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那人仍活着，住在埃尔金。他叫梅迪·埃克斯丁，曾经做过自由撰稿人和广告人，现在一半时间赋闲。他与肖勒姆·斯塔维斯属完全不同类型。我的堂哥埃克斯丁喜欢打台球、拳击和爵士乐。梅迪有一个奇特爱好，即做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人。他出生于俄亥俄的马斯金根。父亲在那儿经营一家男厕装潢用品店。他在芝加哥读了中学，长成一个活泼的、满口俚语的小伙子，爱打棒球，玩杂耍，吹小号，是个布基伍基乐手，喜欢赌博，是骗人老手，十足一个市政府内的胡闹人。他特爱机灵的乡巴佬这种人——“乡巴佬出身的机灵的亚伦[66]”。梅迪满头浓发鬈曲，梳理得竖直，颧骨凸出，长着难看的粉刺，脱落处留下一个个小瘢。他的脑袋会漂亮地一抖，声称即将要打出好成绩。在威斯康星拉斯凯勒大学打台球时，要先将香烟置于台球桌沿，然后拿球杆，研究下一杆怎么打，然后就会出现这个习惯动作。就如曾向塞克尔那里学歌，我也从梅迪那儿学会一些歌曲。他喜爱乡村爵士乐的韵味，比如“我听上去像个怪人”，尤其是：
当他吹起了喝彩的小号，
啊，奶牛没了奶，母鸡不下蛋。
总之，是个可敬慕的人，就如一件艺术作品，从形式上以及整体风格上看都是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他曾经仿效过的榜样不复存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和我一起从军，一起去莉萨俱乐部演奏爵士乐。
为了肖勒姆，只能找堂兄梅迪，因为一位死了多年的亲戚不知在哪儿设立了一项基金，他是他那一族门里的最后一位。我知道一些这个基金的条款，主要用于家族贷款，如果穷亲戚们有天赋，也用于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甚至更高层次的文化活动。我了解得不详细，但我想梅迪了解。我很快打电话找到了他。他说第二天进城，并告诉我说，很高兴与我谈谈。“老兄，好久没见你了。”
基金来自一位老阿卡迪斯·埃克斯丁的遗产。人们称他阿迪。人们对他没有什么指望。他一生没系过鞋带，不是因为太胖（只是块头大），而是他向世人宣称爱随便。阿迪临终前意外获得一笔钱。俄国革命前，他将一本俄国小学生阅读的普希金传带入美国，一知半解地给我们背诵普希金。现代的经验从未触动过他。从头顶看，阿迪的脑袋圆圆的，长着棕色头发，与孩童无异，充满童真。他的脸颊和眼睑浮肿，眼睛呈猕猴桃绿。1917年他在威士忌酒厂失去一个手指，也许是想逃避服役自残的。有一幅阿迪和他守寡母亲的袖珍肖像画，作于七十年前。画中他的大拇指顶在西装翻领后。他的母亲丹娘身材矮小、肥胖，带有东方风格。尽管神色拘谨，其实面带笑容。为什么笑？如果说她的腿又粗又短，够不着地，其原因是物质世界本身就可笑地不完美，滑稽地无法适应丹娘。丹娘的第二任丈夫是个身价百万的船员，在他那个犹太教堂是个名人，一个思想正统的诚实人。丹娘是个电影迷，喜爱克拉克·盖博[67]，从不错过《乱世佳人》。“哦，克拉克·盖博，我多爱他！”
她老公先死，五年后，她八十五六岁时随老公而去。她死时，阿迪是个脱水苹果酱推销员。消息传来时，他正在一个偏僻的小百货店里展示他的产品。他和妻子，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立即退休。他说他要重新研究哲学，他曾经在安妮阿伯[68]主修过哲学，天晓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他要管理家产和金钱，故无法接触书本。过去他常对我说：“艾扎，你对乔·杜威有什么看法——啊？”
等这些姓埃克斯丁的亲戚去世了，人们才了解到，他已设立了一个基金，根据遗嘱用于高等教育。按梅迪的说法，叫基金会。
“这笔钱用过吗？”
“几乎没有。”
“我们可不可以为肖勒姆·斯塔维斯的事用点基金的钱呢？”
他说：“那得看情况。”暗示他也许可以更改遗嘱。
我早已为他准备了一番陈述，他很快抓住了肖勒姆这件事的要点。“没有足够的钱来出版他一生的著作。再说，我们又怎么能证明他等同于达尔文，就像牛顿等同于哥白尼一样？”
