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每周都要在广州和深圳之间往返一次。我带着在广州编辑好的图文资料亲自送往深圳的印刷厂，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图书公司不成文的惯例。深圳那边虽然有着国内最先进的设备，但是具体的细节还得我去把关。比如图片颜色的浓淡，以及文字的现场再校对等等，非得我守在机器身边不可。经理是个比我年轻不了几岁的小伙子，所以他对此感到过意不去，除了报销车费，每月还会给我多发五百元的奖金。不过，我还真不是图这点儿奖金的，谁愿意为了这点钱一个月来来回回折腾好几次呀。我有我的心思：我是个浪漫主义者，不甘于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总希望在路上能遇见点儿新鲜事，让我的生活变得没那么贫乏。
但是一年多来，我几乎没有遇见过什么新鲜的事。每次走进列车坐下来，那种陌生的氛围，让邻座之间都保持着绝对的安静和矜持。当然，也没那么绝对，我主动搭讪的时候还是有过的，只不过相当失败。那次是因为邻座来了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穿着粉红色的长裙，手里不停地把玩着白色的苹果手机。我趁着她放下手机，百无聊赖的时刻，鼓足勇气对她说：“姑娘，我想和你做个朋友，可以吗？”她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不必了吧，我有男友了。”我尴尬得想砸开车窗，马上跳下去。
这是我第一次搭讪，也是最后一次，我觉得自己拙劣、可笑，像个典型的屌丝。那天的一个小时旅程，对我来说变成了酷刑，每一分钟我都被羞耻感反复折磨。我下定决心，再也不主动搭讪了。值得欣慰的是，迄今为止，我都遵守着这个诺言。更何况，我已经找到女朋友了，是同事的妹妹，一个简单天真的女孩子，闲暇的时候喜欢用鼠标在电脑上画画。对此，我感到心满意足。同时，我对这段旅程也逐渐感到了厌倦。
今天，又轮到我出发了。我到广州东站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半了，我估摸着到了那边不早了，不想再麻烦对方请我吃饭什么的，便买了一个汉堡，一边走一边啃。我在自动售票机前买了票，是五点半的。没关系，每次我都会提前上车，赶最近的那趟，而且每次我都能幸运地找到座位。这次，我提前上了五点的车。上车后，我一连走了好几个车厢，里边全都坐满了人，就连餐厅的座位也都被把持了。我暗暗叫苦，惨了，该不会站到深圳去吧。
我沿着车厢的过道慢慢搜索，希望能发现一个空位，我不想轻易放弃。说起来难以置信，我是在末节车厢的最末一排发现了一个空位。众所周知，车厢的一边是三连座，一边是二连座，那个空位位于二连座靠窗的位置，空位的旁边，也就是靠走廊这侧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我走上前去，问道：“奶奶您好，您旁边的座位有人坐吗？”她摇摇头，对我微笑了一下，头往里歪了歪，示意我可以坐过去。我满心欢喜，赶紧说着谢谢，从她前面挤了过去。坐下后，我认真看着她，又说了句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她不仅有着深邃的眼窝，而且那略显浑浊的眼球中有着一抹淡褐色。——原来她是外国人啊！我刚才都没看出来。看来，衰老和死亡一样，将人的本质凸显出来了，人种之间的界限就这样消弭了。因此，对人的各种划分终究是简陋和可笑的。
“小伙子，你去深圳吗？”
我突然听见了一句标准的普通话，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那种优雅与沙哑。我扭头看看老太太，想确认下这是不是她说出来的。她正盯着我看，尽管眼皮有些耷拉，但淡褐色的眼睛依然充满了神采。
“是的，去深圳。”我不由感慨道，“您的中文说得真棒。”
“因为我就是中国人啊。”老太太说得很平静。她穿着一身淡绿色的长裙，她伸手把膝盖上的褶皱给抚平了。
“噢，您是俄罗斯族的吧？”我猜测道，心里竟然有些激动，终于在无聊的行旅中遇见有意思的人了。
“不是的，我出生在上海。”她的口音里的确有点儿沪上气息。
我不由琢磨起来，上海曾经遍布租界，说不定她是那些殖民者的后裔？但不知为何，我不想说出这个猜测。或许，联想起那个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时代，多少还是有些不快的。但这种不快也是极其微弱的，似有还无的，就像一阵烟雾。我本就不善于和陌生人聊天，这下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不过，我真的很想和她聊下去，我不由暗暗焦急。
“那您对中国的感情一定很深了。”我终于挤出了这么一句干巴巴的话。
“何止呢，我在中国一直生活下来，直到今天，整整七十五年了。”她薄薄的嘴唇在说话时会有细密的皱纹，但她的吐字如此清晰，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她的决心，要钻进别人的心底去。她完全符合我对祖母的想象，要是我的祖母还活着，我希望我的祖母也能像这位老太太一样说话，把人生的智慧用坚定的语气全都灌输给我。
