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圈的时候，两个同学碰上，不熟悉的会相视一笑，熟悉的会互诉苦水：教授太没人性，留这么多论文，连他的垃圾筒都装不下，到了期末，全便宜收废纸的了。出了MC，一说我们是英语系的，别人还以为我们过得多滋润呢！谁能想到，我们一个个度日如年，苦大恨深，青春都奉献给转圈圈了。
图书馆四层，椅子最软的几个电脑桌，是MC英语系学生的据点。英语系的作业中，经常有20页以上的论文。写这样的文章，即使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吃不喝，也要花上整整一天。而像我这样需要查阅大量参考书的，经常等于一周的辛苦。
英语系的学生，有写一阵子就出去转圈的习惯。四层转完了，围着图书馆转，图书馆转烦了，在校园的马路上转。我最郁闷的一次，是出了校园，暴走了两三公里。
转圈圈是英语系届届相传的秘籍。
思路阻塞时，转圈圈，转到某一个时点，灵感就有了。
腰酸背痛时，转圈圈，转到某一个地方，腰不酸，背不痛，腿不抽筋了。
心乱如麻、只想撕书时，转圈圈，会让自己平静下来。
有这样一个传说：某个学姐写222页的毕业论文，大功告成后，倒头就睡。结果，她的脑门压住了电脑的橡皮键，一下子擦光了200页。
于是，“谨防犯困，困了转圈”成了学姐给学妹们的第一忠告。
转圈的时候，两个同学碰上，不熟悉的会相视一笑，熟悉的会互诉苦水：教授太没人性，留这么多论文，连他的垃圾筒都装不下，到了期末，全便宜收废纸的了。出了MC，一说我们是英语系的，别人还以为我们过得多滋润呢！谁能想到，我们一个个度日如年，苦大恨深，青春都奉献给转圈圈了。
我也是祥林嫂一般，同样的话，不知和患难姐妹们说了多少遍。自从被魅力派的菲利斯教授引诱到英语系后，他消失了，我的好日子也不见了。因为，和菲利斯的亲善比起来，其他的教授只能算暴君了。
当然，其他的教授大都比菲利斯要认真，要负责。问题是，他们越是认真，越是负责，我们的生活就越是无聊、无用、无奈。
先说无聊。
读书，是英语系学生的第一要务。我们读的作品，从小说、诗歌、散文，到戏剧、评论，从1000年前的经典到刚刚出版的新品，无所不有。
我们读的作品，可以分为三类：名作、名家冷门和“被遗忘的经典”。而所谓被遗忘的经典，大都是很久以前的某个小人物所写，不为人知、濒临绝版，但深得教授个人的喜好。
大部分教授，都喜欢让我们读上述三类书中的后面两类。
比方说，有一个学期，我选了四门专业课，每门课，8本必读书。但在这总共32本必读书中，名著只有五六本。
又比方说，我上了一学期的福克纳专题，书单上却没有福克纳最有名的《喧哗与骚动》（TheSoundandtheFury㊣）。我学了一年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教授连一篇拜伦的作品都没布置。而拜伦是浪漫主义三大家之一，应是人所尽知。
我对名著的理解很宽泛，不求家喻户晓，只求上Google，能查到维基百科的词条，上图书馆网，能找到十本以上的书评，就可以了。但教授让我们看的大多数作品，基本上是一本书评到顶，一句话的维基介绍充数。
也许是美国人对名著的理解和中国人不一样，也许是我戴着有色眼镜。但我总觉得，所谓名著，至少其价值应能超过名家冷门或是被遗忘的经典。就算是文学水平不够，也应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贬值。
大部分教授最嫌弃的，就是这类名著。
一本书好不好，似乎并不是几个教授说了就算数的。
究竟谁说了算呢？
公众的鉴赏力有限，所以，不能因为一本书名不见经传，就断定它不好。而学术圈的争议太多，一致好评的情况很少，所以，也不能因为一本书的褒贬不一，就弃之如敝屣。况且，不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前虽非默默无闻，但大都不是名满天下。
如此，我现在读的这个冷门，说不定明天会因为作者获奖而扬名立万。
姑且听教授的吧。
但天天读冷门的结果，就是我开始怀疑，教授是不是把名著看腻味了，才教教小作解解乏，拿我们寻开心？或者是教授们已经形成了愤世嫉俗的习惯，觉得所谓的经典，都是愚民的误判。
