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红村东边有一条土山，是老年间开挖稻田时堆积成的。它自村北弯过来，向南伸出四五里，南端靠近了辛屯，像条围脖子，围住了永红村，所以这山叫围脖山。后来国民党军队在这山上修了两个碉堡子，他们败走了，两个碉堡子却完好无损地留了下来，所以后来没人再叫这山围脖山而改叫碉堡山了。
碉堡山的东面是稻田，西面呢，除了永和村的村子就是旱地和菜地，过了那些地，是一座砖场。此砖场建于一九六二年，开始是人工做砖，后来才购进了一条集皮带运输、搅拌、切坯为一体的机械流水线。烧砖所用的土便取自这条土山，先从北端的尾部开始吃，逐年蚕食，因此这条土山也在逐年缩短。
一九四八年留下的这两座碉堡下面有个山口子。过了这山口子，便是山的东面，东面好开阔，站在那碉堡的顶上可以眺望城门楼子，再低眼望去，稻田、稻田，满眼全是稻田。
二十三岁的杨朋在稻田里干活儿，每天出门向东，再向南，走过这山口子。
秋天就像是过渡，没怎么理会就要过去。
稻子收割完了，要在田埂上晾晒几天，待脱了些水分、重量变得轻一些，再挑到场院上去脱粒、打场、碾米、入仓库。在这些天里，有的人累乏了，有的干腻了，发着牢骚说：“妈的，分儿是钱，钱是命，命是王八蛋！”于是他们歇上那么一天或半天，但说是说，牢骚是牢骚，然后还是要到菜田去寻些活干。然而杨朋却不，他不但不发牢骚，而且一刻不歇，放下镰刀便去了二队队部，在那里等待分派活儿。
二队的会计叫朱正昆，是个三十七八岁的中年人。他皮肤很白，鼻梁直而长，留着平头，下身穿着制服裤子，上身呢，却永远是打着蒜母疙瘩的家做中式褂子。朱正昆也抽烟，但他抽的是旱烟袋。
朱会计旁边是看园房老头睡觉的一张床，杨朋在那床上坐着。朱会计一面扒拉着算盘一面随口问杨朋：“最近看什么书？”
杨朋说：“哪儿有时间看书，到冬天还差不多。”
朱会计又问：“你晚上干什么？”
杨朋说：“吃完饭天就黑了，洗洗，睡觉。”
朱会计回头看了他一眼：“我看你也不太好串门儿。”
杨朋说：“不好串门，也没地方可去。”
“也是。”朱会计说，停止了扒拉算盘，“咱这地方有文化的人太少，你说跟他聊什么？聊什么也聊不来。”
杨朋说：“社员嘛，可不就这样。”
朱会计又把脸调过去了，很随便地说：“有时间去我那儿坐坐吧。我那儿倒常有串门儿的，也都聊得来。”
杨朋说：“还从来没去过您家呢，找时间一定去。”
挑稻子可不是一项轻松活儿，可以说是一年中最累的几天，人像牲畜一样要担起二百斤左右的担子在尖尖的田埂上来来去去的跑，你不跑，就甩下你一趟，于是你就挣不上你原来的工分儿。好在一个星期过去，稻子便全部挑到了场院上，接着是脱粒、打场……待这一系列的活茬干完，稻田组的人也就没事了，冬天也到来了。
冬天黑得早，收工的时间也相对提前，稻田组的人去了菜田，随便干些杂活儿，与在稻田相比显得既轻松又自由。
杨朋看到，李旺带领着那些小青年们在永和村里横折腾竖反，简直不可一世。
他们在两个月以前就戴上了红红的袖标，上写“红卫兵”；他们消停了一阵之后，冬天闲在，又重新活跃起来。他们看到谁的头发留得长一些，便说要恁长干嘛？资产阶级，剪了！看到谁穿了件式样个别一些或颜色艳一些的衣服便说你想“修”呵？回家换去，换成黑的或蓝的！他们到处吆三喝四，半开玩笑半认真，但只许他们开玩笑，你若开玩笑，拿他们的话不当话，他们就和你认真了，他们可以把你捆起来，游街示众，因为他们人多，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负有使命，而那使命既光荣又神圣，老子天下第一！
永红村小学也倒了大霉，他们把学校的前脸墙拆了，学校的造反老师和小学生们不上课，一同弄出了寺不像寺庙不像庙机关单位不像机关单位的一个门，原来的两根旗杆也被他们砍掉了一根，倒好，孙猴子的尾巴跑前面去了，二郎神再也认不出他了。那根旗杆让李旺拿到了二队，因为二队是他们的活动中心，他们在门前竖起来，上面挂了一面旗帜，上写“红卫兵”。村里的老人们说最可惜那四块琉璃做的大方字，每块得有二百斤重，上面分别写的是“为、善、最、乐”，说还是当年杨朋的爷爷赶大车从门头沟山里琉璃厂拉回来的，现在被李旺他们从墙上拆了下来，砸成几瓣儿，埋到地下去了。
杨朋写了一首诗，以表达他的不满和愤怒之情，他喜欢写诗，在中学的时候因为一首描绘植树造林的诗还得过学校征文比赛二等奖。
