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永恒
对面的人家丢了半个馒头，在那个年代算作一件事了。
那时我家是平房，有院，两家对门住着，走一个大门，门里是厨房，开我家的屋门能见对屋的床。厨房里有灶，有放碗的地方，有缸装着做饭的水。吃饭时都要端到里屋去，妈妈说，小孩儿不准看人家吃饭，没礼貌，丢人的，我就不看人家吃饭。
四岁那年开始记事，也开始懂一点事了。
那时的我记住的就是饿，白天晚上，每时每刻。
好像是一个下午，对门那家水缸盖上的半个馒头不见了，那家在找，那时半个馒头用处很大，能让孩子不哭不闹，能说明他家日子还好，吃到细粮了，能伴一碗粥顶一顿中午饭，孩子能用半个馒头换一个玻璃球或四张“啪叽”（一种自制的玩具），老人或将它晾干再碾成末放点白糖冲水喝……
就是那个年代。
那半个馒头没了，有人说那个下午只有我在厨房。开始是孩子们暗地里指我，后来大人们悄悄议论。在房后，妈妈把我找到，拽着脖领，像拎个小鸡儿，按到床上关上门，一阵暴打，我“哇哇”地，说不是我偷的，我没吃。
大人们在门口大声说，孩子不懂事，别打了；小声说，不是他还有谁，有人看见了。
妈妈打得更凶，打累了，她自己哭了，无声但眼泪很多，很多，我从没见妈妈那么悲伤过。
我的哭声撕心裂肺的，那是真疼。好多天不敢坐板凳，屁股疼，晚上睡觉得趴着，盖被也疼，妈妈就用手给我支着，我睡着她不睡，早晨醒来，被子都是湿的。
我说，不是我偷的，声音很小，我对自己没把握。
那天，妈妈蒸了一大锅馒头，先拣出一小盆给对门送去，低三下四地，可人家不要，说还是个孩子，吃就吃了吧，不用还。
一桩疑案，就这样变成了事实。
那盆馒头就放在了对门的水缸盖上，谁都没动，直到风干，直到变霉，直到过年时，两家相互拜年，那盆馒头不知哪去了。
从此，我有了个不好的名声。同哥哥打架，打到最激烈处，他气急了，说：“你好？我没偷人家的馒头吃。”
一下子捏到我的大筋上，我再没了脾气，但他说时，是不能让妈妈听见，妈妈听见，哥哥要挨打的。
跟小朋友也是，一打起架来，人家就骂我是小偷儿，我就像耗子一样，溜回家，躲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呆呆地难过，还是不能让妈妈看见。
四岁的我记得心难受，我知道那就是心难受。馒头是不是我偷的，我真的不记得，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我说不清楚，我还不咋会说。
跟哥哥没事，我离不了他，不再跟别人家的孩子玩儿了，怕他们骂我是小偷儿，我不想听到，四岁开始长脸了。
打那以后，只要哥哥上学，我就一个人玩儿，走在街上总靠边儿，见人就低头，后来就总低头走路，见着陌生的孩子也害怕，怕他们也知道那半个馒头的事，我变成了另一个孩子。
就这样，五岁、六岁、七岁，我该上学了。那天，我疯了一样，就是不上妈妈说的那个小学，不去，就是不去，打死我也不去。
妈妈说：“这孩子怎么了？咱大院的孩子都在那个小学，上学放学都有伴儿，离家也近。”
那天早晨，妈妈像抓猪似的拽我，我抓着门框，滚到地上，哭得昏天黑地。
也许大人们都忘记了，包括妈妈；孩子们也忘记了，包括哥哥；可我没忘，永远不会忘，有熟人的地方，我就是不去。后来去了一所老远的小学，离家老远。
院里的小伙伴问我，为啥？我不说。
同学都是第一次的同学，不知道半个馒头的事，于是我又成为了好孩子，我有了朋友，有了畅快的哈哈大笑，也开始想长大之后的事，理想不止一个。
七岁的我迷上了滑冰。
