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事
延平北路与南京西路的交叉口，老辈人叫这里是：大稻埕或者太平町。向晚暮色乍起，黑美人酒家的霓虹魅惑地点亮，仿似红唇。
父亲黯着一张被肺癌侵蚀的病脸，微哑的低语——再过去几步，就是古早的天马茶房，三十八年前，二二八事件就是从这里开始。
关于烟贩林江迈，被缉私人员开枪射杀的陈文溪……父亲越说越激越，眼角泛着泪光。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年甫二十五的父亲是淡水河畔茶行街的伙计，亲眼目睹事件始末。
你总算知晓，何以我极力禁阻你谈论政治。什么文学创作，什么台湾历史，祖国军队在三月的屠杀之时，哪管你是什么同胞！不要太天真，那时候我们深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们。
林口卧龙岗，乱世四年的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的下半生，就像大多数老辈的台湾人，带着事件的阴影，忍辱偷生地存活下来。
二月的朔风很冷，父亲，我来林口看您。
黄昏
几个妇人群聚在满布卵石的河滩上。
黄昏的落霞成为妇人背后一种暖色的场景，没有任何的喋喋，只是无边的沉静。那一张张妇人的脸，沉静中呈露着几分苍凉的宿命，在河滩群聚，等待的是什么信息？
很多年以前，老画家指着这幅图像，用缓慢而轻脆的母语告诉我，在他壮年岁月，我们的岛屿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劫难，许多青壮的男子被逮捕、屠杀，那是个没有公理正义的黑暗时代，岛屿人民的祖国之梦也因而逐渐破灭。
所以，我决定沉默的，以画度过余生。
老画家感慨地吐出了这句话，竟悲切、难以自持地颤栗，由于他坐在阳光满照的落地窗前，逆着强烈的光，不知道他是否老泪纵横？
那些妇女在等候离家的丈夫或孩子归来吗？这样问过老画家，他始终不曾给我回答。
老画家走后多年，我还是找不到这个答案。
抗议
静坐，用坚毅、柔和的歌声传达抗议。
这群被强制资遣的纺织厂女工，在逐渐入夜，灯华亮丽的南京东路三段，疲惫、无助地静坐、唱歌，要求资方还给她们应有的工作。
大理石铺陈的地面很冷，资方的心更冷！
警察罗列在门口，隔着巨大的玻璃门，办公大楼的入口，资方排出的私人卫队，手持棍棒，寒着愈加狞恶的脸，他们刚围殴过一个热心工运的协调者，像驱打一条狗般的对待。
警察隔着玻璃门，任由私人卫队施暴。
几双冷漠的眼睛，随着脚上昂贵的高跟鞋，昂然不屑地瞄过去，然后消失在邻近霓虹灿丽的钢琴酒店里，或者缩入驶离的进口车中。
静坐唱歌的女工，疲惫、无助的眼睛，噙满泪水，就是不甘让泪流下来。只求回到纺织厂生产线，和那些情同手足，来自全岛各地的姊妹一起劳动、生活，赚取微薄的糊口薪资。
资方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可以！”
悲愁特富野
少年被枪决后，骨灰随即被运回乡。
邹族之乡特富野，他们要送少年回家。
少年在激怒之下，夺去了三条人命，洗衣店雇主夫妇，还有一个婴儿；少年竟下了手！命案发生时，人们惊骇地相互谈论，为什么？
