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记》 少小离家老大回】
段义孚，1930年生于天津，1951年入美国伯克利大学读研究生，1957年获博士学位，是享誉世界的美国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在地理学理论、园林建筑、文学、宗教等研究领域都做出过举世瞩目的贡献。他的学术关注人的问题，注重人性、人情，其思想见解发人深省。另著有《逃避主义》《无边的恐惧》等。他一生荣获众多荣誉，包括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古根海姆基金奖、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地理学杰出贡献奖等。
他的归属感到底该来自哪里呢？这好像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
《回家记》讲的是一个中国人回家的故事，作者段义孚，大概是世界地理学界里面最知名的华人。他10岁时便随家人离开了中国，而在写这本书之前，他几乎从没回过国，只在15岁从菲律宾去往英国途径上海时，停留了两个星期。而10岁之前，他出生于天津，在有记忆的年岁里则住在重庆，就读重庆南开中学的附属小学。当时他的父亲是做外交官的，家中自是往来无白丁，连周恩来都去过他家，还给家里的小孩子们讲故事、送玩具。离开中国之后的段义孚，直到74岁，才终于回国来看了看，真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意味。他把这趟旅行的经过，就写在了《回家记》这本书里。
段义孚在地理学界可谓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今人所谓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这支流派，其兴建就和段义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地理学似乎是一门相当技术性的学问，但段义孚的著作不一样，他的文字非常漂亮，读起来像散文、像诗歌、像哲学、像历史、像回忆录，像这些不同文类的综合体。他的文字还包含着一种很温暖的沉思，不是教科书里那种冷冰冰的知识点，而是去谈人为什么会对某地恐惧、为什么会想家、为什么会逃离，又或者去探讨为什么某些文化里会生出对崇山峻岭、汪洋大海这类极端自然环境的特别的热爱。他的地理学是这种面貌的地理学。这也是段义孚为什么会同时在地理学界和人文学界都很有名的原因。但这种地理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太被中国地理学界所重视，直到近年，随着我们的学术界与国际上的交流越来越多，才开始慢慢有人认识到段义孚了。
相比段义孚的其他著作，《回家记》这本书更加个人化，因为其中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他怎么想到要回家呢？段义孚说，在离开中国之后，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他被反复问起一个问题：您打算什么时候回中国看一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问题日趋紧迫，直到74岁那年，他发觉再不回去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正巧这时他收到国内一场建筑学会议的邀请函，他便趁机回国走了一趟。
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华裔学者，在阔别近60年之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会是什么感受呢？可以看出，此行他虽然只待了两个星期，但给他造成了足够大的冲击，所以他才会将旅行中的种种见闻、经历和思索写成这本书。像他以前的著作一样，这本书既有学术的一面，又有个性化书写的一面，有时你会看到一个很谦逊、很温暖的老人家，带着童真的眼光在看周遭事物。比如他觉得下榻的酒店非常豪华、非常现代，乃至他像个乡巴佬一样找不到电灯开关。每当他从学者的视角转换到游客的视角来写自己出生的这个国度时，便表现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为了说明这本书的价值，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什么叫作人文主义地理学。举个例子，段义孚在一篇中科院演讲稿里提到“隐喻”的概念，这本来是修辞学里的一个术语。他说自然界对人类来说，看上去是危险而纷繁复杂的，于是人类用自己所熟悉的身体各部位来隐喻它。例如将河流注入海洋或湖泊的地方称作“河口”，将大山的底部称作“山脚”。通过这种隐喻的方法，情况就变得好多了，使人们对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起来。如此一来，复杂的自然界仿佛变得能够被掌握、被亲近，人类才觉得总算驯服了大自然。在这种驯服背后的心态，其实不是对大自然的依恋，而是对它的恐惧。这就是段式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特点，总是在地理空间与人类丰富的情感和文化之间建立起关系。它是一种充满了人性色彩与意义的地理学。