哈尔滨的孩子都滑冰，一入冬，学校中所有的操场都改成了冰场，改得很简单，将雪堆起来，围成一个大圈，往里灌水就是了。冰场冻好了，就像我们饭堂中的餐桌，我们就是那群苍蝇，一层层地落在那“餐桌”上。一年级的我们没有冰刀，就将家里的小爬犁弄到冰场上，把爬犁底安上两道铁丝，弄两根棍子安上铁钉做杖，支得屁股下的小爬犁跑得飞快。也有抽“冰猴”的，将冰猴上点些红钢笔水或贴上花纸，转起来煞是好看。
我有冰刀，是哥哥玩剩下的，只是刀上没有冰鞋，是块木板，板上有耳，拴着绳子，上冰时将冰刀捆在脚上，只是不能滑得太久，死死地捆在脚上，过一阵就因血液难流通，两脚冻得木木的。那也坚持，有多少小孩儿羡慕我呢。绑松了不行，会滑不起来，脚一蹬，冰刀和脚就脱离了。
冻得实在挺不住了，就将冰刀解下来，拎在手上，见学校速滑队的大同学，他们穿着有鞋的冰刀，在冰场上燕子一般。
我呆呆的，有人碰我，是坤坤，他是我朋友。
“我滑一会儿行吗？”
“不行，你不会滑，崴拉崴拉的，冰刀钉又会折的。”他将我的冰刀弄坏一回，修起来老费劲了。
“我给你玩我的弹弓。”
坤坤有一个全班最好的弹弓，是用医院那种听诊器的胶管做的，玩起来又有力量又准，他妈在道外的医院。
“那好吧，但你必须推椅子。”
“行。”推椅子是刚学滑冰的孩子发明的，将课堂上的椅子搬出来，在冰上推着，人在后面扶着椅背，慢慢地走。
在我生活的乐趣中，带木板的冰刀是我的最爱，每天上学，我将它们系在一起，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妈妈不让我那样，说万一摔倒了，冰刀尖会划到脸上。
“不会的。”
“不行，装在放饭盒的兜里。”
那时上学要带饭的，妈妈时常蒸一大锅馒头，家人不准吃，都冻在外面的仓房里，每天早上热好三个，我两个，哥哥一个，都装在饭盒里。
哥哥说：“为啥？”
“他是弟弟，他小。”
“妈妈，蒸点别的吧，花卷啥的。”
“花卷得放油，过年时吧。”
妈妈不懂我，我不愿见到馒头。
我的冰滑得很好了，能弯下腰，与冰面平行，将双手背到身后，转弯时，可用一只手扶着冰面，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体育老师摸着我的头说：“再大点，再大点我就带你。”
我多希望，我有一双学校发的、带鞋的冰刀。
天黑了，教堂的钟声响了，这时我常在冰场上抬头，有教堂钟声的方向是我家的方向，妈妈说，天黑必须回家。遂将冰刀解下来，系好背到肩上一前一后。路过教堂时总要看一会儿，挺有意思的，那是个东正教堂，没有中国人，都是老毛子，我们为啥管苏联人叫老毛子呢？是长胡子？可女的不长胡子也叫老毛子，大人这么叫，我们也这么叫。哈尔滨人将葵花子叫毛嗑儿，说老毛子爱嗑，就叫毛嗑儿，为啥叫老毛子还没人说清楚。
我喜欢教堂，一群女孩子常常在那里唱歌，一种很好听的歌，唱起来没头没尾，没完没了，她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干净得很。唱歌的人都非常和气、友好，我若在门边被她们看见，还把我唤进去坐在长椅上，有时还给我一块面包，通常我不要，即便硬塞给我，我也用手拿着，不吃，走时悄悄放回去，我妈说，要别人家的东西，烂手的。
愿意听她们唱歌，也因为她们长得都好看，金头发，棕色的眼睛，玻璃球一样。有时只有女孩子唱，有时大家一起唱，每人都拿着一样的书，很小也很厚。
一般在新年的前一周，她们过节，一种我们叫青松的树，上面挂着彩灯和彩纸，有戴红白帽子的老人站在教堂门口，那天教堂里的人最多，门口有好多中国的孩子，那天有人给孩子发糖果。我不去或只是远远地看着，妈妈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
哈尔滨有好多教堂，那天都过节，我只去这个东正教堂，这儿的女孩儿好看，别的教堂是否有好看的小姑娘我不知道。
