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从背上书包踏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就被告知，从今天起，你就是学生了。既然是学生，学习，就是第一要务。成绩，就是评价你的唯一标准。其他的事，放在一边就是了。
久而久之，哪怕只是为了面子，我们也会把成绩供奉起来。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如此。
在美国，说成绩，就是说GPA.GPA是Grade Average Point的缩写，是全部课程最终平均分的指称。一般情况下，课程成绩的满分为A，也就是4分；次之为A-，也就是3.67分；再次为B+，即3.33，依次类推。大学的GPA，很可能要跟着简历走很多年。当然，写简历时，你可以选择不写，只是一般人会默认你的GPA低于3.5.
GPA很重要，是升学、就职的敲门砖。
比如，申请法学院，招生办会来来回回地审视你的成绩单。进前六的法学院，GPA没有3.8，难度就比较大了。有些职业，招人时也很看重GPA，甚至会设立一个基准线。
但GPA并不是全部。比如，技术类工作，人家会特别注意你的实习经历；研究生院，可能会细细品读你写过的文章；而银行和大公司招人，面试表现则是首当其冲。
我们中国人，从背上书包踏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就被告知，从今天起，你就是学生了。既然是学生，学习，就是第一要务。成绩，就是评价你的唯一标准。其他的事，放在一边就是了。
久而久之，哪怕只是为了面子，我们也会把成绩供奉起来。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如此。
学IT的小叶，刚上大二就拿到了学校的机器人创新奖，接着又拿到了微软公司的实习。本应该高兴的她反而更加如履薄冰，分分必争，生怕得个A-，给教授留下一个“小丫头没后劲儿”的印象。
学建筑的庄庄，大三第一学期突感力不从心。考完期中，她知道后半学期无论怎么努力，都回天无术了。与其拿低分，还不如不拿分。于是，她办了休学，准备在家歇几个月，等储备了精力再回来。
学经济的瑞瑞，大三暑期收到了德意志银行的录用通知。但整个大四，她一天也不敢放松，好像有一门课程成绩差点，德意志银行就会反悔不要她了。
作为英语系唯一的中国人，一忙起来，我可能几天见不到黄皮肤，说不上中国话，耳根子倒是清净了不少。吃饭时，没人会问我考了多少分，笑嘻嘻地说声“不错”，然后背地里骂我是GPA狂。选课时，也没人会向我打听，哪个教授给分比较水，哪个教授要求比较高。同胞们一听到我选了英语专业，立马一副爱莫能助的面孔，闭口不谈学习上的事情了。
即便如此，我仍然活在GPA的掌控之中。
大一寒假小学期，人类学刚开课，正是秋季学期出成绩的时候。一上课，我就在电脑上刷新自己的学校账户。刚刷完，我就沉浸在悲愤之中了。纯粹为了好玩而上的心理学课，不但不好玩，还让我得了A-。
不能再有第二个A-了。
一下课，我就冲到讲台边。摩尔教授正低着头，收拾着摊在讲台上的资料。我嗯嗯啊啊了半天，终于挤出了一句，“教授，不好意思，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门课怎么打分呀？”
“小学期的选修课，不打分。”她轻轻地说。
说完，她捂着脸出了教室，眼角闪着泪痕。
我呆立在原地。
晚上吃饭，碰上了人类学专业的美国同学爱玛。我问她，摩尔教授怎么回事？问她一句话都能哭。
“她哭了？”爱玛一脸同情，“她一个老朋友刚刚去世。”
惭愧啊。摩尔上课还说过这事。她讲的那篇论文，就是她的那位朋友写的。可我只听进去了她的前半句“我最亲爱的朋友……”，后半句就被脑海中的一片”A-”屏蔽掉了。
