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方达与白露去找杨大炮了，杨大炮现在已经退休了，住在离单位不远的家属院里，他们来的时候，杨大炮正在与一个老头子下棋，方达说明了来意，杨大炮很不情愿地放下棋子，把他们领到自己的楼房里。
杨大炮的家里笼罩着一股浓郁的雪茄的烟味儿，直往他们的鼻子里钻。杨大炮因为几十年如一日地总爱吸如同大炮一样的雪茄烟，所以才得了这个外号。杨大炮点燃了雪茄烟，狠狠地抽了几口，白露被呛得直咳嗽，杨大炮不好地意思地掐灭了烟卷，说：“想了解支行库款被抢的事？“方达说：”正是。“杨大炮想了想，一边嗅着雪茄，一边慢慢地讲了起来：
“过去的事记不得太准了，但是造反派抢银行的事还是隐隐约约记得些，我记得那天我好像是在门房里值班，我没有在库房里值班。造反派进来时我知道，他们来了一伙人，好像都扛着枪，雄赳赳的样子，他们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志愿军过鸭绿江的情形。但他们不是志愿军，他们是造反派。我记得他们一律戴着柳条帽子，柳条帽是当时的时髦东西，是工人阶级的象征。我还不知道他们进来要干什么，我只是觉得他们好像不太友善的样子，脸上有一股凶相。我想是不是他们要进来抓什么人呢？因为县城还有毛泽东主义一方的造反派，我想他们两方面可能发生了枪击事件，因为前些天在面粉楼上发生了激烈的交火事件，工总司与毛泽东主义都有损伤。他们现在是不是报仇来了。但我猜错了，他们是来抢银行了。他们一进门就问我谁管金库。我说你们问这干什么？一个长着小胡子的年轻人把枪在我的头上一敲：不想活了对不对？我没有怕。也不知为什么，我这人并不怕枪呀炮呀的武器。我说你别用那东西打我，要打你们打美国鬼了日本鬼子去，不要在中国人跟前耀武扬威，这东西我见的时间早了，没有什么。小胡子就在我脸上抽了一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但我拦着没有让他们进门。他们就把我推进门房，把门从外面锁上了。我在里大叫：开门！开门！但是没有人给我开门。我听到里面一会儿就响起了人们奔跑的脚步声，咚咚地响。还听见有人大声地喊叫什么，意思好像是叫把库门打开，他们要借造反经费什么的。可是忽然之间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叭叭地响，震得墙壁的土直往下掉。我趴在窗户往外一看，看见几个造反派正从库房里往出搬什么东西，对，是一条麻袋，对，麻袋里装的是钞票，没有麻达。一看到国家的现金就要被造反派抢去，我顿时火冒三丈，我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力气，一下子就把半墙上的玻璃窗扇一把扭断了，我像一颗炮弹一样从窗户窟窿里射了出来，凶神恶煞地站在造反派面前，战神一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大声喊道：把现金放下！他们一愣，继则哈哈大笑，小胡子说，没有想到这里又冒出来一个生坯子货，他看来是真不想活了。兄弟们，咱们善事做到底，送佛到西天，把他崩了。这话刚一落，我就被几个面相凶恶的汉子推到金库的墙脚那儿，背靠墙壁站下。这时候我看见支行有好多人站在不远处的地方默默地看着我，一言不发，但眼睛里的意思却在同情我，也可怜我，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人世了。我在人群里看到了景玉群，看到了霍光，看到了丁大光，看到了周一平，看到了余天仁，我还看到了张光召。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把金库的钥匙拿出来，把国家的钱财拱手相送。我怒火满腔，大声地喊道：你们是狗！你们不是人！你们没有一点骨气。我像你们些拔根球毛就吊死了，活什么活？我还要再喊叫，可这时候我的耳边响起了一声裂帛样的枪声，我的脑子一震，闭上了眼睛，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死，我还活着，我睁开眼睛一看，支行大院里静静的如同坟墓，造反派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而一个支行的人也跑得不见踪影。我忽然就哇地一声哭了，我哭国家的钱，哭我们银行不争气的职工，哭这些软蛋样的国家银行干部。我为他们感到羞耻……我也不知哭了多久，反正是我哭得眼睛里已经没有泪水了，我一个人走进了金库外面的房间，我在房间里的桌子上看到了那张借条，借条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暂借造反经费50万元，上面没有人签字。但有造反派的经手人。时间是1967年5月25日。”
