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说不知道。说完，竖起耳朵听，听一会儿，肯定地说：货郎子来了，每年开春的时节都来。
货郎子眼里闪出亮晶晶的光：货郎子？就是和我一样走村串户头发换花线的货郎子？
姑姑听出货郎子的声调有异常，抬头看一眼，说：是啊，瞧你兴奋的，好像听着他们挺高兴的？
货郎子搔搔头，说哪能呢。但是原本笑嘻嘻的神情很快地黯然了，坐在那里显得乏乏的，姑姑等着用紫线呢，他却抽出一根碧绿的递上。姑姑叫了一声，你咋啦，魂丢啦？货郎子赶紧挤出一点儿笑，可是那笑比哭还难看。
真是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货郎子变得郁郁不乐的，一个傍晚姑姑正在做饭，没柴了，喊我帮忙，我扯了一抱胡麻柴抱进去，姑姑揭了锅，我看见一团白汽散开，灰沉沉的荞麦面条中，显出一个白生生的东西来。我说那啥？姑姑极麻利地一勺子捣下去，利用面条覆盖住。偏偏那一团白耐不住寂寞，又浮起来，赫然是一枚鸡蛋。
鸡蛋？姑姑你给我煮了个白水蛋？姑姑你真好！我雀跃着，在地下蹦了起来，差点跳起来抱住姑姑喊一声亲妈。要知道在这个漫长的寒冬里，我家的三只母鸡一颗蛋也没下，到了春季鸡蛋金贵得不得了，要一枚枚收藏起来，准备孵小鸡呢。连地位最高的爷爷也很久没吃上鸡蛋了，更别说我这样的屁孩子。我妈在的时候，隔些日子会利用做饭的机会给我煮一枚白水蛋。自打她去了新疆，我就很少享受这特殊待遇了。
我看着在开水和面条之间翻滚的鸡蛋，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给我的，我是这个家里最小的娃娃，不给我还能给谁？除非某个人害了大病，躺在炕上啥也不想吃，那样才能吃得上鸡蛋呢。
我围着锅台打转，等着我的白水蛋出锅。
饭熟了，姑姑把咸菜碟、盐碟和装油泼辣子的小瓷罐摆在盘子里，叫我端给爷爷。我一路小跑着端过去，转身跑回来，我急慌慌的，心里牵挂着那枚鸡蛋。可是当我返回来站在锅台边，我看见锅里的鸡蛋不见了，姑姑拿着勺子舀饭，一脸平静。我说鸡蛋呢？鸡蛋咋不见了？姑姑说啥鸡蛋？平白无故地咋想起鸡蛋来了？我急了，一急眼泪就不争气地往外淌，我说，我的鸡蛋呀，你不是给我煮了个白水蛋吗？姑姑的脸黑下来，说谁给你煮白水蛋了？春天鸡蛋多吃紧你不知道？不过岁儿不害病，你好端端地咋想起吃鸡蛋来了？我看你是看花眼了吧？
姑姑的声音在颤抖。她在说谎，她是个实诚人，平日里极少说谎，只要一说谎就脸红，声音变调，身上颤抖。所以我一看她握着勺子的手就知道她在说谎。
我说，明明锅里煮着一个鸡蛋，我都看见了，你还想瞒着，你不是一直最疼我吗，有啥好吃的都给我留着，今儿你咋变啦？
这时候我想起了远在新疆的妈，这些日子来我真是想她了，可她迟迟不见归来，我忽然觉得说不出的委屈，就呜呜地哭起来。
姑姑慌了，一把抱住我，一个手掌堵住我的嘴，央求说，我的小姑奶奶你不要哭，我说实话还不行吗？是有一个鸡蛋，但是我给货郎子了，你不知道他想家了，这些日子愁眉不展，茶饭不思，我们总不能眼看着他一天天瘦下去吧？
说着说着我不哭了，姑姑倒抹起眼泪来。她这一开了头不要紧，那眼泪像腌菜的盐水，浙浙沥沥擦不干了。她干脆饭也不吃了，坐在矮板凳上全心全意伤心去了。我瞅着这样子，早忘了自己的委屈，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我记起我妈常形容姑姑的话来，我妈说拜拜这女子就是个眼泪包，谁戳一指头都要淌半天水，哪来那么多泪水子呢，马尿尿一样！真像汉民老戏里唱的小姐，吃饱了没事儿就成天价哭天抹泪珠儿。
我妈的话连讽带喻，但是细一想还真是形象呢。此刻姑姑就像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安安静静地坐着抹眼睛。
第二天晚饭时，姑姑把我叫去，从锅里捞出两个鸡蛋，一枚扣在碗里，一枚装进我兜里，吩咐我赶紧剥了吃，千万别叫爷爷奶奶看见，看见了不会有她的好果子吃。我捂着口袋，但是心里在想剩下那一个蛋，谁吃呢？我很快就明白了，姑姑自己绝不会吃，除了货郎子还有谁？而且我拿到的这一枚，也是沾了货郎子的光。
