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一点也不好玩。”他压抑的声音掩不住狂暴的情绪。接下来他的口气虽然更从容，却似乎是一种咒语，“博比……韦德……博比·韦德！你以为博比·韦德是你……取笑的对象吗？”
我反驳道：“扯上棉花地的不是我。”我心想：博比·韦德！哦，狗屎！现在他扯上博比·韦德了。我得离开这里。
这时候，苏菲似乎察觉到内森情绪变化中的不祥之兆，急忙走到他身旁，忐忑地把颤抖的手放在他肩上，说道：“内森，请你不要再说博比·韦德了。求求你，内森！我们现在很开心，不要让这个话题烦你。”她苦恼地瞥了我一眼，“一整个礼拜他都谈着博比·韦德，我没法制止他。”她又央求内森，“求你，亲爱的，我们正玩得开心。”
但是内森不为所动，向我追问：“博比·韦德怎么样？”
“呃，老天爷，他怎么样？”我不以为然地说着，站起身挣脱他的手。我已开始打量房门和挡路的家具，迅速策划出最佳的出逃路线。我咕哝道：“多谢你们的啤酒。”
内森坚持道：“我告诉你博比·韦德怎么样吧。”他可不让上钩的鱼儿溜走，把杯子塞到我手中，又倒满了啤酒。他的表情依然平静，但他那毛茸茸爱教训人的食指几乎按到了我脸上。“丁哥，我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博比·韦德的事吧。谈到兽行，你们南方白人应该很有见地才对。你不承认？那么你听着。我代表一个遭受集中营死亡劫难的民族来说这些话，我以其中一位幸存者的恋人的身份说这件事。”他伸出一只手握着苏菲的手腕，而另一只手的食指仍在我面前比画着，“但是我说这件事，主要是基于内森·兰道的立场，一个普通市民，一个生物研究员，一个人，一个残酷暴行的见证人。我说博比·韦德在美国南方白人手中的命运，和希特勒统治时的犹太人没什么两样！你同意我的话吗？”
我咬牙保持镇静。我回答：“内森，博比·韦德的遭遇确实悲惨。一言难尽！但是我觉得试图将两件恶行相提并论，或是用愚蠢的价值观进行衡量，实在是毫无道理。它们都很可怕！请你把手指移开好吗？”我觉得前额开始潮湿发烫，“而且我诅咒你布下的这张大网，想要将你所谓的‘你们南方白人’一网打尽。去他的，我可不同意！我是南方人，而且以此为傲，可是我并不是那些猪猡——那些凌辱博比·韦德的野蛮人！我生于弗吉尼亚州的潮汐镇，如果你不介意我的用词，我要说我是个绅士！另外，请见谅，我要说你这些过分简化的胡言乱语，这种高人一等的蔑视，实在令我恶心！”
我的声音不再被压抑，开始上升并颤抖起来，我担心自己又要开始拼命咳嗽了。我看见内森平静地站起身，现在我们彼此对垒了。尽管他的架势和表情很有威胁性，而且在外形上他又胜我一筹，我仍然有在他下巴上揍一拳的冲动。“内森，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现在是纽约自由主义者里最低劣的那类人，狗屁伪君子！你有什么权利可以评判数百万个人，而他们大多数人宁死也不肯去伤害一个黑鬼？”
“哈！”他回答，“看吧，连你也这么说，黑鬼！这可不是客气话。”
“我们那里都这么叫，这并没有冒犯之意。好吧——黑人。总之，”我继续驳斥，“你有什么权利加以置评？我觉得这也很不客气。”
“身为一个犹太人，我认为痛苦和受难给了我这个权利。”他停住口瞪着我，我第一次看见他轻蔑的神色，不觉火冒三丈。“至于‘纽约自由主义者’和‘狗屁伪君子’这样的话，对一个真实的指控而言，实在是脆弱之至的反击。你难道不明白这个简单的事实吗？你难道不能从这该死的表面下分辨出事实吗？你拒绝承认对博比·韦德的死负有责任，就和那些眼睁睁看着**党的暴行，看着‘水晶之夜’却又无动于衷的德国人一样。你看清你自己了吗？看清南方人了吗？毕竟，残害博比·韦德的并不是纽约人。”