这些怀疑，没有依据。能够确定的是，我在这样一群教授的教导下，整天读得曲高和寡，却读不到写作技巧。模仿冷门作品的语言，写不好议论文、写不好求职信、写不好邮件、写不好新闻稿、写不好演讲。连我自己写故事，也借鉴不了。除非，我也想呕心沥血写一本书，却不指望卖出几本。
更倒霉的是，我上学时天天手不释卷，放了学，却还如白丁一般。每次和美国人闲谈，我都能发现，自己又错过了一本刚刚出版的热门。想赶紧补补课，却是冷门读不完，书评写不完。睡觉时间都不够，哪还有其他的精力。
和美国人讲讲自己读的书，还能听几句客套话。回了国，见到买齐亚马逊年度十大畅销书的同学，问起我都读了些什么时，只能自黑说：“净瞎玩了。”
那就等着教授讲名著时，好好学吧。
可一到名著课，就更无聊了。
喜欢独辟蹊径讲冷门的教授，还能一丝不苟，有条有理。讲名著的教授，一般只讲自己感兴趣的小细节。
教授讲，这么众人皆知的名著，你们应该都懂得差不多了，那我就讲讲你们不知道的吧。
这个主角的原型人物是谁？
于是，我听了一堂课的野史。
另一个教授讲，这本书，你想知道情节梗概，或是主题思想，网上的资料太多了。那我就讲讲网上没有的吧。
于是，教授朗读起他最钟爱的段落。主人公伤感时局变化，物是人非，自惭形秽，发出一句很经典的叹息，"Me.Andmenow."教授读完，又挑出书中的其他感叹句，读得饱含深情。一节课就这么过去了。
如果上课就是为了听朗诵，那还用教授么？
想起孔夫子的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小学老师告诉我们，孔夫子的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啊。
但就在教授“Me.Andmenow”的叹息中，我有了一种猜测。孔夫子的意思，没准是：该知道的就知道，不该知道的，就算知道，也要装作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啊。
尽管接下来的还是无聊，我心里毕竟好受了一点，因为，可以装作不知道嘛。
光是读书无聊，也就罢了。教授讲无聊的书，我们可以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教授把名著讲得无聊，我们可以自己读。但我们除了读，还要写呀。
我们要写的，大部分是书评。有时是关于一个作品的细节评论，诸如“奥康纳（弗兰纳里·奥康纳（Mary FlanneryO'Connor），美国小说家和评论家，美国文学的重要代言人。）短篇《人造黑人》结尾处的小雕塑有什么象征意义？”有时是关于多本书的宏观评论，比如，“为什么哈雷姆运动中的很多黑人作家都有社会主义倾向？”
有的评论不需要查阅太多的资料，因为，教授关注的就是作品本身。但更多的评论，则需要查阅作品以外的背景资料，如历史、社会方面的背景资料。这时候，教授考察的重点不是作品，而是作品之所以成为作品的外部力量。
MC的才女同学们，查资料总是目标明确。从小到现在，她们早已读书破万卷了，看看题目就知道从哪里入手。但对于我，查资料则需要投入不少的时间，因为美国同学破万卷的时候，我还在背唐诗宋词。
书评不是读后感，让教授知道你确实读了书即可。书评，也不是回答阅读理解题，要求言简意赅，点到为止。书评，要对书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要力求新颖。得A的文和A-文的区别，就是A文不能有老生常谈。
什么是新颖呢？
看了名著，我确实是心潮澎湃，思绪起伏。可几代评论家的智慧结晶中，早已包括我想说的或能说的。我绞尽脑汁地想，磕磕绊绊地写，最后交上去的，即使是自以为得意的发现，也肯定是“重新”发现。博览群书的教授们，说不定还因此给我戴一顶抄袭的帽子。
而看了冷门书，我经常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无从欣赏。读都没读懂，评论何从谈起，新颖何从谈起？
时间一长，也就麻木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察言观色，对付教授还是有办法的。