现在离教堂过节远着呢，回家的路上，路灯一点都不亮，只有南岗体育场的灯亮，灯光照在冰面上，白天一样。那块冰场我不能去，要花门票的，中国人也很少去，也许很贵。里面都是老毛子，也许有不是老毛子的外国人，我分不清。他们有钱，他们滑冰都穿着运动服，特别是他们的帽子，都是很专业的那种，我们校队的都没发，体育老师戴过的，但很旧。
大人小孩儿，男的女的，几乎全是外国人。南岗体育场，外国人的天下。
我羡慕他们，他们有带鞋的冰刀，有漂亮的运动服。那冰也好，平整、光滑，有很专业的滑道，还有换衣服的屋子，屋子没有门槛，人们能从屋里滑出来。
南岗冰场中，孩子不少，而且还有女孩子，我们学校很少有女孩子滑冰的，有也是校队的。我每天放学回家，总要在那冰场的铁栏外看一会儿，看人家一群群的，我能分出哪个是爸爸，哪个是妈妈，有时是扯着手，有时互相追赶着。他们的冰刀很亮，冰也好，滑起来，都发出唰唰的声音，我们的冰场不是，冰层冻得不均匀，滑起来有咔啦啦的响声。
看见他们，我觉得我肯定挺傻的，厚墩墩的棉裤，黑乎乎的棉袄，拣我哥的狗皮帽子，又大又破，走路时得用手擎着点儿，要不遮眼看不着道，若有雪化在帽子的毛上，还有股腥腥的味道，难闻。站在栏杆外，双手插在袖筒里看。特别是我那双冰刀，在同学面前是有几分得意，可跟人家比，我挺不好意思，都是滑冰的。
那天，我的眼睛肯定发亮光了，而且脸在发红，傻了，呆了，我看见一双红冰刀，刀不是红的，冰鞋是红的，在一个小老毛子的肩上，也是一前一后。开始有点懵，那是冰刀吗？红鞋的，不但没看过，都没听说，我所见过的冰刀鞋都是黑的，电影中都没见过。
那是冰刀，我确定。我的目光直直的。
许久，我才注意背冰刀的那个男孩儿，不比我大，也不会比我小，就是外国小孩儿的样，绒线帽，穿棉猴，小靴子。他们不是一个，是一群，是滑完了，还是才来？反正他们在冰上打闹，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外国话，他们很高兴，他们很疯。我猜他们才来，那我就等着，红色的冰刀滑在冰上是什么样？一定要看看。
那天真冷，站在栏杆外，两只脚都是木木的，鼻子尖也是木木的，两手插在袖筒里不能都盖上，露在外面的手脖红肿红肿。那我也挺着，我要看看红冰刀在冰上是怎样滑的。
我的眼睛直勾勾，被他们发现了，他们冲我指指点点，我也有些不好意思，就低下头用脚踢着雪。背红冰刀的那个孩子举起手中的东西，冲我晃了晃，并向我在的方向递了过来，又咬了一口，喊了一声，他们都哄笑起来。
哄笑，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好话，为啥要哄笑？我怎么了？我没注意他们手中有吃的，我知道他们说的俄语，因为我们学校开的都是俄语课，虽然，虽然我们这个年级还没开始学，我不知道他们说的内容。
我记住了他的发音：“或切师！”他在说啥？忘了也就忘了，听不懂就算白说，可我记住了，因为哄笑，我就记住了，而且想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句俄语像个赖皮缠上了我，“或切师，或切师”。晚上做梦都在耳边响着，它裹在那双红冰刀上总在我眼前晃。我的心里沉甸甸的，有时想起那半个馒头。
妈妈是老师，可她教数学，俄语不会；爸爸也是老师，是教物理的，也不会；哥哥倒是学了几天俄语，但他是淘小子，玩的事百精百灵，就是别问上课的事，一问眼睛直勾勾地发傻。
院里的孩子呢？那半个馒头的事让我离他们远远的，也许他们忘了，或肯定忘了，我没忘，因为我忘不了。
我同坤坤说，我见着一双红冰刀。坤坤不信：“你做梦去吧。”
“真的，在南岗冰场，一个小老毛子拿着。”
“你色盲，咱中国根本就没出过。”
“万一他从他们国家带来的呢？我亲眼看见的。”
“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两只都看见了，我发誓。”