“让我们来证明确实很难。”
“你会邀请谁？”梅迪说。
“我们得花钱请几个专家，我对大学里的人没有足够的信任。”
“你认为他们会剽窃一个无抵抗力的业余天才的成果？”
“接触灵感，常会干扰你稳定的工作……”
“假定肖勒姆是个有灵感的人。阿迪和他老婆去世了，没能享受他们的遗赠。我不想一时冲动大花他们的钱，”梅迪说，“如果肖勒姆的形象不这样高大，我对他就更有信心。”
时下的人，如果你不向他们暴露你最微妙的人性，就不会信任你——在户外厕所里，利奥波德·布卢姆[69]，他渐起的恶臭，他妻子的山羊乳房，等等。给普通人定的标准已向低层次的细节靠拢。
“再说，”梅迪说，“那是什么基督教精神？为什么他非要引用《福音书》中最反闪米特人[70]的话？在我们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不该再朝这个方向走。”
“据我所知，也许他是伊曼努尔·康德的传人，不接受全犹太色彩的观点。同时，他声称在知识史上拥有占重要地位的天然权利，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国人。”
“即使这样，”梅迪说，“为什么还要求葬到铁幕[71]后？他难道不知道俄国人那么仇恨犹太人——与德国一个鼻孔出气？他以为躺在那儿，就能像吸墨纸一样吸掉仇恨，治愈他们的恨？也许他以为他能——只有他，其他人不行。”
他竭力指责肖勒姆的狂妄自大。这些心理学术语俯拾即是，咄咄逼人地诱惑我们去使用。它们都应该被铲进车里，倒进垃圾堆。
想想梅迪自己的发展很有意思。他很聪明，当然，如果你见过他如何装腔作势成胡佛时期或早期罗斯福时期的美国中产阶层人士，你也许不会这么认为。他追求愚蠢行为，甚至忍受新教徒[72]所受的痛苦，忍受丈夫和妻子隔阂的不幸，在性生活上自我惩罚。他会在大环商业区醉酒，像其他美国人一样，醉醺醺地乘坐市郊往返列车回家。他买了一只英国哈巴狗，气得他妻子发昏。他和岳母用种种美国怪诞详尽发挥相互之间的反感。他在家时，她躲进地下室，等他上床睡觉了，她才上来去厨房冲杯可可喝。他会对我说：“我送她去见营养师，我弄不懂她不吃甜卷饼和可可，却又看上去气色很好，面孔红润。”（我猜想，是矫揉造作使她身体状况出色）梅迪与小儿子是同盟；一起去钓鱼，一起去参观南北战争的战场遗址。他一生都是一个中西部人，靠写中西部户外材料生活。在戴着浅顶软呢帽的人眼里，总混杂着犹太味。六十多岁时，犹太人特征更为明显。我已经说过，他模仿的美国模式现在早已完全过时。《旧约》中的祖先们也要比他们这班自作聪明的乡巴佬更现代化。梅迪不想继承他父亲一辈的宗教，远离那种宗教，但在半赋闲生活中，在埃尔金他变得令人注目，像莫迪舅舅在他的更衣室内有过的情形一样，变得令人不可思议。因此，我对堂表兄弟的兴趣并没有使他吃惊。他自己也来了兴趣。他的脸现在变了形，长着疙瘩，但充满热情，如果我没有理会错那上面的表情的话，那么他是在祈求我对他的兴趣。他盼望亲近。
“你不会是因为与肖勒姆曾在一起散步度过美好的时光而多愁善感吧，艾扎？如果你读读他了不起的著作，你也许就能判断了。兰德公司不雇佣蠢材——过些时候我会来请你跟我谈谈那个超级思维库。”
“我看还是称之为同情好，不是多愁善感。”
在道德范畴内，这是疯狂、无知，彻头彻尾的无法无天。
梅迪说：“如果你试图对他说话，他会高人一等地给你上课，对不对？既然你对那些接合体和接合孢子不了解，你就不得不坐下听他说……”
梅迪想要说的是他和我——我们能互相理解，因为我们同辈。我们这些长大于美国街头的犹太人根本不是外国人，我们给美国生活注入了那么多热情、朝气和爱，以至于我们就是美国生活本身。奇怪的是，正当我们在这令人羡慕的民主国度内完善自我时，这种美国生活却在被遗忘。而我们的民主已经过时，带有新抽象概念的新的民主又残酷地使人沮丧。成为一个美国人其实一向是一种抽象目标。你作为一个移民来到这里，得到一个最合理的提议，你接受了，找到了目标。而在新的概念之下你又迷失了。他们要求你断然放弃个人的判断力。尤妮斯致医学院的信就是佐证。“正直”一词，可以欺骗良心。一旦接受了新的概念，你就再也无须担心是非善恶了。不用顾虑善恶的借口是你在教育上倾注了心血。你在有限的课程上拼命用功，掌握了它，你就永远清醒了。