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在没有壁炉的房子里住，话音刚落，电话铃响了，母亲去接了电话。之前一直是我去接电话，不过现在她总是抢在我前面。自从她在与抽象派艺术的圣战中成为当地的圣女贞德，几乎打到我们家里的每个电话都是尖叫着要找她的。
米尔德里德·巴里艺术中心的开幕式邀请了很多闻名于世的艺术创作家，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做演讲或表演。然而现在它就像市中心的老西尔斯罗巴克百货或火车站一样空空荡荡的。我们这里的火车站之前是曼侬和纽约中央线路的交叉站点，但现在火车已经不经过这里了。
母亲已经被赶出了艺术中心的董事会，她屡次打断会议进程，对媒体、教会组织、花园俱乐部等散布对艺术中心的不利言论的行为，已经无法让董事会坐视不理。如今她已经成为尖酸刻薄、火药味十足的公共演说家。而弗莱德·巴利则沉寂得像那家艺术中心一样安静。我曾几次看到他的林肯豪华轿车，但轿车的后车窗是不透明的，我不能确定他是否在车里。后来我还在机场看到过他们公司的商务飞机，但我从未见过他。有时候我很希望能听到有关巴利先生的消息。以前，他们公司的员工有时会到药店里买东西，我还能从他们嘴里得知巴利先生的近况；然而现在他的员工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不会光顾施拉姆药店，很明显他们在抵制这家药店——因为我母亲的小儿子在那里工作。
因此，母亲在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非常吃惊，与她通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弗莱德·巴利。他恳切谦恭地表示，他想来拜访母亲，希望她能够在家里待一小时和他聊聊。之前他并未造访过我们这间蜗居房，我估计他也从来没来过埃文代尔。
母亲对他说来吧。这就是她的原话，她用非常平静的语气对他说“如果想来就来吧”，好像她从未和对方争吵过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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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和母亲还没认真思考过那个有辐射的壁炉台对健康有多大影响，也没人提醒我们应该这么做，甚至到后来也是一样。民事防护负责人兼洗车场大亨乌尔姆，从电话中得到华盛顿的核能管理委员会某人有关这起事件的指示，大意是不引起恐慌就行。为了避免引起恐慌，那些穿着防护服、把壁炉拆毁的工作人员必须誓守秘密——以爱国的名义，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华盛顿方面编造了一个故事以掩盖事实，并在我和母亲搬到新假日酒店期间散播到埃文代尔的每一个角落，大致是说，我们的房子被白蚁咬得满目疮痍，前来整修房子的工作人员不得不穿上防护服，以免被携带氰化物的昆虫杀害。
昆虫啊。
于是我们这片并没有恐慌。好公民是不会恐慌的。我们镇静地在家里等着弗莱德·巴利的到来。我站在落地窗前，透过窗帘中间的玻璃向外面的街道看去；母亲则斜躺在费力克斯在三年前的圣诞节送她的按摩椅里。她在椅子里的震动几乎不可察，只有身下的机器发出的嗡嗡声提醒着我，按摩椅正在低挡运转中。
母亲已经了解到，之前她一直身处充满辐射的环境，她说自己并未感觉身体有任何变化。“你觉得你身体有什么变化吗？”她问我。
“没有。”我说。我觉得这种对话以后会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毕竟辐射性物质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了。
“如果之前我们身处这么大的危险中，”她说，“我们应该会注意到什么吧。你不觉得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壁炉台上有昆虫尸体，或者植物叶子上长出可笑的斑点之类的？”
她口中的奇怪现象，其实是小肿瘤在她的脑子里生根发芽。
“他们竟然告诉邻居我们家有白蚁，我很难受，”她接着说道，“我希望他们能想到其实是出了什么别的事。说我们家有白蚁就好像在宣告我们得了麻风病。”
后来我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说，小时候她曾被白蚁吓出了心理阴影，之前她从未跟我提过。这么多年来她逼着自己不去想这件事，但是现在她满怀惊恐地对我讲述了这段可怕的经历。小时候她一直认为她父亲的宅第坚不可摧，有一天她走进家里的音乐室，突然看到地板上、靠近大钢琴的护壁板上，甚至是钢琴腿和键盘上都覆着一层像泡沫似的东西。