放学后，我没上冰，领着坤坤去了南岗冰场，天都大黑了，还没见着那双红冰刀，我又发誓，千真万确的。
坤坤半信半疑，我望眼欲穿。冰场上也有孩子，有没有那个“红冰刀”我认不清，看外国的孩子，好像他们长得都一个样，我们盼着红冰刀。
连着好几天，后来坤坤认定我在撒谎，我有口难辩，又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半个馒头”，心里堵。其实我比他更想见那个“红冰刀”，我还想问他“或切师”，即便是坏话，我也要弄明白，我是个被“冤”大的孩子，“冤”告诉我，有了较真的能力就要较真。带着坤坤是想让他为我撑场子，万一打起来呢？
我去了教堂，在门边，像往常似的往里看，好多人都认识我了，有个老奶奶，过来拍拍我的头，带我坐下来，我问：“啥叫‘或切师’？”她一愣，想了想，从包里拿出几块糖来送我，我摇摇头：“‘或切师’是什么意思？”
她笑了，把手放到唇边，歌声起了，他们将手放到《圣经》上，不语。我知道小本本是《圣经》好长时间了。
我去问老师，我们的班主任不知道，她说得问教俄语的，在四楼。
中午，我去了四楼：“啥叫‘或切师’？”
那个老师放下饭盒：“你馋了。”
我脸马上热了起来：“不是，我没馋，我吃馒头了。”
老师笑了：“这个词在俄语中是‘你馋了’。”
我又难受了，出门不久回去了：“‘我没馋’咋说？”
“涅特。”
“涅特，涅特，涅特……”我在放学的路上，我想对所有人说，我想大喊，“涅特”，从小到大，我永远不会“或切师”。我要找到那个小老毛子，冲他大声说：“那天我没有‘或切师’，‘涅特’，我看的是你的红冰刀。”
从那天起，我有一件比什么都重要的事要做，找到男孩儿，冲他说：“涅特！”一定要说，因为我现在能说了。
坤坤不再同我去南岗冰场找红冰刀了，他说没有的事。我同他说不明白，我去。南岗冰场的外国人渐渐地少了，灯也没有往常亮，听大人说，出事了。开始以为是大人同大人的事，后来知道是国家和国家的事，国家之间能有什么事？
尼古拉大教堂的钟不响了，后来还上了锁。老毛子们还来，进不去教堂就在外面雪地上做礼拜，那年的冬天冷啊，北风飕飕的，他们不唱歌了，默默地站着，大人孩子。
那天下午，出了比听说还大的事，上高中的大哥哥们要扒那个教堂，说将绳子都拴到屋顶的十字架上，绳子又粗又长，一群人拽着：“嗨哟！嗨哟！”
我们的课也没法上了，都跑过去看热闹。
教堂开始晃了，可门前堆着一大群老毛子，有的扶着教堂，有的跪了下来，哭着，求着，有的就站着一言不发，有大人也有孩子。
老师们像轰小鸡儿似的，把我们往回赶，说大人们的事，说倒了砸着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说社会主义的土地上不能有修正主义的东西……
课还在上，可我的耳朵在窗的外面。一会儿，一会儿就会听到“轰隆”！那教堂是木头的，木头上都雕着小人和花什么的，我瞅着像花，是不是呢？
真要倒了，那些鸽子咋办？每个教堂都有鸽子，一群一群的，不怕人，有时还到人的手里抢东西吃，大人们说，鸽子不怕人只在哈尔滨。听说，有人偷过教堂的鸽子吃，后来就不偷了，教堂的鸽子肉硬煮不烂。
我盼着“轰隆”，“轰隆”完了我就好好上课了；还怕听到那“轰隆”，夜临了，那悠扬的钟声常常唤我回家，那群小女孩儿不能在那唱好听的歌了，那里有一群极和善的外国人，比咱们的人好，说话轻轻的，总在笑，主动帮助人，像想象中的**似的。
那天，早早地放学了，老师说，谁也不准去看，全部回家，把门关好，若让我知道谁去看了，明天罚站。
我妈是老师，我就不敢不听老师的，远远地绕过还拴着绳子的教堂，远远地，教堂还没倒。到家后，我知道，即便“轰隆”，我也听不到，我家老远。
