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的咽喉
她走学术路线，研究范围从古典渐渐跨到当代，以评论为主，另用笔名写诗，那次餐会我念的那几句是她改写屈原《楚辞·九歌·山鬼》的诗句：
如今，披发于岩上
看看能否晒干一两件记忆
山风追逐蝼蚁
蝼蚁眷恋你的残躯
仿佛有人在空谷散步
你终于明白
黄昏的咽喉
只不过是雨
餐会之后，我与她联系渐多。有时我去她任职的研究机构取稿，或是她来办公室交稿理所当然去喝咖啡。她长我一截，又是同校文学院血统，不久即以学姐学妹相称。渐渐地，校园忆往、谈文论艺之外，也涉及私务了。
我们常去办公室附近一家小巷咖啡店，我习惯喝曼特宁，她喝咖啡有时喝花茶。一点完，我必吞云吐雾。她曾在办公室听到同事叫我“简兄”，明明我是一头长发一身长裙的女性打扮，好奇这其中有什么曲折。
我告诉她，活在男人之中只好像个男人，男性大沙文主义建构出的文坛对女性而言是个大沙漠。他们大概怕娇弱的女性禁不起风浪，把我们赶到“闺阁集中营”，认定我们只能、只会写庭园花草、厨房油烟、客厅摆设、亲情伦常；他们写的才是“大历史”，动不动就是“自五四以来最惊心动魄的”、“挖掘深埋在历史灰烬下的大时代悲歌”、“直指宇宙核心、生命真谛”……男性写的是“大历史”，女性写的叫“小家常”，文学史当然是男性掌权的历史。“雌雄同体”是初出茅庐、什么都不是的“女作家”最好的自我保护机制，而抽烟，情非得已，为了反制那些臭男生。
她睁大眼睛很感兴趣。
“你去过应该知道，我们办公室通风不好，夏天开冷气更密闭，那几个男生无论坐着看稿、站着谈话都在抽烟，我没地方逃，被熏得快变成腊肉。气不过，豁出去了，他们抽烟，我也来一根伸手牌，要熏大家一起熏！”
我的“玉石俱焚”论调引发她的谈兴，学界里的女性处境隐藏在父家长式的师徒关系里，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状。她也积了一缸苦水，趁机倾吐。是以，我们一聊，常聊得面红耳赤，有因英雄所见略同而面泛红光的，也有因成长背景迥异而起了无伤大雅的小争执的。
那年代既年轻又放肆，一切事物仿佛刚出生，谁也不必“鸟”谁。
让我想想，那时候的样子。
八〇年代中期，金石堂书店甫在汀州路开张，引起瞩目，诚品还没诞生，大型连锁书店网络尚未主宰台北的书籍通路与销售排行榜，出版界的黄金时光还在天空闪耀——某出版社推出套书大热卖，全套三十多册，一上市热销一万套，员工戏称印书如印钞票；结算给某武侠小说作家的销售报表必须用水果纸箱装。大报仍握有决定一个作家、一本书崛起或陨落的生杀权威；而杂志，杂志长得像一口小皮箱，锣鼓喧天庆祝创办继而行走天涯的有之，走不到大街即瘫软在地，连用来垫脚都没人要的有之。八〇年代的社会头痛欲裂——长期忍气吞声所蓄积的能量即将爆破，“解严”意味着把思想的自由还给每一颗脑袋，若用“精神层面的核爆”来形容八〇年代中后期的台湾社会活力应不为过。
一九八七“解严”之前几年，我今日回想，台北的艺文丰采雨露均沾地分散在通衢大街与曲折小巷内。明星咖啡馆是上一辈作家的恋恋驿站，到了我辈，因着城市新兴行政区之发展，风格独特的咖啡店与茶艺馆四处分布，常带来惊喜。店中必然有一位谈吐不凡的老板，除了卖咖啡还布置收藏区以飨同好，喜欢跟熟客话家常、交换人生冒险经验，不在乎你耗了大半天只点一杯咖啡、免费喝了两千毫升白开水还非常方便地使用厕所，说着说着还送来自制小饼干。当年还没有禁烟观念，在店内做采访录像的、谈合作的、约书稿的、写稿的、交换职场情报的、骂男朋友的，口沫横飞、乐音悠扬伴着烟雾弥漫。这些熟客几乎把店内当作自己书房或是办公室的延伸，老板有时需充当接线生，请某人到柜台接电话谈公务。这些地带像不受社会轮胎碾压、不擅长计算损益的肥沃三角洲，位于川流尽头，前方是无际瀚海，背后乃广袤陆地，冲积扇上野生芒丛处处飘扬，各色水鸟飞起、降落，自由觅食、嬉戏或认真地决斗。
没有网络与手机，只有信件（明信片、印刷品、平信、限时、挂号）、报纸、书籍与杂志，手工式生活走到最后一抹霞影的年代，我们活在其中，趾高气扬而且信心满满，未能预知二十世纪结束之前，科技文明将以鲸吞方式把我们这一代所依赖的生活模式与情感生态吃干抹净，以至于往后在任何季节、去任何一条曾经被我们踏疼的街巷、背熟的门牌，看到的，都像新的一样。