有些教授喜欢的新颖，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观点，尚未成为体系，只是一团感情。仔细听他上课时的腔调，就能清楚，他的意见与主流论调相左。
好办。下课好好和他谈谈这个，听他慷慨陈词一番，然后自己组织语言，总结出来。
有些教授正相反，最喜欢看学生写他没有想到过的。
也好办。应付这样的教授，就要写他一窍不通的问题。就算没多少证据，只要论证过程合理就行。教授没有时间去找反面证据，就不能说我的新颖站不住脚。
还有的教授，喜欢讨论些无人涉足的边角问题。讨论时，并不透露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想法。这更好办：猜猜你的同学会怎么想，然后逆着大多数人的思路写就行。
米勒尔教授布置过关于《德伯家的苔丝》的评论。有关苔丝的评论，真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但大都是围着几点转：农民破产、新贵欺压平民、妇女地位低下、宗教害人、宿命论。
米勒尔教授也讲了这些要点，但在讲的时候，提过几次19世纪末城市里的“新女性运动”。每次提起，都会两眼放光。
于是，我把苔丝写成了一个农村来的“新女性”。她起点很低，弱点不少，但追求独立、自主，虽然最终走上绝路，让人叹惋，但却不失为一个乡下新女性的先驱。
米勒尔很满意。但苔丝的作者哈代若是活着，肯定会把我一竿子打死。苔丝那么温驯的一个女孩子，怎么成了女权主义先驱了？
奎恩教授曾布置过关于乔伊斯《都柏林人》思想体系的评论。有学生用弗洛伊德心理学解读它，有学生用天主教义解读它，还有学生谈英国殖民史对爱尔兰的影响。奎恩对这样的解读都会挑出一堆毛病：要么是乔伊斯一生都讨厌弗洛伊德，要么是乔伊斯的宗教观没那么简单。
我想不出别的，就说《都柏林人》是乔伊斯在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写的。
奎恩挑不出毛病。我的正面论据不多，但他的反面论据更少。何况，他很欣赏我的新颖。
后来，对于批判现实的好几个作家，我都高举社会主义大旗，而且是屡战屡胜。
伯恩斯教授留过一个关于福克纳的题目：福克纳的小说《去吧，摩西》（GoDown，Moses㊣）中，主人公艾萨克·麦卡斯琳放弃了自己的继承权，把祖传的田庄让渡给了自己的堂兄。他是在做好事么？
当然是好事。麦卡斯琳反对奴隶制，不愿意继承这座充满人性悲剧的田产。他勤勉耕作，自食其力，不雇用一个黑人。他深居简出，一心想洗清祖上的罪行。这都不算好人，还有什么人是好人？
而我偏偏不说他做好事，而说麦卡斯琳只悔过，不行动，没有尽力去改变黑人的生活。他的堂兄荒淫无度，田庄里黑人们的生活举步维艰。而麦卡斯琳，本来是有机会改变黑人们的境遇的。他的初衷善良，但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善举。
伯恩斯教授也说我新颖。
问题是，这样的新颖又有什么意义？为新颖而新颖，除了耗费时间，还有什么用？
教授布置的论文，有的要求二十多页，有的不过两三页。
长篇评论或涉及作品的主旨、架构、人物、修辞，或涉及作品的时代背景、社会变迁甚至作者的心路历程，需要我们得心应手地驾驭资料，并从资料中提炼并发展观点。
而若是赶上简短的十四行诗，教授却让我们写一篇十几页纸的评论，这时候，难点不在如何挖掘一两个像样的观点，而在如何灌水，让几页纸“水”成十几页纸。
长有长的难处，短有短的麻烦。
短篇评论因为篇幅上的限制，不能天马行空、目指气使，而只能戴着镣铐跳舞。长篇评论，即使有几个自然段甚至一两页都写得比较水，也无伤大雅。而短篇评论，哪怕只是几句话无关主旨或失之偏颇，都会黯然失色。
何况，短篇要求思想缜密、论据清晰、文字干练，不然，很可能篇幅用完了，要表达的内容还没有表达清楚，或讲了半天，却没有进入主题。
刚开始的时候，每次写短文，就像是便秘；写长文，则像是难产。但写得多了，也就有心得了。这就是，写短文，观点很重要，该亮剑的时候就亮剑；写长文，灌水很重要，该胡诌的时候就胡诌。
长此以往，免不了质疑自己的选择。