也许，她还以为，我走上前去，是想对她说，我是多么的欣赏这篇论文，多么为她遗憾。
从此，我和教授对话时，再也不敢提到“分”这个词了。
但是，我只是不明说而已。
大二时，我上了勃朗宁教授的中世纪英语课，那些年代久远的小诗和散文读起来很是乏味。
上了几次课，我也就知道了勃朗宁的做派。每次，他会布置好几个作者的诗文。但下一节课上，他一般只会讲其中年代最早的作者，而且只讲那位作者最早的作品。因为时间总是不够用。
知道了诀窍，读书变成了在Google上查年份，变成了押宝。读20篇诗文的作业，减去了16篇，外加几篇诗评。
于是，我成了中世纪诗文达人。勃朗宁开始念诗，别的同学还在翻书找页码，我就能把诗的写作背景、中心思想和闪光点和盘托出。
论文也好对付。因为他留的论文都是自选题材，我只用从熟悉的内容谈起。
期末，出岔子了。勃朗宁临时出差，没时间判论文，考试临时变成了选择题。
整个学期，勃朗宁布置的阅读材料，我就看了三分之一，还有2000页左右的材料，我根本没碰过。因为，我把时间都花在没有捷径的课上了。
我硬着头皮，去找勃朗宁，想打探考试范围究竟是什么。
勃朗宁请我吃泡芙，问，你还能有什么问题？
我说，我害怕占用他的时间，之前遇到不懂的地方，总在网上求教。网上找不到答案的，才会想起找他。我现在很后悔，网上的东西，哪有他讲的深刻呢？
然后，我又明知故问地找话题：约翰·多恩为什么有时候表现得虔诚，有时候故意亵渎教义？托马斯·瓦尔特为什么能被亨利八世赦免？莎士比亚写《第十二夜》的时候，借用了什么传说？
勃朗宁认真作答。然后问我，下学期想不想和他做一个专题研究？
我顺势说，自己水平还差得远。不说别的，连这次期末考试都很紧张呢。
停顿了一会儿，我接着说，我一直不擅长做选择题，因为比起课堂发言、课后论文的直来直去，选择题比较拐弯抹角。
勃朗宁小口吮着咖啡，从杯子上方细细审视着我，淡淡地说：“考的都是我上课讲过的，你担心什么啊！”
丢人啊。这个敏锐的英国人，就算没看出我一直以来的投机取巧，也看出了我此行目的所在。
还是踏实点吧。
但是，就算踏实，也难免有意外。
欧洲史教授施密特是个老顽童。我去他的办公室，他会献宝似的展开一幅19世纪的巴黎地图，或是旧时德国手工香肠的配方，或是他以前的学生新出版的著作。
他知道我学的是英语专业，很爱和我谈文学。
他问：“雨果和巴尔扎克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度，对文学有着同样的执着，对后世影响深远。雨果被政府流放回来时，巴黎市民夹道欢迎，寿终正寝后，安葬在先贤祠，供千秋万代的后人瞻仰。而巴尔扎克在世时，却没有那么幸运，以至负债累累，刚刚中年就潦倒而死。你说，他们的境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
我想了想，回答说：“雨果有《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和《笑面人》四大名著，巴尔扎克也有《高老头》《贝姨》《欧也妮·葛朗台》与之抗衡。就人物的生动、故事情节的起伏、思想的广博而言，两人难分伯仲。但雨果贵族出身，有着与生俱来的自信。他的作品有一种俯视尘寰、洞彻世事的味道。即使是写悲剧，他也能给人对未来的希望。而巴尔扎克是从社会底层血战成名的。生活艰难，他的作品也就多了一些世俗气和烟火气，让人读得心酸。这样看来，雨果自然能赢得更多的喝彩。”
施密特说：“贵族气的书较世俗气的书更有市场，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雨果既有惊世之才，又能怀悯天下，粉丝无数，作品自然叫座。巴尔扎克终身为债务所累，频频更换住所以避债主，却极为自负，目无下尘。做人上有亏欠，就免不了谤语，自然会影响其作品的传播。”
施密特说：“公众对作家本人的评判，确实会放大或缩小其作品的影响，这也有点道理。还有别的原因吗？”