回头再看这本书，段义孚已经几十年没有回过中国，甚至连中文都荒疏了，此刻他重新踏上自己的出生地是什么感受？他一下飞机最受触动的是，看到整个机场都是华人面孔，耳边听到的都是中文——段义孚叫它“北京官话”，这是他几十年来几乎不曾用到的东西。这时段义孚和朱阿兴[1]一起走在机场——朱阿兴是另一位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晚辈同事——他忽然意识到：
的确是官话！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不会让我和朱阿兴成为一对操着英文的奇怪人士，那是我们在威斯康星时才该用到的语言。朱阿兴肯定是吃了一惊，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听我说过中文。我们沿着机场的走廊一路走着，用母语聊着天，但是我立刻就发现我们用了不同形式的第二人称。我很自然地用了我所熟悉的“你”来称呼他，因为毕竟我们已经相识多年；但他用的是更正式、更礼貌的“您”。我马上就想到了我俩之间巨大的年龄差异和社会行为状态上的不同：一个是美国式的随随便便，一个是中国式的彬彬有礼。
从这段描写就能看出段义孚的写作特点，他的观察力、想象力以及同理的能力时刻在发挥作用，让他能够注意到周边的很多细微之处。这在他此后两星期回家之旅中一以贯之，并且伴随着他的很多思考。
比如他经常能体会到来自中国的同行、学生甚至是普通人的友善，这让他非常感动，并试着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上寻找原因。他说他去一所高校演讲，下面几百名学生掌声雷动，仿佛在欢迎摇滚巨星一样，这是他在美国从来没享受过的礼遇。他就想，是不是过了这么久，中国文化里尊师重道的传统还在？他又发现在很多宾馆和饭店里，只要朱阿兴想让别人为他提供特殊关照，就会说“这位老先生可是一位学者”，居然屡屡奏效。这句话的灵验程度，就好像在美国被人介绍是肯德基的总裁一样。他还不断受到年轻同行和学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就好奇中国人是怎么学会这些礼节的？这是否表示中国过去的美好传统还在呢？当他要和学生们分别时，他感到依依不舍，他说：
一直到我回到麦迪逊以后的两个多月，我还几乎天天能想起他们。但是，尽管我努力地去记住他们的形象，色彩仍然是一点点地在褪去。如今我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些和他们一起照的相片里。我打算把那些照片都贴在我的电冰箱上。
在照相技术发明以前，人们是如何留下对彼此的回忆呢？中国诗歌里到处都是这样的感怀伤逝之词。想一想在迈入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当你最亲密的朋友与你道过别之后，转身上马疾驰而去，而他的音容笑貌瞬间消失于无形，除非等到若干年后重逢之时而不可求，那种感觉真是怪怪的。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介乎异国人与本国人视角之间的对中国的观察。例如中国人为什么要在包厢里吃饭？中国的洗手间为什么总是很肮脏？段义孚在做种种观察的时候，发现自己一方面作为常人不太能够适应，另一方面又保持着学者的好奇，他还感到作为学者的好奇心被困在游客的身份里面得不到完全施展。当两个星期的回家之旅结束之后，他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身份问题。这个问题比之前变得更加复杂，更难解答。
段义孚说过，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最关心的是空间对人的塑造以及空间与人的互动。他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会对某地产生依恋，那是因为他整个的人生都是在那个空间里开展的。而他自己在那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所以后来他曾在某次美国长途大巴的旅行中感到，美国像是能带给他家的感觉。然而这次晚年归国，他发现小时候的那些记忆是永远丢不掉的，只不过像碎片一样连缀起来，中间留了太多空白。它们就好像他曾经不屑于看的一些电影，时间跨度太大，空间上的跳跃感也太强。他原本不喜欢这种没有严整叙事的东西，但现在他发现，生活本身就包含着不连续性，也包含着吞噬了无数经历和记忆的黑洞。
那么，他的归属感到底该来自哪里呢？这好像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
（主讲 梁文道）
注释：
[1]朱阿兴（1962— ），浙江长兴县人。198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获学士学位，1994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理系获博士学位，曾任教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理系并获终身教授资格。
【《台湾老兵口述历史》 难以平复的悲伤】
赵川，资深媒体人，深圳报业集团首批驻台记者。曾荣获国家级新闻奖项特等奖两次，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虽然这支力量随着他们的老去和离逝已经日渐凋零，但他们在两岸关系中确实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