他所说的话大多偏颇、不合理、自以为是，而且大错特错，然而我一时却无言以对。我发出一声奇怪的喉音，拖着脚步走到窗口。虽然我内心的愤怒已经变得微弱无力，我仍竭力想找到反驳的言词。我喝了一大口啤酒，垂头丧气地俯瞰富勒布须区茵绿的草地、沙沙作响的悬铃木和枫树。星期天早上熙来攘往、人群如织的街道，刚割过的青草散发出甜美清新的气味，使我想起乡村景色和远方——那些田野和巷弄，或许年轻的博比·韦德曾经徜徉、漫步其间。想到博比·韦德，不觉一股酸涩的气馁袭来。这个可恨的内森为什么要在这么美丽的一天召来博比·韦德的阴影？
内森的声音又在我背后响起，调高而凌厉。这让我想起那个矮矮胖胖，近乎歇斯底里的共产党青年组织的头儿。在联合广场，他把嘴张得像撕破的口袋，发表着我生平听到过的最空洞的演讲。“今天的南方已经放弃了任何与人有关的权利。”内森高声对我说，“每一个南方白人都该对博比·韦德的死负起责任。没有一个南方人可以推卸这份责任！”
我剧烈地颤抖，双手痉挛，望着啤酒在杯子里震动不已。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七。几乎是整整二十年前的夏天，纽沃克城被付之一炬，黑人的鲜血染红了底特律的下水道。一个土生土长、敏感懂事，深知可怕而邪恶历史的南方人，会在这样的语言鞭笞下感到心痛，尽管他明白其中蕴含着新废奴主义不同的道德标准，认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到北方来开拓前程的南方人，或多或少都得忍受这种嘲讽，直到一九六三年八月的某个早晨才算正式告终。那天，在马萨诸塞州埃德加城的北水街上，一位银行家暨游艇俱乐部会长的年轻貌美的金发妻子，手里挥舞着詹姆斯·鲍德温的文章《到山上去呐喊》，以一种三分悲哀的口气对一个朋友说：“老天，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这种事！”
这一切在一九四七年时实在难以预想。当时困倦的黑色巨兽虽已开始觉醒，却还未被视为北方的问题。就因为如此，我和折磨博比·韦德的盎格鲁-撒克逊恶人有血统上的关系，确使我心中背负着恼人的羞愧。这些佐治亚州的边疆居民（他们住在边境山上）对十六岁的博比·韦德处以私刑。他被控诉的罪行和阿提斯特一样：他色迷迷的瞪视，或侵犯或干扰了一个叫作露拉的白痴女孩，露拉那悲伤而像只兔子般的照片，被登载在六家大报纸上，她父亲是个杂货店主，其“呼号”激起了当地暴民的一次行动。
博比·韦德的生殖器官被整个割了下来，塞进他的嘴巴里，在他濒死之际，他们用焊接发焰器在他胸前烧出了一个“L”字——这代表什么？私刑？露拉？法律和秩序？爱？[3]才不过一个礼拜前，我在上城区的列辛屯大道上的阅报处，看到了这群鄙夫中世纪的复仇。我记得，看过这篇报道后，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阳光普照的八十六街，到处飘着熏牛肉的香味，还有地铁栅栏的铁锈味。茫然地经过我老远赶到这儿来所要看的那部电影的看板。那天下午我并没有到电影院去。我站在河边格拉西广场的散步道上，恍惚地瞪着河流中的小岛，无法将博比·韦德从我的脑海中抹去，虽然我一直低喃着童年时就能背诵的《圣经》段落：“上帝拭去他们眼中的泪水。此后再没有死亡、悲哀和哭泣，也不会再有痛苦……”也许这是一种过度反应，可是上帝，即令如此，我却哭不出来。
内森揶揄的声音仍由背后传来。“就是在集中营里，也不会有这样的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