诗是这样写的：
兄弟，请醒一醒，
你喝了多少酒？
兄弟，请照照镜子，
看看你是谁？
路边弯曲的树，招你了？
树上叽喳的鸟，惹你了？
为什么踹上几脚，让树变直？
为什么狠心地用石子，将鸟儿打飞？
拿砍刀来！
让我来修理，
把你们修理得和你们自己一样参差不齐！
诗写好后他忽然想起了崔老师，如果崔老师还在他家住着多好，他肯定会拿给崔老师看，然而这只是个条件反射而已，崔老师早搬走了，搬走快二年了，他还留在这里几本书，不是吗？
杨朋想去辛屯让齐小云看这诗，但又想小云不懂诗，提不出个好与坏来，她一定还会那么说：“杨朋，你真棒！”几天前他去看过小云，小云把辫子剪了，剪成了短发，杨朋看着挺别扭，但小云很高兴，说：“你看，好看吗？”杨朋只好说好看。
小云还养了一只兔子，很白，个儿也不小，杨朋去的时候小云正喂那兔子白菜叶子吃。后来小云母亲掺到两人中间，杨朋怕又提那房子，便借故有事，回来了。
杨朋看看那诗，觉也没甚好的，严格说也不像诗，只不过放了把情绪而已，便团巴团巴，当了擦屁股纸。
他拿起《毛选》看了一会儿，然后两个眼睛便打架，上眼皮和下眼皮打，他知道，劳累久了，旦得轻闲，便出现这情况，这叫放乏。
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了朱会计，曾答应人家要去坐坐的。冬天昼短夜长，何不就去串个门儿？
朱正昆也住在前街，只是靠东，挨近了村边。其实杨朋每天去稻田干活的时候都从旁边经过，他参加劳动六年，都在稻地，和朱会计不熟，也不知道朱会计具体是哪一家。
杨朋稍微打听了一下，于是进得院来，然后敲门。
朱会计说得不错，他家里的确有串门儿的。屋子里竟然坐了七八个人，又大部分是二队的社员。但有一个人例外，是以前永红大队的团总支书记，也是杨朋的老同学，叫刘忠志。
刘忠志见了杨朋也很意外，说：“你……你……你怎么来了？”他有些结巴。
杨朋说：“许你来不许我来？”
“我是随便串、串个门儿。”刘忠志说。
“欢迎，欢迎。”朱正昆坐在一个半圆形的桌子旁，桌子的直面靠着墙，他起身迎接杨朋。朱正昆的妻子从里屋搬出一把椅子让杨朋坐，并给他倒了茶。
杨朋打量这屋子，里外两间，里屋自然是睡觉的，城里人叫卧室；朱正昆有一个儿子杨朋是知道的，里屋有动静，当然是他儿子在里屋做功课。朱会计在说着话，杨朋却没着耳朵听，他只觉得朱会计家竟与一般社员家不同，这屋里有榆木擦漆的条案，有老式八仙桌，墙上还有挂钟，虽看去很陈旧了，但也叮咚作响。一面穿衣镜面朝墙，为什么面朝墙？不是失去了它作为镜子的应有用途吗？
朱会计还在讲，而杨朋想，你们红卫兵怎么没来这里破破四旧呢？就因为朱会计是会计吗？不不，杨朋想起来了，朱会计不是那些“必须要管”的人。至于自我革命，那就全看自我，你愿意革，革，不愿意革，就连红卫兵们也不敢强迫你。
朱会计他们似乎正在议论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只听朱会计说：“这样，咱们好好动脑子分析分析、好好想一想，他周焕是不是个幕后人物？陈玉柱是不是他周焕安插下来的？可以说是他在永和大队的留守司令。如果再往上追，从永和大队到永旺公社，再到区里、市里，一直追到中央，这是不是一条黑线？这条黑线由上至下贯穿到底……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了，这还不好明白？”说这话的是二九嫂，她的真名叫金俊荣，二队社员，十多年前曾在杨朋家住过。
“老金，”朱会计叫她老金，“你明白什么了？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说？”
“周焕是黑帮，陈玉柱当然也是黑帮了！”二九嫂说。她的大屁股就跨在朱家的八仙桌子角上，朱家也不嫌弃。
“陈玉柱不已经是‘走资派’了吗？干嘛还加个黑帮？”说这话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叫张玉花，也是二队社员。
“废话，黑帮就是‘走资派’，‘走资派’就是黑帮。”张玉花身边的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这样说。她叫王春茹，也是二队的，杨朋看见张玉花和她两个人平时总在一块儿。