白露撇着嘴；“哎哟，你杨大炮险乎当了烈士了。”
杨大炮脸上堆起了一丝薄雾样的红云，他有点害羞地说：“我也只不过是做了一个银行职工应当做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
方达说：“这么说，造反派怎么进的金库你是不知道了？”
杨大炮咳嗽了一声，吐出一口乌黑的浓痰，呸地吐在脚地，他用脚一踩，那痰立即成了一片蒙着白光的蛛网状的东西平摊在地上，放着微光。他说：“这当然不知道了。”
白露说：“可我听有人说，你拿着金库外面大门的钥匙，如果外面的大门打不开，里面的金库第二道门也就打不开？”
杨大炮的眼睛眨了眨，说：“你说的也对，我是拿过外面大门的钥匙，但后来支行职工有人嫌太麻烦，说进库房手续太多，所以就把我的钥匙收去了，外面金库的大门与里面的二道门都让两个出纳拿着钥匙。造反派那天来时就是出纳员给他们开的门，所以他们才进去了，把库款抢了去。”
方达说：“你记一下，造反派那天在支行里假枪毙过几个人？”
杨大炮想了一下，说：“就我一个人，其他人都没有被枪毙过。这事以后支行还搞了档案哩，档案里可能记清着呢。”
白露说：“如果支行里所有人都给你作证，说你并没有被造反派枪毙过，你说我们该相信谁的话？”
杨大炮的脸红了，尴尬地笑说：“怕没有人会给我作证吧？谁会胡说八道呢？要么可能我也是记不得太准，东拉西扯，张冠李戴了。唉，都怪人上了年纪，记性不行了，要不，这事儿我还不说个七棱八畔儿。”
方达让李大炮在笔录上签了字，杨大炮二话没说就签了。
九
走出杨大炮的屋子，来到外面的大街上，白露说：“又冒出来了一个张光召。”
方达说：“去找他。”
张光召是支行原稽核科科长，黑黑的汉子，长一张马脸，年龄六十五六岁，已经退休了，住在支行的家属院里。方达与白露说明了来意，张光召身子瑟缩在沙发里，眼睛看着脚下的地板，沉吟了一会儿后说了起来。
“那年我在支行担任会计出纳股股长，我是支行唯一没有参加帮派组织的人。有好几个帮派组织拉拢我，但都被我拒绝了。我不屑与这些得志的小人为伍。当然为此他们也没有把我少批斗，有时候还让我坐飞机。但我不怕他们。他们看我是煮不烂的肉，也就再没有找我的麻烦。但我的会计出纳股长还当着。1967年5月25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我们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造反派公开的明目张胆地在大天白日下抢银行的事件。那时全城武斗已经进行了好几天，我们支行营业室也关了好几天门没有营业。这天我想把大门打开，搞一下营业服务，毕竟我们是全城唯一的营业室，人们要取款存款什么的。但就在我要开门时，从大门外进来了二十四个荷枪实弹、头戴绿色钢盔的造反派，他们一进来就把大门从里面关上了，并派了人在大门口站岗放哨，不让我们的人出去。也不让外边的人进来。我一看事情不好，赶忙进到金库，对正要搬钞票箱子的出纳景玉群和霍光说，不要搬了，赶快把金库的大门关好。并把钥匙放好。然后赶快躲起来。向他们嘱咐完了后，我又快步来到余天仁办公室，我说，坏了，造反派进来了，你赶快躲一下。我怕他们把余行长害了，就对他说，如果造反派问起谁是支行行长，你就说是我。我又没有参加造反组织，他们对中间派也不会怎么样的。他愣了一下，可还是点了点头。为了怕事情出现变故，我让他现在赶快到我的会计出纳股办公室去，我则留在他的办公室。余天仁拉开门悄悄地出去走了。他往出走时肩膀耷拉着，可怜兮兮的，让人同情。一会儿，有人在外面喊余行长，我把自己的头发用手梳了梳，在镜了里看了看，然后才慢慢地走出了办公室。我走出办公室第一句话就说，谁喊我呢？有什么事？我看到支行院里站着的职工都在脸上带着疑惑的神色，我静了静神，大声地说，有什么事呀？旁边一个小个子造反派看了我一眼，说，余行长，我们奉命来借款，请你在上面签个字？说着就把一纸借条递了过来，我看了一眼，忽然就哈哈大笑起来：笑话！天大的笑话！银行的钱是这样可以借的呀？你们怕是走错了地方了吧？如果走错了地方我给你们指出一条大道，你们只要走下去，就会找到金钱的。像阿里巴巴一样。低个子造反派不高兴了，而其他的造反派则把手里的钢枪枪栓拉得哗哗地响，院子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不明白造反派是怎么把金库的钥匙弄到手的，总之我看到一个造反派手里拿着两把黄澄澄的钥匙在阳光下耀眼夺目，我看了看景玉群与霍光，他们都躲避着我的犀利的目光的追踪。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但我一点儿也不怕。说来也怪，我当时竟然有点视死如归了，有点不怕死了。低个子造反派把我推到墙脚那儿，让我与他面对面站在那儿，然后他从身上掏出手枪，打开了机头，对着我的鼻子：姓余的，把密码交出来。我看了一眼余天仁行长，他就站在不远处的支行职工人群里，似乎要挣脱出来承认自己是支行行长，但他身边的几个支行女职工把他紧紧地夹住，不让他动弹。我看他急得眼睛都红了，眼泪在脸上哗哗地流着，河水一样。我怕他做出什么错事，便把胸口拍得啪啪地响，大声地说，密码在这里。你们把它打开拿出去！一定是我挑衅性的语言激怒了造反派，他们忽然站成一排，把明晃晃的钢枪齐刷刷地平举起来，所有的枪口都瞄准了我，我看到黑洞洞的枪口往出冒着凉气。忽然一股豪气从我心底升了起来，我大声地吟咏起经过自己修改过的贝多芬的诗句来：