晚上家里吃馒头，一人一个，一盆粥。妈妈说，下周就过新年了，就剩这些，到时蒸新的。
圣诞节呢？我知道，新年的前一周是圣诞节，虽然我们不过，可我想说，我得意地认为，全家应该就我知道有圣诞节。
“今晚就是，没人过吧。”
我有预感，尼古拉大教堂要“轰隆”了，还有预感，那个“红冰刀”也在那儿，我悄悄地溜出了家，妈妈找我咋办？要挨打的。把我家里的爬犁拉上，说到教堂那捡烧柴去了。爬犁家家都有，用来买粮、买煤什么的，一个好的爬犁相当于现在一辆轿车。
小孩儿为啥有预感呢？我去大教堂要路过南岗滑冰场，它们之间很近的，一百米？或有两百米。下雪了，莹莹的雪，没有风雪就飘着下，冰场上被覆盖了，那么平，发着银光，我站在栏杆外想着，以后要是不准老毛子滑冰是不是就让我们进去了？不带鞋的冰刀让上冰吗？同我一同看冰场的还有个男孩儿，我最先看到的是他背上的红冰刀，我的天，我找你找得好苦哇，我想都没想就冲了上去，大喊着：“那天我没‘或切师’，你冤枉我了。”那男孩儿呆呆地看着我，还看着我攥起的拳头，扭头跑了，我发怒了吗？他没听懂，肯定的，从他的眼睛中能知道，也因为我没讲清楚呢，太着急了。我要讲清那天的事，我说的汉语加俄语的，是俄语吗？他往大教堂的方向，那里有一群老毛子呢，他钻进了人群。这时，“轰隆”！有一点惊天动地，大教堂是用“东方红”拖拉机拽的。
烟在起，雪在溅，断木横飞，有人喊，伤人了，我不管那些。我要找到那个“红冰刀”，我要跟他讲清楚。
有拽人的，有抬人的，那时的中国还知道无论是谁都该救。雪上有血，有人狂喊，只是没人哭，外国人疼时不哭？我不管那些，这教堂下午就该“轰隆”或在我心中早“轰隆”了，我只关心那“红冰刀”。
红冰刀，红冰刀。
多数人跟着受伤的人走了，我看见了红冰刀，红冰刀的鞋带系在一起，缠在一只小靴子上，小靴上还有个小男孩儿，金头发上有红红的血。我一点都不害怕，想的就是我可找到你了。我搬起他来：“你还活着吗？能听到我说话吗？”管他叫什么？我急了：“或切师，或切师，你醒醒。那天，你在冰场说我‘或切师’，我，我‘涅特，涅特’。”
他睁开眼睛看看我，又合上了。“你不能死，我话没说完呢。来人呐，救命啊！”我搬着他大喊着。没人理我，我把他弄到爬犁上，拉起就跑，医院我就去过一家，坤坤他妈那家，小爬犁飞一样。
医院门口，人们喊又来一个，有人将小男孩儿抱了进去，坤坤他妈不用找了。
我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坐下，我要等他醒来，我的事还没办完呢。真累呀，好困。多久？长椅旁有好几个老毛子，哭着议论着把我吵醒了。有个漂亮的女人拨开人看我：“是你发现的卡嘉？”卡嘉是谁？但我还是慌慌地站了起来：“嗯。”她会说中国话，而且很好听。她盯着我肩上的红冰刀，我赶紧从肩上摘下来，送给她：“他的。”
“谢谢！你叫什么？”
“小恒。”
“家在哪住？”
“果戈理大街75号。”
“回家吧，家人要找你的，明天我去你家。”
“我等他出来，有事的。”
“啥事？我是他妈妈。”
说还是不说？嘴笨笨的：“那天，在南岗滑冰场，你的孩子说我‘或切师’，我‘涅特’。”
她大睁着眼睛，没明白？
她懂中国话的，我真傻，我说：“那天，在南岗滑冰场，他吃东西，说我馋了，其实我没馋，我在看他的红冰刀，真的，我没馋。”
她懂了，拿起红冰刀：“送给你吧，好孩子。”
我慌得不行，两只手在眼前乱晃：“不要，我不要。”跌跌撞撞，头也不回。
第二天，坤坤跟我说：“我妈说的，我信，这世上真有红冰刀，真的。”
从那天起，我的心情很好，半个馒头的事不那么让我难受了。教堂那成了一块平地，每当路过，耳边总想起小女孩儿们唱的好听的歌。
选自《北方文学》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