她说：“那是些都长着闪闪发光的翅膀的虫子，数都数不清，远远看去就像液体一样。当时吓得我赶紧跑出去告诉我爸，他看到之后也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轻轻地踢了一下钢琴腿，接着它就倒了，像是用硬纸板做的似的。钢琴就这么塌了。之后好几年里都没人碰过那架钢琴，生怕把虫子带出那间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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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对是她一生中记忆最深的事件之一，我之前却从没听她说过。
如果她的生命止于童年，她可能会认为生命就是你去过的地方。万一你就是想看白蚁啃噬大钢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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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德·巴利和母亲一样都年事已高，在现代艺术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上也已争论多年。今天他开着他的豪华轿车来了，我把他请进了门，母亲则躺在按摩椅里接待了他。
“我今天来是投降的，沃茨女士。”他说，“您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我已经对艺术中心不再有任何兴趣，之后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养鸡合作社，但都跟我没有关系了，我会永远离开米德兰市。”
“我明白您的良苦用心，巴利先生，”母亲应道，“我丝毫不怀疑您的善意，但下次如果您想送他人一件很棒的礼物，请先搞清楚那人是否真的想收下这样一份礼物，不要硬塞给他们。”
他把自己的公司以数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拉姆杰克公司[1]，把农场卖给一家为阿拉伯人收购美国农场的公司。不过据我所知，并没有阿拉伯人前来考察。巴利先生搬到了卡罗莱纳州南部的希尔顿黑德岛，自此以后我再没听过有关他的消息。他满腹心酸与委屈地离开，并未留下任何资金以维持艺术中心的运营。而这座城市的贫穷只能任凭它走向荒芜。
有一天，火光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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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德·巴利先生向母亲投降一年之后，母亲便驾鹤西去。她最后一次躺在医院里的时候以为自己坐在宇宙飞船中，她把我当作父亲，而我们正飞往火星进行人生中第二次蜜月旅行。
她的状态与常人无异，但认知完全是错误的，还抓住我的手不放。
“那张图片。”她嘴角上扬，轻轻捏了一下我的手，说了这么几个字。全世界的画成千上万，我略作思考，猜她指的是父亲在维也纳虚度光阴之时提笔画的那张没完成的杰作。但她解释了一下，我便反应过来她指的其实是剪贴簿上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她正乘着划艇漂在一条小河上。照片可能是在欧洲拍的，也有可能是在糖河拍的；船被绑在岸边，周围没有桨，可见她并没有要划船去什么地方。那天她穿着一身夏日洋装，头戴一顶花园草帽，斑驳的树影投射在她周身的水面上，旁边有人让她在船里摆拍。她笑容灿烂，可能是新婚，或者马上要结婚了。
那是她最快乐的时刻，是她最美的时刻。
谁能猜到这位年轻的美女有一天会乘坐宇宙飞船登上火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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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终年七十七岁。在这样的年纪，任何问题都可能是致死的原因，包括自然的寿终正寝。但是尸检结果表明，母亲除了头里长了几个肿瘤，其他部位都和一匹年轻的骏马一样健康；而那种肿瘤的生长只有可能是辐射导致的。于是费力克斯和我请来伯纳德·凯彻姆帮我们打官司，起诉所有以任何形式买卖来自橡树岭的辐射性水泥的商家。
这官司进行了一段时间，其间我每周六的晚上还在施拉姆药店上夜班，也继续在埃文代尔的蜗居房里打点家务，毕竟打扫一间屋和打扫两间屋的差别并不大。
我也依旧不合时宜地享受着梅赛德斯给予我的愉悦。
