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勒姆深信,如同牛顿从哥白尼的理论中汲取智慧,爱因斯坦从牛顿那里汲取养料,而他从达尔文那里获得灵感,在生物学上有一个新发现,这个发现的发展和应用可能会在哲学领域带来突破,且是自《纯粹理性批判》以来第一个重大突破。也许我能从我对肖勒姆早年生活的回忆中预料到,他做事不会半途而废。他是耐用材料制成的。意志消沉了?在自然进程中,人人都会消沉,但生活永远不会将他压垮。过去,我们经常散步走遍雷文斯伍德的每一个角落。他一口气可说许多话,任何一个谈话者都不如他,事实上,他不让自己停顿片刻,换口气。他脸白净,身材消瘦,步态里带着奇怪的弹性,大拇指钩住裤子的口袋。他总是走在我的前面,脸激动得发白。他的呼吸有一种煮沸的牛奶味。上课时,他口角边上出现白色黏液。他处于如痴如醉状态时,根本听不到你所说的话,只是不停在你的脑际里回响着一个急促得气也透不过来的声音。后来当我读到兰波[61]时,特别是他的《醉舟》时,禁不住会想到肖勒姆:同样的沉浸,同样的宇宙般的怒哮,只是肖勒姆用的是深奥解释,不是感性描述。在我们散步时,他会探索诸如像康德的死亡范畴这样的主题,我们边散步边探讨,沿着福斯德大街一直往西走,然后向南到波希米亚人公墓,还一遍遍地绕着北公园学院走,在排水河的桥上不断往返。在劳伦斯大街上汽车展厅前,我们也没有停止讨论,也不可能注意到我们在厚玻璃窗里的形象是否被扭曲。
在他寄给我的许多资料里,夹着他一张彩色照片。从照片上看,他大变了样。眉毛又粗又浓,一脸严峻的神色,双眼眯起,嘴扁扁的,深陷在皱纹里。肖勒姆没有垮,但不难看出经受了许多磨难。这一切都刻在他的脸上,头发也被压在头颅上。在我公寓的一个圣墓般黑暗角落里,我仔细地端详着照片。这是一个真正值得认真研究的人,一个可敬的表兄弟,一个坚固材料制成的战士。
与他相比,我似乎微不足道。我能理解自己为什么在娱乐业试身手,在七频道的半严肃半诙谐的节目——“二市”的卡巴莱歌舞内容——混饭吃,混在弗里策尔饭店的年轻无赖或半无赖中用餐,在库普西内特愚蠢的脱口秀节目中干傻事,直到自尊告诫我离开为止。我现在对自己的看法中肯多了,但论智力,我承认我最推崇的是堂兄肖勒姆·斯塔维斯。即使现在,他那张不妥协的严肃的脸、他鼻孔张大朝下喷着的怒火都会告诉你他是何许人也。由于这张快照摄自他公寓附近,你可看到他奋斗的环境。他身后是芝加哥住宅区,一条盖着六层公寓的芝加哥街道,六十年前的好地方。20世纪的建筑师充分考虑到中产阶级的体面。但对肖勒姆这样的人来说这却是可怕的地方。那里能写出哲学?就因为有这样的地方,我才痛恨进化论主义。进化论主义认为,人种最终会达到完美,而在未完美之前,我们必然会在各个漫漫无际的阶段厌倦地死去。
然而,肖勒姆正是在这些街道上写哲学。二十五岁前已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他告诉我,自18世纪以来,只有他才真正发展了哲学。然而,杰作未写,日本就偷袭了珍珠港。按他生物学、哲学和世界历史学中带有革命性发现的逻辑,他必须加入武装部队,当然,是自愿参加。我一页页认真读他寄来的东西,设法弄懂所有这些生物学和世界历史学的依据。接合体与接合孢子的改良,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有脊椎与无脊椎动物的分化——这些我较熟悉。当他进而讨论现代政治的生物基础时,我无法理解,但我衷心祝愿他能成功。拥有广袤土地的是顺服的、逆来顺受的民族,而小国却孕育侵略力量。他写道,读摘要帮不了忙,得读全文。但他想告诉我,左右派是并存的。主流最终会转化为广泛的、中立的、自由进化连续体制,而这种连续体制已在西方民主国家初现端倪。依此看,不难理解肖勒姆为何去从军。他要捍卫的不仅是民主,还有自己的理论。