我又说：“雨果是浪漫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大家，和现实主义比较，浪漫主义似乎更有吸引力。”
施密特说：“是吗？你们专业是怎么区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
我说：“浪漫主义的作家一般喜欢用夸张手法，喜欢花大笔墨渲染主人公的情感，描写主人公的想象乃至幻想。不求字字真实，但求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现实主义则注重描写切实、具体的细节，即使是纯粹的虚构，也要让读者身临其境。”
施密特问：“那为什么浪漫主义比现实主义更吸引人呢？”难道人们更愿意生活在虚拟的“浪漫”中，而不愿生活在真切的现实里？
我哑口无言。
见我被难倒了，施密特揭开他的谜底：“雨果最受欢迎的作品，如《悲惨世界》和《九三年》，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是历史。而巴尔扎克的作品，如《高老头》写的是当下。我觉得，人们最喜欢看的是历史。你说对不对？”
和过去一样，这一次的对话，又是以这位历史教授的自我陶醉而告终。
但他的陶醉，并不等于我的陶醉。我来找他，是另有目的。几次作文，全班最好的成绩是B-，最差的竟然是F.哪有这么打分的？
但话到嘴边，总是被欧洲的作家们湮没了。
终于，我破釜沉舟，抱着一摞作文来了，凄凄哀哀：“为什么我一点进步都没有？我这么喜欢这门课，课上学的东西不少，课后花的工夫不少。请您告诉我，我哪些方面做得不够？”
他说：“巴尔扎克有什么不对呢？他那么热爱写作，花的时间不少，写的作品也不少，怎么就诸事不顺呢？他不也是死后才得到最终的认可的么？你怎么现在就这么着急呢？”
见我不知所措，施密特又说：“按你现在的劲头写，期末我会给你A的。你要的就是这句话吧，是不是？”
和施密特相反的，是俄罗斯史教授安德烈。他不苟言笑，讲话一针见血。平常的测试，评分都是中规中矩。
大四的时候，我到他办公室，还未开口，就听他直截了当地问：“有没有兴趣上历史博士？”
我不无尴尬地告诉他，自己正在准备法学院的申请。
他说：“你还是保持住对历史的兴趣吧。历史研究要求尽可能地占有材料，去伪存真，法律职业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某一天，你想重归学术路线，告诉我。另外，你需要我的推荐信么？”
我挺感动，连自己原先要问什么都忘了。
最后一次小测前，我的闹钟出了点问题。
考试进行了一半，我才心急如焚地赶到教室。安德烈递给我卷子，并无责备之意。下课交卷的时候，周围的同学开始对答案。安德烈当即说，出去吧，来晚了的同学还在答题。
越是这样，我越是发慌，写出来的答案也越是不对劲儿。
一回到宿舍，我就给安德烈发了邮件，先把自己骂了一顿，然后请他原谅我，给我一次补考机会吧。
安德烈没有回信。第二天，我在他办公室门前的走廊里晃荡，终于“碰到”了他。
“卷子的事么？”他注视着我，嘴角似笑非笑，“你全对。放松点好不好？”
他没有再提推荐信的事，我也没敢再问。
当我因为深陷GPA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也可以想想其他GPA控们的故事来聊以自慰。
学姐硕硕比较胖，也比较懒，体育课却报了爵士舞。班上的同学，大都是舞蹈队的半专业选手。而等她发现时，已经过了退课的期限。
硕硕身体胖，但脑袋很好使。一拍脑门，便有了锦囊妙计。
于是，在无声无息中，硕硕成了班上的勤杂工。每节课，她都是第一个到场，帮老师调试音响，摆放乐器。舞蹈队有练习，她也是准时到场，不是端茶倒水，就是打扫场地。
学期结束的时候，一半的舞蹈队员拿到的是A-，而硕硕拿到的是A.