从这时候起，隔三岔五地，姑姑就给我一枚煮鸡蛋，附加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吃了不能出去乱说。我乐坏了，这等好事，我会出去乱说吗？我脑子又没叫我家的麻驴给踢扁。我前后吃了多少个鸡蛋呢，五个还是六个，还是七个，我没记下。春风日日夜夜地吹着，把我们都吹得醉醺醺的，谁还花费心思去记这个呢。只是我有时候禁不住想，为了攒够抱一窝鸡娃的蛋，奶奶恨不能成天守在鸡窝口等着收鸡蛋呢，姑姑从哪儿弄来的鸡蛋？她又不能像母鸡一样自己下出蛋来！还有，我每次吃一个，那么货郎子吃到的会是几个？一个？还是，比一个多？我心里的猜忌像埋进土里的种子，一天天膨胀着，但是我努力憋着，没有跑去告诉爷爷奶奶，我答应过姑姑的，所以我得信守诺言。
三月三，苜蓿芽儿打搅团。
农历三月的苜蓿芽儿最鲜，带着股春天特有的气息，嫩生生的，奶奶叫姑姑剜一些回来吃。姑姑不大愿意，说往年都是嫂子做，她不会做，做得肯定不好吃。
这话奶奶不爱听，就站在门口数落起姑姑来，说那有啥难做的，剜回来在开水锅里濯一遍，搭进凉水里泡一泡，捏干水后凉拌就是了，捣点蒜，放点油泼辣子，各样调料都放上，保准香喷喷的！
奶奶说完就出门走了，爷爷在门外等她，他们老两口约好了今儿去北山里走亲戚。
姑姑扔下手里的针线活，嘟囔道：都浪亲戚去哩，还这么嘴馋，豁牙撩齿的人了，偏要吃个苜蓿芽儿，不是成心给人添麻烦吗！
这时候的姑姑气哼哼的。
我觉得奇怪，姑姑总是很温和的呀，极少有这么暴躁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呀？
姑姑说她要梳一梳头发。叫我先去厨房里拿一把薄刃片，提上竹篮子，等下我们去山坡上剜苜蓿。
我把剜苜蓿的家当找齐全了，在门外等姑姑，我等啊等，等得瞌睡了，姑姑才姗姗迈出门来，抬脚跨过门槛的时候，脚步低了，磕了一下，差点儿一个狗吃屎。
姑姑趔趄了几步，站稳了，我们踏着春风出了门，爬向山坡。
向阳的山坡上苜蓿绿油油一片，一寸长了。姑姑俯下身剜苜蓿，我提着篮子跟在身后，姑姑剜一把，往我的篮子里扔一把。我把夹杂在里面的野草和杂物拣出来。
姑姑慢腾腾的，她干啥都这性子，从来不会着急。
她的性子就像这春天的小风儿，不急不躁地吹着，刮着，一直把寒冷彻底地驱赶干净，把大地上的泥土吹得松软，把泥土里的种子吹出叶芽，把春天从遥远的地方呼唤到我们这里。
现在这种风在徐徐地掀动着姑姑头上的红头巾，多么像一个调皮孩子的小手啊，分明要揭起姑姑的头巾来，看一眼头巾下大姑娘黑油油的大辫子。可是它的力气实在太小，永远努力着，永远掀不起，所以挣扎了几个时辰都没能如愿看到姑姑的辫子。
一篮子苜蓿芽儿，我们一直从早晨剜到了大中午。
中午的日头把我们晒得懒洋洋乏沓沓的，我们迈着迟缓的步子推开了家门。
房门虚掩着，里面没人。我记起来了，爷爷奶奶浪亲戚去了，父亲放羊去了，小叔叔念书去了。家里还能有谁呢？
记起来了，不是还有个货郎子吗？
对啊，就算他不是我家一口人，可暂时留在家里，也算是一口人了。
货郎子呢？咋不见他觍着一张油滑的笑脸跑出来？他和我和姑姑可是一阵儿都分不开的呢。
我问姑姑货郎子躲哪儿去了？咋没在屋里？
姑姑不理我，咚的一声将篮子扔在地上，苜蓿芽儿跌落出不少，母鸡们见了争相跑来吃。我猜不透姑姑哪根筋不对了，就一面赶鸡一面把散落的苜蓿芽儿捧进篮子，将篮子放在案板上，跑进屋里看究竟。
姑姑趴在炕柜上，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搐，她在哭泣。
哭着哭着头上的头巾滑落下来，我看见她的脑后空荡荡的，那根我们熟悉的大辫子不见了。只剩下一把秃刷子一样的短发，被一根皮筋紧紧扎着。
没有辫子的姑姑忽然给人很丑陋的感觉。脑后尤其难看，好像她以前圆圆的脑袋只是借助辫子营造出来的一个假象，现在辫子没了，扁扁的后脑勺露出了原形。
傍黑时分，爷爷奶奶才从北山里回来，回来就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了，货郎子走了。姑姑把辫子铰了，叫货郎子拿走了。爷爷很胀气，说这个货郎子为人不厚道，在我们家连吃带住这些日子，临走咋也得跟我们说一声，道个别，这是人之常情。另外，货郎子走了就走了，怎么能把姑姑的辫子拿去。奶奶气得抹眼泪（她这辈子一遇上着急的事就只会抹眼泪），逼着问姑姑为啥不把辫子看好，叫人家偷走？姑姑头一甩，硬邦邦回应说，不是人家偷的，是我自愿铰下来送给他的，使唤了人家一箱子的花线，难道准备白使唤啊，好歹得给人家一点补偿吧！
奶奶一听是这样，舒一口气，没有多说什么。
爷爷还在耿耿于怀，一有空儿就提起这个小伙子，一会儿说他脑瓜子聪明，处处透着机灵劲儿；一会儿说他不该偷偷走，一起生活了一个冬天呢，好歹也该说一声的嘛。