你会说：“负罪感必须消亡。人类有权享受没有负罪感的快乐。”上了这宝贵的一课，你现在能接受女儿混乱的性生活了，而在过去，这会使你休克。你上好了这一课，得到了补偿，你得感谢才是。于是，你又有了新思索。很可能我们的幸存依赖于我们的思索——必须做出所有理性的抉择。听着，我根本没有离题。堂兄肖勒姆是生活在一片旧思索中的圣人，他就是真实，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堂兄梅迪说他不是。堂兄梅迪想提醒我，我与他是一种独特的犹太美国人（为历史所淘汰）发展出的代表，并且要比任何已淘汰的天才们能理解的更具无限共同性。
“我想为肖勒姆做点事，梅迪。”
“我不敢保证我们是否能用亲戚阿迪的钱将他安葬在东德。”
“完全可以。假定你募集钱以便他的著作有人读……得找个生物学家来审查一下，还得有一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也许吧。我会与遗嘱执行人着手处理此事。我回头跟你联系。”梅迪说。
我猜想他自己就是遗嘱执行人。
“我要到国外去，”我说，“也许会在巴黎见到肖勒姆。他在辞别信里提到要旅行，筹划马恩的出租车的事情。”
我把罗丁逊小姐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梅迪。
“乘协和飞机去，对吧？”梅迪说，脸上没有嫉妒。有他相伴我会很高兴。
我在华盛顿停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商量重新由商业银行向巴西人提供贷款的事。我抽了几小时去了国会图书馆，寻找有关乔基尔森和博戈拉斯的资料。顺路去东德大使馆咨询了一下，然后给我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前妻打了个电话。伊莎贝尔是人们最熟悉的播音员之一。三次婚姻之后，她又恢复用她的本姓。有时在欢跃的音乐之后，播出节目主持人姓名时，我会听到她的名字：“请听记者伊莎贝尔·格林斯潘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我邀请她与我一起吃饭。她说不行，可能是为我没有早点从芝加哥给她打电话而生气。她说她会来哈伊亚当酒店与我喝一杯。
相会时伊莎贝尔一再暗示的思想是，人这种动物的心理还未达到平衡。我的理解是，不仅有缺陷的、有病的、发育不完全的人很普遍（顺便说一声，伊莎贝尔既无缺陷，也无病），而且人类中的绝大多数永远也不会心理平衡。他们天生就是吹毛求疵的、烦躁不安的、动辄生气的、浑身不舒服的，他们寻求解脱这种痛苦，而又痛恨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像伊莎贝尔这样的女人，下决心要给人留下完美平衡的印象，却反映出这种令人不快的不稳定。她认为我身上具有她已摆脱的缺点；她以我们越来越显著的分歧作为衡量她进步的标准。她很聪明，自然是门萨[73]（高智商）团体的一个成员。在广播中，她是快活迷人的，然而与我在一起时却一向郁郁寡欢，似乎她对自己的“洞察力”一直不满。作为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在节目中向成百上千万听众传播开明思想。塞贝尔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的”，但作为一个有才智的女人，她心里暗自对这种开明感到痛苦。
她对我谈了芝加哥。在一定程度上，她将我等视为芝加哥。“市政委员会委员们是白色机器，一方面捆住黑人市长的手脚，一方面又一文不剩地花完这个城市的钱。而你，当然，你全明白，你一向都非常明白。你却宁可悠闲地过你的日子。”这天下午塞贝尔有个显著的变化。下午四点多时，她穿得如黎明一样亮丽。她的深肤色是即逝的黑夜。黎明没有香水味。否则两者将非常相似。不用否认，她是一个风姿秀逸的女人，深茶色底色的真丝服装上配着传统的深红色图案。我们相会时，她并不总是打扮得如此风姿绰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