我记得有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虽然每个人的生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在历史当中，其实人人有可能变成历史的一个工具，毫无意识地被历史所利用。当我想起这句话时，我会联想到台湾老兵。
台湾老兵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少人，他们都有哪些类别？该群体指的是1949年之后抵达台湾的老兵，总数差不多有6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国共内战时期渡过台湾海峡到台湾的。但还有一部分可能少有人知道，一批是在朝鲜战争当中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另一批则是在金门炮战[1]时被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人或被迫或自愿地到了台湾。总共这60万人，从名称来讲到底该算是台湾老兵还是大陆老兵呢？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是大陆老兵，因为他们来自大陆，只不过由于某些历史或政治的因素，把他们统称为台湾老兵。
这本《台湾老兵口述历史》的作者赵川，是深圳某报社的记者，他在一次派驻台湾期间利用几个月的时间追寻幸存的台湾老兵，把他们的故事写了下来。其中有些老兵不愿意接受采访，可能因为他们的处境比较凄惨，不愿意被家乡的人看到；而另一些老兵则比较健谈且愿意接受采访。赵川在这本书里以口述记录的方式，记下了这些台湾老兵从青年甚至是少年时期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军队，直到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台湾的历史经过。
在整个中国历史当中，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原因多种多样，比如因为战争或自然灾害，等等。台湾老兵就是战争所导致的人口迁移，他们的人生多数都比较凄惨。而台湾老兵在历史当中起到过什么作用呢？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蒋经国执政的时候，有一批台湾老兵请愿要求回大陆探亲，结果探亲一开放，就使得两岸之间相互封闭的僵局被打破了。后来在台湾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又是一批台湾老兵站出来坚定地支持中国的统一。虽然这支力量随着他们的老去和离逝已经日渐凋零，但他们在两岸关系中确实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这本书当中，有太多十分感人的历史记录，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叫李银生的老兵。李银生出生于山西省，一开始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在15岁时因为被八路军“接收”又做了解放军，并参与了国共内战。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被派往朝鲜作战，却被美军俘虏。当时摆在志愿军战俘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是被遣返大陆；第二是就地留下，再被转往韩国、日本等地；第三是送到台湾。选择的过程让李银生的内心很受煎熬，他18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在军队里历任班长，还做过代理排长，被俘后对何去何从感到顾虑重重。
李银生说自己早在四川作战的时候，听部队上的大学生教导员讲过，共产党将来会实现和苏联一样的政策，兴办集体农场，大家过集体生活，他觉得这种政策并不好。加上他作为志愿军干部，没有战死沙场，却成了战俘，所以他有点担心回到大陆不会有好结果。最后，他选择去台湾，在1954年1月23日这一天，随同一万多名战俘一起被送往了台湾，至此他在战俘营里已经被关押了整整三年。其实他作为军人已经尽力了，战争中他和30名负伤的战友在山上坚守了几天几夜，没有饭吃，又冷又饿。最后实在没力气了，不投降必死无疑，他们出于求生的本能才做了俘虏。但李银生的余生都在为此耿耿于怀，为没能成为解放军战斗英雄而感到耻辱。他说：“早在赴四川作战时，自己还亲手打掉了一名拔腿逃跑的国民党俘虏。现在，自己沦为战俘，其中滋味唯有自知。”
李银生是从台湾的基隆港[2]登陆的，之后被送到淡水[3]，再转往林口[4]。那一年，他才23岁，从此戏剧般地开始了在台湾大半辈子的生活，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煎熬的。我想，很多台湾老兵都像李银生一样，心里的悲伤一直不能得到平复。对他们来说，人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经历。当然，对两岸、对整个中国来说，这段历史也是非常悲惨的。
（主讲 杜平）
注释：
[1]金门炮战，台湾称八二三炮战，是指1958年8月23日至10月5日之间发生于金门及其周边的一场国共双方的战役。
[2]基隆港位于台湾岛北端，是台湾北部的海上门户。
[3]淡水位于现台湾新北市西北沿海，在淡水河的出海口北侧。
[4]林口现属台湾新北市下辖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