蝉声
用一般常用的族群标示法来说，她是在台湾出生的外省第二代。任中学教职的母亲因癌变在她考完大学联考那个闷热的夏天进了加护病房，考完后估算成绩，她在母亲耳边说：“妈，我有把握上第一志愿。”一颗泪珠自母亲枯槁的脸上滑落，第二天撒手而去。
我们触及伤心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有一次沿着东区枫树林荫红砖道散步，我听到轰轰然的蝉声，问她会不会唱《秋蝉》，这是我们这一代经过校园民歌洗礼的大学女生的“青春之歌”，接着自顾自唱起：“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催黄，谁道秋下一心愁，烟波林野亦幽幽。”
她没反应，才说起丧母往事。她怕听蝉声，母亲离去那天，哭到耳鸣，医院窗外树上，疯叫的蝉声像鞭子般抽她的耳朵。
父母都是单独从大陆来台的南方人，没有亲戚只有同乡。有个大她几岁的姐姐，个性与她不同，加上长年在外地求学，后来移居国外，少有机会相处。她说她家像一杯温开水，玻璃杯装的，放在桌上冷得很快，可是从杯口的一圈细水珠又知道曾是温热的。但凉了，握着、喝着，都是凉的。
父亲是公家单位高阶主管，母亲死时他还不到五十岁，正是风华壮盛的年纪。
“然后呢？”我问。
她露出一个又调皮又苦笑的耸肩表情，没往下讲。
我也不追探，但已摊开的话题需要一个收尾，否则搁在那里好像忘了关的炉火让人紧张，我问：“后来，你家户口簿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人？”
她哈哈大笑：“哪有人这样问话？后来，我又多了两个弟弟。”
“明白！”我说。
我也觉得这样套人家话太“小人”了，遂中止话题，继续唱我们都喜欢的金韵奖时期名曲《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永远的徐志摩陪着我们把一条红砖道唱得像在康河泛舟。但我心底暗暗推算，依经验，户口簿内越挤的，人越孤单。
像失散多年的
温柔乡的第一夜非常不温柔。清晨，在声似喊着“不痛不痛”的鸟声中醒来，肩关节僵得像被泥水工巩固了。我被她的文字渗透，竟也做起怪梦。梦中有棵芬芳的桂花树，枝桠间藏了一只奇丑无比的鳄鱼。梦要说什么？美好里藏着丑陋，或是暗示我想要处理这些札记必须先从屠杀一只“鳄鱼”开始。
札记上有一段文字引我追忆：
茑萝爬上黑铁栅，开三朵五角尖的小红花。送我种子的人断了音信。安静的七月布着暴风雨，因为茑萝开了红花，我以为暴风雨也不过是替安静说几句话而已。
我记起那茑萝。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住在新店山上一处以花园命名的别墅社区，远离尘嚣，房屋依山而建，处处绿荫，虫鸣鸟叫不绝于耳。
我第一次去她家实在要拜一场非常虚假的艺文“大拜拜”之赐，那天她也去了。
先说这些看似热闹实则不乏胡闹的艺文活动，有时还能目睹怪现状。会场当然是衣香鬓影，贵宾云集，江湖上各路人马都齐了。然后，递名片、介绍，吱吱喳喳：“这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小说家。”“这是台湾很有名的女作家。”“呜，好热，什么鬼地方，唉，小姐，你们没开冷气啊！”“怎么有油漆味儿，你闻到没？我最讨厌这种味道。”“裙摆太长了，刚去德国买的，还没时间改呢。”“台湾最畅销的减肥书是我写的，我跟你讲，我三个月减十九公斤！”“真的啊？”“不骗你，不过，要照我的方式减，胃一定要好，空腹嘛，胃不好不行。嘿嘿嘿，后来又增回来了。”吱吱喳喳。“好，嘿，大家往门口移，我们照几张相。”“杨先生，你瘦了，不过还是美男子！”“杨先生杨先生，你们杂志什么时候做我的专辑呀？”吱吱喳喳。减肥、美貌、衣服配件、名气、销售量、八卦、斗争、情欲、命理，偶尔来点政治，像恰恰舞步掺一段阿哥哥。如果，伍尔夫在座，就算没有精神疾病也会从窗户跳出去。