“您和我的祖母一样大，比我的祖父就小一岁。”我鼓起勇气，说出了口。
“哦？他们在深圳吗？”
她来了兴趣，这让我非常高兴，但想起我可怜的爷爷奶奶，我又非常失落。
“他们不在深圳，也不在中国，”我卖了个关子，用手指向上指了指，说，“他们在天上。”
“愿主保佑他们。”她轻轻说，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她两只手握在了一起，分开，又握在了一起，仿佛在寻找一个最佳的位置。
“谢谢您。”她真诚的样子打动了我，我按捺不住，开始了诉说，“我没见过他们，他们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死掉了。但我还会想起他们，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
“可怜的孩子，看来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人。”她扭头看了我一眼，那种柔和的目光像是一种看不见的抚摸。
“您也没……”
“是的，我也没见过我的祖父祖母，他们也在天上，是在奥地利的天上。”老太太微微一笑，嘴角还有浅浅的酒窝。
“哦，您的老家在奥地利。”
“奥地利，维也纳。我的祖父祖母都是音乐家，一个拉大提琴，一个拉小提琴。他们很幸运，因为他们在1937年感染了肺炎死掉了。”
“为什么说他们幸运呢？”我不解。
“因为1937年是1938年的前一年。”她耸耸肩膀。
“哦，”我想了下，还是问道，“可二战不是1939年才全面爆发的吗？”
“是的，但1938年开始，**对犹太人的迫害就已经全面公开化了。他们砸烂了我们的每一扇窗户，他们开始抢掠，开始杀人放火……他们已经失去了人性，失去了人类正常的理性和审美，他们面对着满大街的玻璃碴，竟然还起了一个很美妙的名称：水晶之夜。”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老太太是犹太人。我心里涌出了更多的好感与好奇，还被她语调中的克制与平静给彻底征服了。她当然是在控诉，却如此不动声色，像讲述一件家长里短的小事。
“不好意思。”我嗫嚅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或许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应该唤起老人的痛苦回忆吧。
“孩子，你难道不觉得死于肺炎要比死于奥斯维辛幸福得多吗？”
她看着我，干瘪的嘴唇露出了隐约的笑意。我不敢直视她，我觉得像被扒光了丢进了冷库一样，浑身上下战栗起来，胳膊上都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样颗粒。
我说不出一句话来。
“尽管，死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她补充了一句。
“不，不一样。”我满脑子都是肺炎和奥斯维辛，不禁脱口说出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受，“奥斯维辛让死亡的本质都不一样了。”
“啊，说得对，说得对，说得对……”
她一连说了三个“说得对”，让这三个字听起来像是三个音符，不断变换着节奏，却越来越低沉，还夹杂着她深深的喘气声，像是一曲交响乐中小提琴的无奈叹息。
“所以，他们的确是幸运的人。”我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了一遍，仿佛在确认一个早已被确认过的真理。
“谢谢你。”
她打开放在面前小桌板上的褐色小包，从里边掏出一块金色的怀表。除了在电视里，这还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这种古董级别的物件。因为时间太久了，它的一些地方不但变成了黑紫色，而且表面还凹凸不平，一定是在时光隧道里经历了太多的跌跌碰碰。
“想看看他们吗？”她冲我眨巴着眼睛，眼神里有种孩子气的狡黠。“当然，我非常想，他们一定是很慈祥的人。”
她的双手颤颤巍巍的，因为皮肤过于苍白，里边的血管看起来像是电线一般。什么时候才能有成熟的生化技术，让这样的老人可以继续活下去？——面临死亡的焦虑，让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不过，老人一定不想成为一架机器，看呐，她的十个指头都涂着淡紫色的指甲油，像个爱美的青春女生。这个细节打动了我，拨动了我的心弦，我已经触碰到了老太太的命运和故事，她身上的点点滴滴都能打动我。
“你看，这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她打开怀表的盖子，指着镶嵌在里面的照片说。