一个不争的事实就这样发生了，货郎子走了，不辞而别，挑着他的担子和箱子，永远离开了。去哪里了呢？继续走村串户换花线还是回四川老家去了，我们难以知道，他给谁都没有留下话，我们只能胡乱地猜测。
刚开始那一阵儿我觉得有点不适应，怎么说呢，有点想念这个人，是想念吗？好像不准确。是不适应吧，就像他突然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那一阵。我们刚开始自然把他当外人，该小心处小心，该留意处留意，该拿捏的地方尽量地保持着在外人面前应有的矜持。随着日子推移，不知不觉中，我们将那些东西取消了。防范和小心都在减少，他渐渐地成了我们家中的一员，和我们一样地吃饭睡觉过日子。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让他成为我们家真正的一口人。但当他忽然离去后，我发现事实上我们已经将他当作一家人了。吃饭有他的饭碗，睡觉有他的枕头，说话时他在边上听着，干活时他会参加。
现在他忽然离开，好像把我们生活里的某一样东西给带走了，我们的生活出现了一个豁口，不大，但是漏风，时不时提醒我们货郎子走了，那个快乐的青年离开了我们的生活。
他在我们家里留下了一些生活的痕迹。堆积在姑姑面前的好粗一束花线，姑姑绣在白布上的鸳鸯鸟，他堆过雪人的地方，积雪早就融化了，只留下几个圆圆的痕迹，是雪人坐落的痕迹。还有他女人一样的嗓子唱出的曲子，带着一股我们从未听过的味道，似乎余音还没有散尽，在我们的睡梦里流转。
同时让人不适应的还有失去辫子的姑姑，我老是觉得她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根辫子，而是后背上的一个更大更重要的东西，现在她的后背那里空了，空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大坑。就算姑姑从这以后一直搭着那块红色的头巾，整天都不取下，但我还是会对着她的背影想到辫子，看到辫子留下的那片空茫。
过了几天来了倒春寒，和暖的天气一夜间就变了，似乎又回到了寒冬。我们坐在热炕上说话儿，奶奶望着窗外远山上落了青霜的庄稼苗，忽然说不知道货郎子他现在在哪儿，天气这么冷，他咋吃饭呢在哪过夜呢？
我们都沉默了。
就在这无声之中我们忽然都有些伤感，是啊，货郎子他吃得上热饭吗？夜里这么冷在哪儿睡觉呢？会遇上我们这样的人家收留他吗？会不会像他说的那样，在找不到人家的时候蜷着身子在郊外的破窑里或者人家的麦草堆里凑合一夜？我甚至能想象他弓着身子蜷在疾风里的样子。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了，晚春时候的风里再也没有了凌厉与阴凉，我们已经换上了单衣单裤，感觉不到那种刺骨的寒冷了。我们自然也将货郎子忘记了，没什么理由一直记着他，他留在我们生活里的痕迹慢慢地消失着，后来除非看到姑姑包袱里那一团花线，我们已经将他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农活早就拉开了序幕，我们这些农人就再也不敢偷懒了，苦死苦活的一年开始了。
豌豆地里的野草锄过不久，豌豆就开始拉手手了，脆嫩脆嫩的豆蔓从身体的各个枝节上伸出一根根细丝般的茎，每根茎的尖端像小孩巴掌一样伸开着，大家像一群盲眼的孩子站在风里，都伸出手来，摸索着寻找伙伴，一旦碰触上，就互相紧紧抓住，缠绕在一起，你缠我我缠你，嫩弱的身子互相有了依靠，用看似脆弱的茎结成了一片坚实的网，每一棵豌豆都稳稳地站立着，不怕风吹雨打。团结互助的网墙结成了，便到了开花结豆角的时候了。
忽然一天，大门一响，进来一个女人。是我妈。她回来了！这个女人，前几天给我们来信说她准备回来呢，谁知道这么快，我以为至少还要等个十天半月呢。我看着她，忽然有点不好意思了，这些分离的日子里日夜思念着她，一旦忽然面对面，我的心里没有一点儿准备，我便呆望着她，不叫妈也没有近前一步表达点亲昵的意思。相反我心潮澎湃，忽然就有了些怨恨，怨恨这个生了我的女人，把我扔下一个人跑出去那么长时间，她难道不知道我有多想她吗……不争气的眼泪盈满了眼睛，把我的视线都弄模糊了，我在心里狠狠骂自己，用手背狠狠擦掉了丢人的眼泪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