亚隆（欧文·亚隆（IrvinYalom），当今世界上最著名、著作流传最广、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治疗学家。）讲过的一个故事：有一群傻子，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一堆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从那个地方搬回到原处。他们这样做，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到什么时候为止。但是，有一天，在他们搬砖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发话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把砖搬过来又搬过去，难道我们是傻子吗？
想到这个故事，我茫无头绪。自己每天写的是同样的无用，重复的是同样的圈圈，而时间就在这样的无谓循环中一点一点地流失了。
英语系，读的书大多无聊，写的论文基本无用，而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无奈。
英语系的这种教法，也是无可奈何。
英语系每学期开20多门专业课，其中，写小说、写诗歌的课，也就三四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作家不是靠课堂教出来的。能成功的，靠天赋者多，靠后天培养者少。就算能培养，也不是一般教授能教的。专职教创作的，只有研究生院的MFA项目，而MFA项目的教授，几乎是大牌作家的代称。就是这样，MFA项目的学生，大部分是毕业即失业。
本科英语系以教创作为辅，就得以教评论为主。况且读书破万卷，著作等身，但又不是作家的，就是评论家了。评论家当教师，自然也只能教评论。
至于怎么教，也是个左右为难的事。
大学水平的课，教授如果还以梳理情节、理解人物为主，肯定会显得太肤浅。为了拔高，他们要么挖掘细节，要么深究立意，这就是所谓的解读。
但美国学生最讨厌填鸭式教法，所以，多数教授不怎么愿意宣扬自己的观点，哪怕言之不详，模棱两可，也不想落得个将观点强加于学生的名声。
于是，新颖的解读，就得靠学生自己挖掘了。教授也知道，名著已经被解读得太多太久了。即使他们，也不见得有什么新见解，何况学生呢？如此，冷门作品和“被遗忘的经典”就成了最好的选择。教授讲起来，可以无拘无束，挥洒自如；学生写起来，可以见仁见智，自说自话，还充分发挥想象力和表现力。
但英语系的学生，想当评论家的可能并不多。他们中，有人怀着渺茫的作家梦，但更多的，只是想读读有趣的书，练就一番出口成章、下笔成文的本事。
结果，都成了图书馆的转圈族了。
眼下转圈不要紧，转圈之后呢？
相对其他专业而言，就业前景是英语专业学生最大的痛。
学计算机的是MC的上流，也是中国学生的首选。只要成绩不错，就是市场上的香饽饽，关键是进不进得了微软、谷歌、苹果。
学数学、统计的紧追其后，进金融机构、咨询公司当分析师不难，而进保险公司当精算师，也是一条路。
学生物、化学的也凑合。就算找不到专业完全对口的工作，一般公司也愿意录用理科思维好的，至少能读读报表，写写报告。
学经济的比较苦。金融危机，就业市场缩水，投几十份简历，也不见得有回复。
幸运的能拿到电话面试，然后是Skype视频面试，最后是卡脖子的实地面试。学姐媛媛的最后一个学年，基本上是空中飞人，一会儿是芝加哥、达拉斯，一会儿是洛杉矶、旧金山、盐湖城。飞了一年，终于进了高盛。
文科专业，出路就更差了。
心理系的某位高人，毕业5年后，上了校报。校报说，她五年来做了多少个小时的义工，帮助了多少孤独症患儿，拿了多少国家级奖金，但最希望的，还是回到MC，为母校做点事。
我看来看去，总觉得这应该是优秀毕业生5年找不到正式工作，只好恳请母校惠予帮助。
而英语系最惨。上一届成绩很棒的两个学姐，一个在尼日利亚教小学，一个在家管妹妹。问起未来的打算，两位倒都很乐观，说是目前在体验生活而已，明年打算申请英语博士。她们的毕业论文都曾拿到荣誉奖，但写论文却耽误了她们找工作、申请学校。
我的处境也是半斤八两：我在写挣不到稿费，而且只有教授一个读者的小说时，理科生同学也可能在写文章，但人家写的是5000美元研究经费的申请。我在为论文纠结，或是在校园里转圈的时候，毕业班的同胞也在赶路，但人家是在赶往面试的写字楼。