这张照片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为会是一个留着白胡子的老爷爷和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太太，可实际上这是一个快乐的四口之家：一位年轻的男人个子很高，他的脸出现在照片的最高处，他没有直视镜头，而是若有所思地看着照片的左侧。他的下面是一对母女，他搂着她们。女孩子扎着辫子，穿着连衣裙，笑眯眯地看着照片的右侧，像是在回味什么开心的事情。妈妈很漂亮，有着幽深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下边有一张丰润的大嘴，微笑着直视镜头。在母女之下，还有一个小小的男孩儿，就像个标准的玩具娃娃一样可爱，他和父亲一样，都望向了照片的左侧。
“你的祖父好帅，祖母很漂亮，那这个小男孩就是你的爸爸？”我问。
“哦，不，不是的，这个小女孩是我的妈妈。”她忽然想起什么来了，说，“哦，我们不像中国文化分得那么细，说起来，这是我的外公外婆。”
“恩，我知道。”
“我爸爸的爸爸妈妈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老太太轻轻摇摇头，像是要从某种力量当中摆脱出来。
“我的外公外婆，我倒是见过，但是见的次数也不多，因为他们都在香港。到现在为止，他们就回来过三次。最早的那次，因为我年龄太小，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是听妈妈说，才有个模模糊糊的印象。第二次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来看我们。我记得他们穿得很体面，很干净，比起我们镇上的人阔气多了。但我听妈妈说，他们也算不得有钱人，听起来是在遍地黄金的香港，但他们的营生也是很可怜的。他们是靠一家鱼蛋粉店为生。咖喱鱼蛋，奶奶你一定吃过吧？就是那种用鱼肉做成的小丸子，放在咖喱里煮。他们就是做那种小丸子的，然后煮好粉面，浇在上头。他们守着小铺，每天起早贪黑，年纪越来越大，一定是很辛苦的。妈妈让他们搬回来和我们住，说现在这边的环境也变好了，只要努力，赚钱养家是完全没问题的，最重要的是，回来跟女儿还有外孙一起住也有个照应。妈妈现在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了，原本妈妈还有个弟弟，十几岁的时候患上血吸虫病，肝脏严重受损死掉了。外公外婆到香港的时候，应该还没丧失生育能力，但他们也没有再要孩子，因此，妈妈依然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妈妈看着他们衰老的样子，才放下了许多心结，原谅了他们当年的无情，下定决心，请他们回来住。但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还不愿意回来！他们就愿意孤独地待在香港终老一生，宁愿为了一家鱼蛋粉小店起早贪黑，忙忙碌碌，仿佛那是世上最重要的事情，比女儿和外孙还重要。”
我自顾自说了这许多，我也不明白自己从哪涌起了这么强烈的倾诉欲望。我几乎是被那些话推着说的，仿佛它们被囚禁了太久，借着这个机会一定要逃出来似的。
“不好意思，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我看着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你没去香港看过他们吗？”
“没有。”
“为什么？”
“他们也没邀请过我啊，甚至都没邀请过我妈妈。可能他们不想让我们看到他们辛苦的样子吧。”
“你想去看看他们吗？”
“不知道，我真没这样想过。”
“听你这么说，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他们。不过，他们听上去像特别孤独的人，让人觉得挺可怜的。”
我没有说话，我之前并不觉得他们可怜，甚至，多多少少有点厌恶。母亲从没在我面前说过他们的不是，但我觉得母亲的年龄还算不得太大，却已经花白了头发，佝偻着脊背，早早衰老了，而且，母亲对这个世界似乎从来不抱什么希望，更不提什么奢求，这点才是让我最为伤心的。人活在世上，如果是在麻木不仁地尽一种义务，那是多么悲凉的事情！躲在香港的他们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被一种虚妄的都市想象给完全蒙蔽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和老太太说这个，这些话似乎是埋进心底深处的，已经接近腐烂了，早已无法再见天日。
也许，老太太看出了我的心思，没有再继续追问。
“你比我幸运，我除了他们的照片，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就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他们的墓地呢？”
“那一片地区被战火完全摧毁了，什么痕迹都没有了。”她看看我，笑笑，说，“现在，就连战争的痕迹也没有了，就像从来没打过仗，世界永远是和平的，永远是平静的。”
她这样说，不免让我有些悲伤。尽管我比她小很多岁，还不能充分体味这种历史的失忆，但是，我觉得自己是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心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