他是步兵,在法国和比利时作战。当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会师、将德军切割成两半时,肖勒姆是越河的巡逻队队员。俄军与美军的战士们欢呼雀跃,饮酒跳舞,流泪拥抱。那些来自芝加哥西北部、父母是俄罗斯移民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在托尔葛作战,在康德和贝多芬的故土上作战,与发起和亲手屠杀犹太人的民族作战,不难想象他们的特殊情感。不久前我注意到一个名叫艾扎·布罗德斯基的人。此人已将自己迷乱的灵魂交给了楚科奇和科里克,面对聚集在第一国民大厦内的众多智者,面对处于最敏锐的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弄潮儿们,居然无法确定自己的思想是否最奇特。自然,在托尔葛欢呼的士兵,拥抱、哭泣、痛饮(我还不想漏掉俄军中的姑娘们和坐在河边任河水——此时水流湍急——阴凉脚的老妪们),不能保证其中不会有人同样沉浸在生物和历史学理论中。但在这土地上的肖勒姆……对,施本格勒——我们为什么要遗漏施本格勒?其古今平行论曾极大地影响我们。那时我们在列文斯伍德,还是孩子——肖勒姆不仅只是读世界历史,或只限于思考,或解开了从军前其中一些最令他迷惑和棘手的结和乱麻,而且他还以一个士兵的身份卓有成效地进行亲身体验。双方军队的士兵——肖勒姆是其中的一员——发誓要永做朋友,永不忘对方,建立一个和平世界。
此后多年,我这位堂兄一直忙于组织工作,向各国政府呼吁,从事联大活动,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他随一个美国代表团去过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将一张他的巡逻队向易北河挺进时使用的地图,交给赫鲁晓夫。这是美国人民给俄罗斯人民的一份礼物,表示真诚友好的愿望。
他认为他的著作是对20世纪纯哲学无与伦比的贡献,但它的完成和出版不得不被推迟。
肖勒姆在芝加哥做了近二十年的出租车司机。现在已退休,从出租车公司领取养老金,住在城北。但他生活得并不安宁,他最近在退伍军人医院动了一次癌症手术。医生告诉他,他已活不了多久。这也是我收到他许多邮件的缘故。有文件,文件中夹着星条旗复制品;有两军在托尔葛会师的照片;有官方文件、最后的陈述的影印件,既有个人的,也有政治性的。我再三端详了肖勒姆最近的照片——半合的双眼目光内敛,一张脸充满情感力量。他曾立志要活得有意义,死得有意义。我有时也想,我死后人类会是什么样,我不能预见我最终消失后会有何特殊影响。然而肖勒姆却动情地信仰成就,认为他的影响将为人类的荣耀和尊严而流芳百世。我读了他的遗嘱。他提出不少具体要求,有些涉及仪式方面。他希望将他葬在易北河畔的托尔葛,靠近打败**军队的纪念碑。他要求葬礼开始时朗读加尼特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62]的尾声,结束时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第二乐章,使用苏尔蒂公司录制、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的录音。他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记述他留给人类的永垂不朽的知识财富,以及他参与了有历史意义的宣誓。铭文最后写道,《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63]
遗嘱后还附了一封陆军部军务局长办公室的来信,要求斯塔维斯先生了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管理将遗体运入他们国内进行安葬有什么规定。他可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询问。至于费用,美国政府的可靠性有限,它不会承担肖勒姆遗体的运费,支付他哀伤中家人的旅费也少得可怜。葬礼及墓穴的费用可由退伍军人协会补助。信的语气得体,合情合理。当然,不知道签发此信的上校是否了解肖勒姆·斯塔维斯是一位多么杰出的人。
最后一封信的内容是来年(1984年9月)的巴黎聚会,纪念马恩战役七十周年。信里主要在表彰出租车司机,他们以运送战士去前线的方式参加了城市保卫战。聚会邀请世界各国的出租车司机参加,甚至包括东南亚三轮车夫。壮观的游行队伍将从拿破仑墓附近出发,沿1914年的行军路线行进。肖勒姆的用意是向在伤残退役军人协会展出的,也是硕果仅存、令人崇敬的出租车致敬。作为筹委会的成员,他将很快去巴黎,参加此次聚会的准备工作。回家途中,他将在纽约市停留,拜访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请他们记住托尔葛的那个伟大日子产生的精神,然后向每一位热烈道别。上午九点三十分,他将拜访联大法国代表团,十一点拜访苏联代表团,十二点三十分拜访中国代表团。下午两点拜访大不列颠代表团,三点半拜访美国代表团,五点去见联合国秘书长。然后返回芝加哥,开始“新生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中承诺的生活。