少年的确杀人，被激怒、压迫，由于洗衣店雇主夫妇扣留他的身份证，并且食言地剥削少年作为一个洗衣店学徒的劳动所得。
曾经很有可能成为小学教员的邹族少年，辍学来到台北，经由介绍所引进到洗衣店工作，竟由于超时超量的剥削与苛求，被强烈激怒了。
激怒到杀人，这少年怒气与绝望想见多深……枪决，十七岁的青春生命，化为灰烬，无论罪有多深，终究是人世间的悲痛与缺憾。
邹族少年的家园叫作特富野，他终于回来了。很久不曾落雨的邹族之乡，就在少年骨灰抵达的一刻，滴答——滴答，开始落雨了。
家园流泪了，唉！多么悲愁的特富野。
鞋的沉默
大学图书馆阴暗的角落，静静睡着一只男用皮鞋，鞋里塞着一张绿色的百元钞票。
这只鞋，似乎无比缱绻地紧偎着土地，它刚从远方回来，从匹兹堡到台湾；它是一只装载着许多乡愁的鞋子。
没想到，这只鞋的主人会选择他故乡的母校，作为永远的驻足。母校的图书馆，曾经留下过可亲可念的求学记忆，所以蓄意地选择这里？
他们说，这个从北美回台探亲的数学博士畏罪自杀，在一个没有任何目击者的暗夜，他从大学图书馆的四楼跃下……
没有任何的目击者，除了他遗落的鞋子。
他的朋友宣称亲眼看见他被护送回去，凌晨时分，白雾氲氤的校园，他却静静地仰卧在图书馆的防火梯下。这个远地游子看了一整夜的星星吧？究竟谁在陪伴他度过漫漫长夜？
畏罪自杀？对故乡的热爱竟然是罪恶？
这是永远的谜题，只有遗落的鞋子知道。
五月二十日那天
“他们怎么还没有返来？”
浊水溪畔的一群老农人蹲在黄昏的田埂边，百般忧愁地望着客运车来的方向；北上陈情的乡亲们，临走还一再地说黄昏若到，他们就会返来吃饭。
第三次了，乡亲们带着满车大白菜，北上要去立法院、农委会、在台协会陈情，前两次，大白菜都免费送给台北人试吃，要告诉他们——“这么好的台湾农产品，为什么还要不断从国外进口？”没有用，鸭子听雷，那些大官们，好像眼睛都被牛屎糊着，种作人的艰苦呢？
两百公里外的台北，血色一般鲜红的黄昏，那群陈情无着，转而绝望，愤怒抗议的乡亲，正被红着凶眼的暴警，像狗一样地满街追打、围殴、逮捕，并且罗织罪名。
新乐园吸完一包，再到店仔头买新的，烟尸躺满他们所蹲踞的田埂边。“有路用否？阮在国中教册的儿子也去了。”“天暗了，怎么？”
一群忧心的老农人，在浊水溪畔等待乡亲的归来。
飞鱼已远
飞鱼在遥远的海上，兰屿在偏僻的远方。
达悟人却流落在台湾，被逐渐瓦解的族群；有的怯于承认是来自兰屿——“蝴蝶兰几乎被采尽，岛屿被观光客践踏，留了一座电力公司的核能废料场给我们。”
写诗的达悟人施努来在台北开计程车，用他纯朴而悲愁的诗句抗议兰屿被强暴，毕竟是那般的乏力，在台北那五光十色的迷乱里，诗人的微弱呐喊，一下子就被掩盖过去。
朋友要以达悟诗人为题，拍一部属于第三世界的电影，他送了我一册剧本初稿，最后的结尾是诗人施努来酒后，卧轨自杀。
朋友说：“只是初稿，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不知道让施努来死去，是不是最好的传递方式？朋友似乎也悲观地认为达悟没有希望。
剧本背景，从兰屿东清湾到台北芦洲的二重疏洪道，那些劳动者置身的工厂以及茫然。
慢慢失去兰屿的达悟人，你心里怎么想？
亚细亚的孤儿
夜深读起台湾史，关于一八九九年春天，在台北监狱惨遭日本人处死的简大狮记事——
