是那个工作队队长葛仁，他们这次的目的可不是为了那“四清”，而是摇身一变，变成了“文化革命”工作队，此时正当麦收时节，他们要开展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陈玉柱原以为没事了，自然还在做着他的总支书记。他问：“什么运动？文化运动？”
葛仁纠正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陈玉柱说：“甭管什么运动吧，冬天再搞行不行？”
葛仁问为什么？
陈玉柱说：“这个时候搞，生产怎么办？麦子还收不收？”
坏喽，可坏喽，被工作队抓了个正着！
第二天大喇叭便吹出来了，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原来我们身边就有个赫鲁晓夫，他以生产压革命，以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不是‘走资派’是什么！”这是人们第二次听说“走资派”这个词儿。
习惯了运动如一阵风的人们以为还和上次一样，不过说说而已，却未料工作队这次据有凌驾于党委之上的至高权力，他们很快召开了全大队的社员大会，陈玉柱第一个被拉上台来，头戴大尖帽子，帽子上写“走资派”三个字，然后宣布罢了他的官。当干部哪有不得罪人的呢？在台下的喊声中，大队院内凡挂些职权的，也全被拉上了台，也全戴上了尖帽子，上写牛、鬼、蛇、神，排在陈玉柱后边，在台上游走数圈。
还好，工作队总算留下了一个何守山。
何守山不会犯什么错误了，他已经五十六岁，用他，最合适最保险不过。
工作队也会犯错误吗？大概也会吧，不然他们怎又走了呢？只把一个破烂摊子留给了永红大队，说死不死，说活不活，大队院里的人也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