如此，出路何在？
转圈一年后，我终于有了两个决定：
一是小圈转得没劲，要转，就转个大圈。而大圈，就是早点修够学分，早点离开学校。
二是把英语当作工具，而不是职业。于是，我又回到了起点，必须重新为自己找一个专业。
毕业一个月后，英语系在网上做了个匿名调查。95%的毕业生参加了调查，结果，综合满意度4分。
4分，在众口难调的英语系，应说是一个很不错的评价。
那么，当年牢骚满天的转圈族，都跑哪去了？
我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说好听的，但知道自己作为转圈族的一员，讲好话却是心甘情愿。
这是因为，痛定思痛，会发现过去的痛，也没有什么。
英语系教不出几个评论家，也教不出几个作家，但这并不是英语系的问题。文科专业的毕业生中，将来能从事与专业对口的职业的，绝对是少数。历史系能出多少个历史学家？哲学系能出多少个哲学家？但尽管如此，每一个专业，都必须用专业的标准来要求学生，就是干不了本职，也必须经受专业的训练。
而这种训练，体现在专业能力上，更体现在综合素养上。当不上评论家的英语生，苦练了四年，虽然不见得满腹经纶、博学多才，但一定不是胸无点墨，身无长技。
我读的书中，不乏无聊的书。读的时候，有过不耐烦，读完了也是该忘就忘，但积淀下来的，是读书的速度。若是只挑自己喜欢的书，免不了细嚼慢咽、咬文嚼字，阅读速度很难有大的提高。但几年的磨炼，不知不觉中，已经练就了一目十行、瞬间提取重要信息的能力。
与速度比肩的是读书的习惯。四年下来，手中没有英语书的时候，总会感觉少了点什么。读书成了习惯，便不再是负担，而是享受。这种享受，就是自由地穿越时空与古往今来的人物对话，受到感染、得到激励或者抚慰；就是随意步入五彩斑斓的思想丛林，体验足不出户而尽知天下事的幸福和快乐。
天天游走于历史、传记、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之间，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或显赫或卑微的人物，经历了难以计数的或著名或隐秘的事件，感受了许许多多的或深信或怀疑的观念，自觉多了一些世故，也多了一些宽容。知晓了心怀天下、悲悯苍生的难能可贵，也知晓了淡泊名利、乐观豁达的逍遥自在。清楚了见善如渴的愉悦，也清楚了闻恶如聋的伤感……而这些，都铭刻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
我们写的文章，其中不少是无用之文。写的时候天天转圈，写完了也是直接进垃圾筒。但几年下来，不知不觉中，居然写了几百篇观点各异的文章。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虽然还谈不上信手拈来，但无论对于什么话题都无所畏惧。也就在这个时候，自己才明白，写作这条路没有侥幸，更没什么灵感从天上掉下来的事，唯一的路径就是写，经常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写。
英语系的文章，很少有顺顺当当过关的。无论是得A的论文，还是得B的论文，都会被教授们挑出一堆毛病。受过这样的训练，再写文章的时候，即使给出了200%的付出，而收到的只有20%的回报，也不会怨天尤人。即使被贬得一无是处，也能安之若素。因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学会忍受各种各样的不完美，即使这样的不完美是别人强加的。何况慢慢地，自己已经感悟到，写作，也不尽是无奈或者无助，至少还有倾诉的快乐，还有思考的印记，还有自己这个读者。
英语系的毕业生，干什么的都有。有的成了教师、记者、图书管理员、公务员，有的进了商学院、法学院，还有的嫁入豪门专职写作。但无论是走向职场，还是留在学校，都离不开读书写字。何况，经典的书，糟糕的书，我们都曾经读过；深刻的评论，练手的小说，我们都曾经写过；体贴的上司，黑心的老大，我们都在书中见识过。
如此，谁能说我们不名一钱，身无长物？
如此，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