日人侵台，妻女遭受日军奸杀而死的简大狮，愤而率众起义，以芝兰（草山）为根据地，与日军交战于台北附近，一八九八年八月一度和日军讲和，旋又造反，被逼得走投无路，逃到福建即被清吏逮捕，父祖之国竟将简大狮交给日本当局，一八九九年春天含怨而死。
被父祖之国遗弃、出卖的简大狮，赴死之前，想必已形容枯槁，对祖国的梦与盼望已全然破灭。那是一种多么绝望而悲痛的苍凉？
我想起《亚细亚的孤儿》那本小说里的主角胡太明，最后的结果是发疯。台湾人的悲运在日本占领台湾期间是：日本人将台湾人当中国人看，而大陆人却将台湾人当日本人看……
历史残酷地翻到简大狮这一页，我几度茫然而思绪紊乱，不只这一页，台湾的四百年历史皆是血泪所写成，而台湾的明天又是什么？
竹摇篮
一只空荡的竹摇篮，面对着窗外的大海。
摇篮里没有被褥，想见婴儿已经离开好一段时间了。何以它还悬挂在窗前，兀自轻摆？
问及守灯塔的男人，他恍然大悟地说——“啊，屋里的摇篮啊？我的后生啦，第四个，现在跟他阿嬷一起住在马公，读小学二年级啰。”
说完，笑呵呵地招呼我跟他到灯塔上去。
灯塔上，午后的风暖和极了，可以清楚地眺望澎湖列岛的位置。渔船成群在列岛间作业，海水蓝得令人喜爱，守灯塔的人却说已经没有感觉了——“做囝仔，就住在澎湖，每天跟海做伴。楼下那只竹摇篮，是阮阿母亲手用竹条编的，我的四个囝仔，都是那只摇篮摇大的。”
我在想象，可爱的婴儿，躺在轻摆的竹摇篮中，面对着窗外触手可及的大海，不知是否会知道自己早已是大海的儿女？而轻轻地摆动，柔柔地安眠，这竹摇篮又是阿嬷多少的爱？
我单独走下去，用手推着竹摇篮，感到内心一种甜蜜的温慰。
废弃的铁道
秋深以后，那条废弃的铁道逐渐消失。
他们把爬满褐锈的铁轨、枕木拆解并且运走，听说要运到东台湾以南的滨海地带，让它们再还原为新铁道的一小截路段。
遗留下来的痕迹，成为一条蜿蜒的小巷。野草开始恣意地侵夺，有人开始大胆地将车辆停放在昔日铁道的位置，更有人从十轮大卡车上卸下了大批的红砖块，他们确信铁道废弃了。
原是铁道两旁的丝瓜棚、废五金集用场以及少许的菜圃，少去了这条八十六岁的老铁道，依然不受任何影响，丝瓜棚还是开出大黄花，结出累累的肥丝瓜，废五金生意仍是鼎盛，少许的菜圃，嫩绿的菜叶，就算种给自己吃吧。
“这条路卡早是铁枝路，直通到淡水。”
“阿公，我没看到铁枝路，我不相信。”
一个极为冷栗的寒夜，路过铁道旧址，一对祖孙俩，这样的两句对话，令我暂歇脚程。
什么时候，北淡线已不再记忆？
官方说法
图书馆转角，我与那深谙东方历史的馆长擦身而过，彼此微笑道好。北美大陆典型的中国通，通晓华语，海峡两岸皆奉为上宾。
我知道馆长正与来自台湾的两位学者，以英文撰写一本书：十四天与四十年。试图告诉世人——四十年的经济奇迹，举世公认；十四天的残暴屠杀，只是近代史的些微泡沫。
三位高级知识分子所构筑的“官方说法”。
我回到图书馆的卡座，午后的阳光慵懒地俯照过来，晕黄的抚挲着黑檀木桌间的史料，它们记载着一九四七年，台湾人的血和泪。
破碎而瓦解的祖国之梦，被出卖的岛屿。
我翻阅着那些似乎陌生却又熟稔的名字，四十年前血淋淋的史料，害怕去触及却又飞越过万里之遥的旅程，来这北美西岸试图寻找一个困惑久久的答案，关于一九四七年的台湾。
而在四十年后，有人在替官方写一本书。
有人在异乡的大学图书馆寻找历史的真相。
晚云温泉乡
抵达台东知本，温泉乡的黄昏格外安静。
推开古老的木格子窗门，就坐在榻榻米上，静静望着远处一片田，都已在抽穗了，浅黄色的一蓬。旅店的人把日式浴衣送入房来，白底蓝圆点，并且告诉我温泉浴池的方向。
