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阳
柳青以小说传世，散文不多。最近得到一本《柳青小说散文集》，其中一篇，教人耳目一新。
《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写于1972年。虽以散文入辑，不如说是一封“信”，这封“信”曾写于1955年，给了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未见，被转给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1957年，作者问及第一书记本人查寻，原件已找不到。此后，柳青忙于写作，没有再写。直到他受审病重，“呻吟床笫之余，又想起这件事情。”而真正的引子是，“陕北老家来此探亲的家属和亲友，谈起那些连年干旱所造成的集体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艰苦状况，我听了于心不安，促使我重新认真考虑这个建议。”
文章开宗明义，气候干旱，水利受限，地形零碎，机械受限，在“命脉”“出路”均呈劣势、不宜农业生产背景下，柳青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苹果产区计划，从土壤潮湿度、虫卵不能过冬、坡地通风透光三方面论述，并搬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的日照长温差大糖分积累说支持，谈陕北作为苹果产区优于渤海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和辽西苹果产区的地方，并由此联系到产业移民、作业分配，在“直风梁”上植树养蚕，在沟谷种粮种菜植草，“坡地——梁地——谷地，果树——桑树——粮食，这就是陕北经营土地最理想的经济地理面貌。”其实直到现在，我都很难设想写出《创业史》的作家会这样事无巨细：“桑树更新下来的老枝，桑皮造纸制箱，装出口苹果，桑枝编筐，装内销苹果。在经济地理上两种经营这样和谐地全面衔接，也是世界上少有的”，这时的他，已是站在与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和加龙河下游的葡萄产区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的苹果产区对比角度说着陕北。还不算，他进一步言说经济结构，从18世纪英国说起，他令人感动地勾画农业结构变化之后的延安、绥德、榆林三城市的工业前景，他说水电站——修三至五个，他说铁路——除运蚕丝产品到天津外，“先修最重要的一两条线与华北和关中相通，再修次重要的两条，还需修境内支线”，他说，“使得这个富饶地区的经济得以尽可能充分地发展和这个地区光荣的革命历史相辉映”。正是这最后一句，有一种教人动容的风骨。
又三四十年过去，陕北苹果基地远无纸上规模，西安往延安的铁路修通也在最近十年。这篇文字当然也远够不上名篇，作为柳青创作，更无法与《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比肩，就是放在柳青散文里讲，也没有《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影响广泛，甚至从文辞角度要求，它可能在有些人眼里根本算不上散文，但是，它确实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通向他创作的甬道。柳青之所以能写出《创业史》，不仅在于他切实地参与了农村发展的历史，不仅在于他在村子里一住就是许多年，还在于他的对于农民福祉的憧憬里真切的出发点，那个对贫穷与疾苦的乡村人的一个作家的“于心不安”。
了解了这个“于心不安”，也才能记住为给集体买稻种从渭河下游坐几百里火车却舍不得花两角钱住店的蛤蟆滩的小伙子，才会知道这个原型“王家斌”的梁生宝内心的热火里燃着柳青的那一份。
（选自2015年7期《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