有段时间，我成为诱拐谋杀一名小女孩的犯罪嫌疑人，虽然是误解，不过州警察按程序扣押了我的梅赛德斯，在车的表面用指纹粉与真空吸尘器等工具一点一点地搜集证据，任何死角都不放过。后来他们把车还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份无罪证明书。他们对我说，这辆车使用了有七年，跑了十六万公里左右，但车里的每一根头发、每一个指纹都只属于一个人，那就是这辆车的所有者，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简直让人不可置信。
“你不是那种擅长交际的人，”一位警察说，“那你为什么买一辆四门轿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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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点布朗尼的做法：
半杯黄油加热融化，加入四百五十克红糖搅拌均匀后，倒入两夸脱的平底锅中。将锅置于小火之上，轻轻搅拌液体至起泡后，放凉至室温。接着打入两个鸡蛋、一茶匙香草粉，搅拌均匀后倒入过筛的面粉中，再加入半茶匙盐、一杯碎榛子、一杯半甜巧克力小块。
在宽约二十三长约二十八厘米的烤盘的内表面均匀涂抹一层油，再将上述混合物倒入盘中，以一百一十二摄氏度的温度烘烤三十五分钟。
烘焙完成后取出，放凉至室温；在刀上抹一层油，将成品切成小块，即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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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手头的诉讼收尾的过程中，我的心情绝不比米德兰其他市民甚至是全国其他市民差。不过可能你会对这两者的相关性有些许疑惑。我依旧从自创的拟声歌唱中寻求慰藉，歌词都不过脑子，随心所欲地用了很多“斯克第瓦斯”和“博迪欧道斯”等。其实我的梅赛德斯里有蓝宝[2]汽车立体声广播，不过我很少用。
说到拟声唱法，我想起有天早上，我在威尔·费尔奇尔德纪念机场的男厕里发现有人用圆珠笔在瓷砖上乱写的东西，还挺有意思的。那天破晓时分，我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经过机场的时候，突然腹部一阵异样，有要拉肚子的冲动。昨天晚上上班之前我吃了太多圆点布朗尼，肯定是那些甜品让我闹肚子。
于是我迅速进入机场，从我的四门梅赛德斯上跳下来。本来我没想进机场大楼的，我只想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解决问题。但在这个不太会有人出现的时候，我在停车场里发现了另外一辆车。我试着开了一下车门，发现车没锁，车里有人。
于是我飞奔进男厕，发现有人在用机器为地板打蜡。我根本顾不得他，直奔马桶而去，最终得以“一泻千里”。起身后浑身舒爽，恢复成其他正常人镇定体面的模样（甚至更矫揉造作一点）。那一刻，开心和健康都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状态。接着，我便在盥洗盆的瓷砖上看到下面这段龙飞凤舞的字：
“存在即是实干。”——苏格拉底[3]
“行动即是意义。”——让·保罗·萨特
“嘟比嘟比嘟。”——弗兰克·辛纳屈[4]
注释：
[1]拉姆杰克公司（RAMJAC Corporation）：冯内古特虚构的国际集团。
[2]蓝宝（Blaupunkt）：蓝宝公司是德国博世属下全资子公司，主要生产汽车音响和汽车导航设备。欧洲第一台汽车收音机以及欧洲第一台车载导航系统就是这家公司生产制造的。
[3]这三句的巧妙之处在英文原文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三句的英文分别是：
"To be is to do."——Socrates
"To do is to be."——Jean-Paul Sartre
"Do-be-do-be-do."——Frank Sinatra.
其中，第三句，出自弗兰克·辛纳屈的歌曲《夜晚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 Night"），这句话出现在歌曲的结尾处，没有实际的含义，只是一段哼奏的拟音。
[4]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1915—1998）：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流行音乐人物。这位集歌手、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唱片公司老板等多重身份的娱乐界巨头，三次获得奥斯卡奖，受到全球乐迷的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