他以人类自身的名义,重申了本世纪人类的尊严,呼吁给予经济资助。
还有些次要的材料,关于销毁核武器和期望超级大国之间永久和解的声明,体现着托尔葛精神。凌晨三点,我的头已经毫无兴趣保持清醒,无法再看下去了。
根本睡不着,于是我没去睡觉,喝了点浓咖啡。睡也没用,脑子不会停止思考。
遇到深夜头脑清醒兴奋时,我不会使用“失眠”一词。白天,那些终生习惯大惊小怪的人使你无法有真正的发现。我学会享用夜间时光,它折磨神经,撕扯情绪——“无法入眠而出神入化地躺着。”要想达到这个境界,并承受住它,就需要坚强的意志。
我拿着咖啡躺在一个叙利亚风格的角落,(我没故意创造这种东方氛围,这个角落是怎么形成的?)躺在近乎平缓、有光线、空旷月明的过道上思考。也许能为堂兄肖勒姆做些什么。为什么要做?为什么不把他介绍给慈善部门?等他去过慈善部门五六次,我也就可认为我已为他尽了力。然而,在堂兄肖勒姆这件事上,一般的逃避方法不起作用。作为犹太移民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富尔顿市场上做鸡蛋买卖),堂兄肖勒姆决心在自然和历史中为自由寻找依据,并减轻、抑制和消除死亡的恐惧,它统治人类——震慑人类。再者,他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一种非常古老的情感),一个世界公民。总之,他想确保一切都美好,奉献一份别致的礼物,保佑人类。所有这一切,肖勒姆为全球犹太人树立了典范。与芝加哥董事会议室和幕后活动场所的背景,以及欺诈、纵火、暗杀、职业杀手、毒品贩子抗争,这种理想的正直源于看不见的力量——道德法则,而在芝加哥,它一向比蒜皮或手纸还薄弱,现在更像氩气一样稀少。不管怎样,想想他,也许是驾驶出租车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乘客们是使《哥林多后书》[64]相形见绌的彼勒[65]的后裔。而在这空前绝后的堕落中,肖勒姆的思想却更加纯洁。这种努力使他身患恶性肿瘤。我一直认为,每天在城市的车流中开十个小时的车,足以使人身患癌症。这是强迫性的静坐不动导致的,再加上越发加深的恶感,器官释放出愤怒的逆流,也许还有机械装置的缘故。
我能为肖勒姆做些什么呢?疏远三十年后,我不可能径直上他家去按门铃。我没法给予经济资助——我没钱帮他印刷成千上万页的东西。他至少需要十万,或许他希望艾扎从大环商业区凭空变出钱来。艾扎不是属于怪物式的精英财务分析家吗?但堂弟艾扎不是具体操作员,无法攫取大笔钱用于“知识”项目或开明的改革,也不是玩弄大钱的政治拨款人。
我不敢与他同坐在六层公寓他的客厅里,讨论他倾注毕生心血的著作。我缺乏所需的语言。大学的生物知识无济于事。我们曾在波希米亚公墓讨论过的那些了不起的问题:显贵的环境、众多的坟茔、腐败的花朵,但我的施本格勒比波希米亚公墓里的那些东西消失得更加无影无踪。
我与莫迪舅舅也没有共同语言,无法向他敞开思想。在肖勒姆看来,若我不用几年时间钻研,使我具备资格,他无法将我列入他哲学体系支持者的行列。毫无疑问,时间根本不够。既然如此,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募集资金,将他安葬在东德。渴求硬通货的共产党人不会拒绝合理的提议。早晨洗脸修面时,我记起了伊利诺伊州埃尔金市的一个堂兄弟——尽管不是近亲,但我一向与他关系友好,且挺有感情,也许他能帮忙。处在一个变态的时代,要尽量维护感情。储存起来,感情会保持原样,因为人们并不经常明白维持感情的目的。然而,这些精神水生物也令人奇怪地持久和顽强地存在。人们似乎能够相互长达数十年或无数年地“保持不变”。如此的分离,具有永恒色彩。“无同时代人”的一种解释是,任何有价值的联系都受时间限制。而人不在,就会感觉到他们的价值犹存。这种关系犹如用使人昏睡的乐器演奏渐慢乐段,而整个交响乐队的其他乐器声则轻得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