果然，在另一个颁奖典礼场合，这种忘情地吱吱喳喳的样子，惹恼了一位身上有历史灰尘的太后等级的大人物。她以贵宾身份应邀致辞，演讲内容太严肃、时间超过十五分钟——对一向目中无人的作家而言，安静听讲（或听训）的忍耐度是三分钟，可想见，那波浪似的吱吱喳喳声差不多可以掀屋顶了。太后忍无可忍，在台上发飙：“后面的，不要讲话，请你们安静好不好！”我是得奖人之一，坐相端正，穿大礼服还戴花呢！可是内心像五岁小孩翻筋斗般开心。果然，全场立刻鸦雀无声，但这安静只维持三十秒。
回到大拜拜，我是人在江湖不得不去，倒是她，想必是推不掉才来。那种场合一向是公关人才大展戏剧性身手的时候，依然是衣香鬓影，贵宾云集，银铃般叫唤声或是失散五十年相见才有的惊叫：“哎呀好久不见，我们拥抱一下吧！”抱了这个也要抱那个，抱了小的也要抱老的，抱了顺眼的人自然也要抱不顺眼的人。我豁出去了，喝了四杯鸡尾酒，故作优雅地到处寒暄：恭喜出新书、您得奖是实至名归啊、别在意那篇评论他根本没读懂您的作品，交换名片、交换情报、引见、赞美、一两句轻松的幽默话、拉稿、被邀稿、问候师母、代为问候某某、代我们总编辑问候您，他特别交代要我向您致意（其实他没交代，他最厌恶这种场合，背后还批评人家的作品，但做属下的必须代他修补人际关系免得他太快把人得罪光了）。所以，不知不觉喝了四杯。我熟练这种优雅的酒会礼仪已到了撑不下去的地步，觉得非常累，更觉得自己很差劲。这时，她走过来，我仗着一点酒意没大没小地“亏”她：“你不乖乖锁在研究室写没人看得懂的论文，跑来这里看猴戏啊？”她笑了，学我：“你不乖乖锁在家里写文章跑来做什么？”我故作痴呆状，说：“好好的，我为什么要把自己‘锁’起来？”
两人都笑开，下一步，自然是双双离开，去了她家。
她的房子颇大，三房格局。客厅雅致，墙上字画是她母亲的作品，一张明式花梨木贵妃椅及大茶几混搭缇花布沙发，简约大方，除了到处是书与资料，收拾得还算干净，一踏进来立即感到清幽。一人份的清幽。
“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她引辛弃疾《沁园春》句自谦。龙蛇指松树之姿，当时辛弃疾在江西上饶灵山松林间筑屋，故有此作。
“拜托，这算小啊？”我说。
主卧室改成书房，四壁皆书，有一面大窗，正对着几棵阿勃勒树，像三四个黄洋装少女站在路边吱吱喳喳，在未踏上命运旅路之前，当着晴空流云的面，分享闺中秘密。
宽阔的前阳台望去，是未被遮蔽的天空及仿佛伸手可拔出笔筒树的山峦。远处有户邻居种了几株樱花，据说这儿是最佳赏花地点，隔邻种的九重葛荡来枝条，献出艳色花朵，像不时过来趴在窗台看她在不在的隔壁班同学。鸟声啁啾，鲜有人影，是一处可以偏安的个人小朝廷。阳台上置休闲式桌椅，想必常在此远眺。养了几盆兴旺的盆栽，一盆茑萝攀着栅栏正在长。料想她读书之余颇爱园艺，其中最大盆是蔷薇，欣欣向荣，尚未开花，仿佛一台自动打字机，聆听过量的暗夜独白，不得不打出满载的绿色语言。
有一间房，墙上挂着母亲照片，房内堆满从老家搬来的母亲与姐姐的箱笼。问她为何不清理，她说不知从何理起。我是看不惯杂乱的人，无法理解“不知从何理起”是什么意思。她随手打开爆满的衣橱拉出一件红色盘花绒布旗袍，说：“这怎么理？我三岁时妈妈穿这件衣服抱我，照全家福。”又抽出一幅水彩画，蔷薇写生，妈妈一面画一面唱《五月里蔷薇处处开》，说着，眼眶泛红。
那间房是她的家庭生活博物馆，老家缩影，漂泊者的童话屋。她把酷爱摄影、作画的妈妈留下的照片、画作与现实对象做了联结，建构已消逝的往日时光，仿佛一切仍在。我立刻理解，她只要躲到这里，等于像放学回家而下一秒钟妈妈会围着围裙从厨房出来问她饿不饿一样。
甜蜜的混乱是需要的，活在光影缭乱、分不清拥有还是失落的世界很辛苦，不必赶尽杀绝。
“你姐回来住过吗？”我问。
她摇头。姐姐在美国拿了学位后，顺理成章就业结婚生子，在异国扎根扎得不错，台湾对她而言已浓缩成一年一次的支票与贺卡。清明节前夕，她会寄信来，一张支票一张卡片，给她的短信吩咐买鲜花水果祭拜母亲，余款一份给她，一份包成红包留待父亲节、过年连同卡片带给父亲一家，做事非常有效率。信末必写“简单几句，后信再谈”，这几句后来变成我与她通联时的调笑用语。
“说不上来，好像很淡。”我想起她说的温开水比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