生命诚可贵，
主义价更高。
若为国库计，
二者皆可抛。
这时候一声枪响，我倒了下去……
白露不动声色地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你终于醒了过来，身边站满了支行的职工，他们全都眼睛红红的，似乎一齐患了红眼病，成了兔子的后代。你顾不得与他们拉话，第一句话就问，金库可好？但人们都不吭声。你预感不妙，起身拔腿向金库跑去，你在金库里看到了一张借支造反经费50万元的借条，上面没有行长的签字，你大叫一声，我的妈呀！又昏了过去……”
张光召有点生气地看一眼白露，说：“好像是这样的，不过我也记不太准了。”
白露狠狠地说：“我要是造反派，就把你们全杀光！”
方达说：“别胡说！”
十
“方达你说说，他们为什么都要编造谎言说自己当年被造反派枪毙过？”白露忿然地说，脸孔通红。
方达说：“白露，你说说，即就是现在我们查出了当时把密码告诉给造反派的人，查出了把钥匙送给造反派的人，能有什么意义？”方达忽然把脚下的一块碎石子猛地踢出老远，石子碰在前面的水泥电杆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我真想打架。真想狠狠地教训一下什么人。他妈的……”
白露说：“方达，我们还没有找余天仁呢。他当时是行长，也可能他是一个关键人物。也许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听到事情的真相。”
方达说：“但愿这样吧，不过我已经对这案子不报什么希望了。”
余天仁住在石城市枫叶小区，这是一个高档小区，外面的保安把守着这里的大门，每一个要进去的陌生人都要先向保安说明找什么人，保安向里面的主人报告后他们才能开门。方达说了此行的目的，保安向里面打电话说：“余行长，有两个警察要见你，让他们进来吗？”方达怒不可遏：“有你这样说话的吗？”但电话里面的余天仁却同意让他们进来。于是方达与白露坐上电梯进去了。在18楼他们走出电梯，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铁门，很快地铁门打开了，一个脸上布满了老年斑、趿着拖鞋、斜披着宽松的衣服的白头发老汉笑呵呵地招呼他们进去。
方达与白露坐在宽敞的有如运动场一样大的客厅的沙发里，说明了来意，余天仁坐在他们的对面的硬红木沙发上，有一个年轻的姑娘给他们沏上茶水。她在沏茶时对余天仁说：“爷爷，到了该吃药的时候了。”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包子什么药片子，倒出几颗放在余天仁的手心里，又给他倒了一杯水，掺进了一些温水，塞进余天仁的手里。余天仁看了方达与白露一眼，说：“去年做了肝移植手术，现在每天要吃排异的药。唉，一个月的药资费要花一万元。”说着把药片子倒进嘴里，又仰起脖子咕嘟嘟地喝了一阵子水。他吃药的时候，那个小姑娘就在跟前盯着他看。余天仁把杯子给了小姑娘，微微一笑，对方达与白露说：“这是我家的小保姆，厉害着呢，别看我过去当行长管了一行的人，现在我得听她一个人的指挥。唉，真没有办法。”
小姑娘转身走时噘着嘴说：“余爷爷，你又唠叨了。少说点不行吗？医生说了，你只能陪客人说十分钟的话。我现在给你记着时间呢。”说着翻了一眼白露。
方达嗅到屋子里有一股温吞吞的甜腻腻的怪味儿，他不明白那味儿发自哪里，但这味儿嗅起来却让人心里不舒服。方达看着余天仁，心里禁不住对他同情起来：一个做过肝移植的人，他的人生寿命能有几何？他说：“余老，我们来是想问一下四十年前乔城县支行金库被造反派抢劫一事。听说你当时是行长，所以我们来了。你老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我们下一次再来。”
余天仁摆了一下手：“现在就说吧。我身体能行。”他停了一下，目光转悠着在脚地寻找什么。可又把目光钉在对面的领袖象上，半晌才又说：“这样吧，你们问吧，我回答。因为时间太长了，我的记忆力又不好。”
方达说：“我们现在想知道当时造反派是如何把密码弄去开了金库大门的？”
余天仁仰起脸孔，一副费力的深思的样子，半天才说：“记不清了。”
方达说：“我们听说金库大门上的密码只有行长一人掌握。是这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