田与旅店几乎没有任何阻隔，视野自然开阔许多；我看见几个穿着国小制服的孩子笑闹地追逐而来，后面还跟着两条土狗。
孩子从我前面奔跑而过，一群健壮、黝黑的原住民后代；我所处身的位置，是在旅店的二楼，连接榻榻米并且突出的窗台成为我俯望的极佳角度。晚云胭脂般的浓艳，却有些愁。
对街，一个年老的妇人正对着青色的公用电话讲话，她没有取下话筒，只是喃喃自语，用着我所无以知悉的语言；我静静地看着老妇人，头上绑着种植时的布巾，满脸的皱纹与老人斑，却有一双原住民特有的美丽眼睛。
“她儿子跑渔船死去了，她不相信，每天对着电话机讲话。”旅店的人事后这么说。
创痕
我一直很钟爱那帧相片——一条水泥路，两旁是荒蔓的野草，路似乎是向下弯落，直到海边。摄影者标明这是“一九八〇年绿岛”。
初次看见这帧相片，感动我的，却反而是摄影者加注一旁的文字，他写道——“绿岛是许多人的故乡，绿岛也让许多人失去故乡。”
彼时，我捧读登载这帧相片及文字的杂志，整个人受到极大的撞击，那是一九八一年。我的生命及思考逐渐在转变，慢慢在易质。
我听过一些关于绿岛的故事，比如相片中那条无人的水泥路，以及岛上所有的设施，大多是由被长年禁锢的政治犯构建而成。
许多盼求我们的家国更美好，自由的改革者，却被剥夺了美好、自由的一生，永远被拘禁在这块被人深深遗忘的小岛上。据说，被枪决的死刑犯，都在临刑之前，面对着台湾本岛的方向，努力地寻找一丝山影或是灯光。
绿岛，是台湾家园最哀痛的创痕。
异国
“台湾的枫叶，是属于槭科吧？秋来会由绿转红，我记得在奥万大山里，有满山的枫红。”
“槭，有人说是台湾枫香，中山北路三段两旁一整排行道树，就是槭树，入秋以后，或更冷的冬天，红砖道会落满槭叶，却似乎不红。”
这是前年夏天，好友陈君的妻子与我对话，在离开家园很远很远的加州海岸小城。
陈君是个文史学者，热爱台湾的心以及执着于近代史钻研的志业，竟然使得他被隔断了归乡之路。家园使他挚爱，家园也放逐了他。
两次造访他异乡的家居，皆是阳光亮丽的初夏，门口那株高大的枫树翠绿繁茂，盈满着令人心喜的生命力，饱含着水分与丰美。
“如果是在更北的边城西雅图，那里的枫叶长得更大更美，若你深秋来的话……”陈君说。
我还是说起奥万大的枫红以及中山北路深秋不红的槭树，陈君微笑地倾听，隐然的凄楚。
常常翻开一册手记，扉页夹着陈君的妻子所赠——一片深红似血的枫叶，仿佛乡愁。
想家
那年秋天，他们为了就要退伍的我饯行。
平日不苟言笑的老士官，露出慈蔼温和的笑容，不断地劝酒、加菜，兴奋而发红的脸，仿佛要离开军旅的是他们自己。翌日清晨，军车送我离营，早点名的军歌在车后渐去渐远，手里紧抓着报纸包裹的早餐，热馒头夹肉松。
我开始惦念那群一生身系军旅的老士官，我熟悉他们每个人的身世、故事，被强制抓伕，为了战乱与饥饿投军，连自己都不明白就随军撤退来台的……他们只有一个盼望：回家。
我想起荣团会、莒光日，党员小组会议时，他们的沉默与倦态，只有谈及遥远大陆的风物才会让孤寂的老士官们兴致勃勃，老家的记忆，竟是他们逐渐凋零的生命唯一的亮光。
有时，老士官会像孩子哭泣，转了很久的家书，告诉他们，双亲过世的消息。他们一生的命运是流离而残破，只能自我疗伤、取暖。
不知道，想家的他们，回家了没有？
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