朱会计说：“‘走资派’也好，黑帮也好，陈玉柱总而言之还没有被彻底打倒，你看，他不是还在大队院里呆得好好的吗？再说，总还有保他的人，时机一到，陈玉柱还会咸鱼翻身。”
二九嫂用旱烟叶子卷了根“大炮”，那烟立刻就像小烟筒似地冒起来，她说：“翻不了，我说他翻不了就翻不了，这场运动多大呀，怎么说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有别队的社员又问：“周焕不是区劳模，又是市劳模吗？怎么会是假的呢？”
朱正昆说：“对呀，他周焕凭什么是区劳模又是市劳模？不正好说明区里市里重视他？他调到公社，又为什么单单把陈玉柱从二队提拔上来接替他？不正好说明他们是一条黑线上的？目的是要牢牢地把握住权力。”
二九嫂说：“明白了吗？”好像她是个老师。
又有人问：“他们红卫兵怎么想的？就认识不到这些？”
“小屁孩儿！”张玉花笑着说。其实她自己也是“小屁孩儿”。
“她们哪，”王春茹说，她是指红卫兵，“尽顾显摆了，哪儿还想别的？其实有什么了不起！”
杨朋听懂了个大概，他们是在说公社党委书记周焕和大队党总支书记陈玉柱都是坏人，都是“走资派”，都应该打倒，并且他感觉他们在这里已不是议论一次了。杨朋有些听不下去，对于周焕，他不甚了解，但对陈玉柱他应该是了解的，他回乡就在二队劳动，那时陈玉柱还是二队党支部书记，他看不出陈玉柱有怎样的坏，也看不出陈玉柱怎样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现在陈玉柱虽然靠边站了，但那只是运动，运动一过，该怎样还怎样，有问题的有问题，没问题的终究还是没问题。
更加奇怪的是老同学刘忠志，他坐在朱会计对面虽然一句也没说话，但始终却那么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讲。
这时候朱会计问刘忠志了，他十分客气：“忠志，你今天能来，我们都从心眼里高兴，说说你的意见？”
忠志说话一贯谦虚而冷静，他做多年团的工作，已养成这个习惯，他说：“我是第……第一天来，来的目的主要是学习，主要是听，一切结论都是在调查研究的基、基础上才能做出的。”
朱会计歪了歪头，透过人的空隙，把目光集中到杨朋这儿来了。在这之前朱会计只说了句“欢迎欢迎”，然后便没再理会他，好像他根本不存在。此时他说：“怎么样杨朋？你一定认为我们说些家长里短吧，没想到我们会谈论政治，谈论国家大事，你有什么想法？说说。”
怎么说呢？真的没想到来这里串门会听到这些，他本以为会说些家长里短抑或是生产上的事，再就是听说朱会计念过旧书，且很有学问，也许能听他说些古言古语，此时杨朋有些敷衍，他说：“挺好，你们这么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挺好，值得学习。”
刘忠志帮老同学说了话：“他和我一样也是头一天来嘛。”
朱会计当着众人的面有些故意吹嘘杨朋，他说：“你们不知道，这小伙子稻地菜地都拿得起来，人缘也好，人家也是初中毕业，可是看过好多的书。”
二九嫂接过话来说：“那我最知道了，我在他们家院里住的时候他还上小学呢，杨朋打小就聪明，是不是朋子？”
杨朋笑笑，不知该说什么。
朱会计看了他一眼，然后一笔带过：“好，那就欢迎你常来吧。”
接着，屋里这八九个人居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有的说周焕，有的说陈玉柱，有的说红卫们的所作所为，但说得最多的还是陈玉柱。杨朋在最靠门的位置坐着，他看看墙上的挂钟已快十点，便悄么溜地出来了。
回到家里，杨朋又想了许久。
他觉得这些人也真是的，大概平时都与陈玉柱有些过节，否则干嘛那么对准了他干？
陈玉柱已经够倒霉了，你们还要怎？非要置他于死地？
说红卫们浮浅无知加狂躁，你们也起码浮浅无知，朱会计令他失望。
更令人不解的是刘忠志，作为原大队团总支书记，作为现公社团委书记的后备人，忠志竟也那么认真，那么煞有介事，那么聚精会神地参与其中……
杨朋只去过朱会计家那一次，以后不想再去。
朱会计后来路上碰到他，只朝他淡淡一笑，并没有再提去他家串门儿的事。
但十多天后，刘忠志却登门造访，来找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