学妹菲菲想上医学院，生物课却一直不太开窍。每次去请教达伦教授，问完问题就在走廊里溜达。有别的同学来问问题时，她也跟着进出，站在旁边，听着教授的解答。时间一长，达伦心软了，就在办公室里加了一把椅子。
于是，一拨又一拨的美国同学来，都能看到这个中国姑娘雷打不动地坐着专座，就像被达伦收养了似的。
暴风雪，学校停课。
达伦回办公室取东西，发现菲菲坐在门口的地板上，一地的书和草稿纸，简直像是要占领办公楼似的。
菲菲说，她在这儿学习很有灵感。
达伦叹着气，将她领进门，又开了半天小灶。
期末，菲菲考了全班最高分。
当然，她在生物课上也开窍了。
美国同学对GPA的态度因人而异，虽然也有和我们一样，对GPA很是在意的，但相对而言，要少一些执念，少一些坚守。
索菲是英语系的学霸，四年里，差不多所有功课都是A.她重视成绩，但从不会为了GPA而放弃爱好，或是讨好教授。课上，她每有不同意见都会发表，以至有位教授曾被她气得跑出教室，去图书馆找书求证，却灰溜溜地回来，承认自己确实记错了。
这教授有点记仇，之后总挑刁钻古怪的问题折腾索菲，弄得索菲苦不堪言。但挨过了那个学期，索菲依旧故我。她讲，这么极品的教授，我都应付过来了，还怕别人么？
索菲学习时争分夺秒，但留给自己的时间也不少。她是学校赛艇队的主力。每到夏天，很早就要开始训练，看到水面上日出时，会平生“自己用双桨托起太阳”的豪气。冬天，湖面结冰，无法训练，她穿上冰鞋，翩翩起舞。但冰不够厚，她刚做完一个大跳，着陆点就开裂，她打着趔趄滑进水里。
好在那里离岸近，水又不深，她冻得哆哆嗦嗦，自己爬上了岸。回到宿舍，她冲了澡，缓过气来，不管刚刚把湖面封锁的校警是否要找她谈话，就跑到学校的后山去滑雪了。
周末，附近的城市有她感兴趣的讲座，她跳上大巴就去赶场，去时一路读书，回时一路写作业。到了学校，她还要写博客，把讲座点评一番。
我读过索菲的博客，有些很是犀利，甚至带着王者之风。有些却平淡无奇，几乎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索菲的法宝，就是宁做风风火火的行动党，不做谨言慎行的服从派；宁可犯错，也要尝试；宁可冒犯老师，也要发言。当我的美国朋友和我客套，夸我的英语地道时，只有索菲和我坦言，指出我哪些词的发音总是有口音。索菲和我讲，有口音，就更要多说，否则问题永远都会存在。
美国同学中，也有把GPA当笑话的。
安娜和我一起上过两个学期地质课，但一直到第二学期期末，我才注意到有她这么一个人。每学期的课，她至少会翘掉一半以上，即使来，也会改改妆容，换换发型，让人认不出来。
她唯一一次提前来到教室，是为了在大屏幕上放自己用手机拍的视频。拍摄地是麻省中部的伍斯特市，示威人群效仿占领华尔街的英雄们，打出了占领伍斯特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向市政厅进发。直到警察出马，逮捕了几个领头的，人群才四散而逃。
正放到一半，教室外传来了清嗓子的声音。教授到了。
“你是我们班的么？”教授问。
安娜按了暂停。
“是的，教授。我正想向您讨教，我要是把这个挂到YouTube上，政府会找我麻烦吧？”
“不会。”
问者面不改色，答者波澜不惊。
课上到一半，安娜就拎起书包，从后门溜了出去，不见了踪影。
估计她思前想后，还是觉得比起板块构造学，占领伍斯特要重要得多。
但地质课的野外活动，她不会缺席。
我们在康涅狄格河边找恐龙脚印和冰川遗迹时，安娜一马当先，比谁都跑得快。我们出海研究水质时，安娜最先量好了数据，就独自去了船尾，帮着渔夫撒网捕鱼。看着她熟练地抓起螃蟹，捧起滑溜溜的石斑鱼，我不由得寻思她是不是渔家女出身。
回来的校车上，我恰好坐在她身边，对她说：“你知道吗？大家都觉得你很酷。”
她摆着手，“哪儿的话。这门课，我又要Ungrade（不计成绩）了。”
"Ungrade"是学校给学生补救GPA的选择。四年共有四次机会。如果学生觉得某门课是无可救药了，就可以选择在成绩单上写“Ungrade”，如此，这门课的成绩就可以不算入GPA.不过，这样做的效果也很有限。懂行的人，看到好端端的一门课后面没有成绩，往往会朝最坏的方面想。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使用这个选项的学生，多少还是关注GPA的。
我正无话可说，却听安娜念叨道：“我下学期恐怕要转学了。因为学校的Ungrade已经被我用完了。”
我既没有索菲的实力，又没有安娜的勇气，估计整个学生年代，都难以超然于GPA之外。
GPA上的纠结，自然是有代价的。
在摩尔那里，我失去了一个第一印象。在勃朗宁那里，我失去了一次做研究的机会。在施密特那里，我失去了他的友谊。在安德烈那里，我失去了一封推荐信。
厚着脸皮，我也可以说自己的损失不大。摩尔我后来都没有见过，她可能根本不记得我。勃朗宁的研究方向我也不感兴趣，因为读一学期的中世纪英语足矣。施密特这位老顽童，对我友好，也是他自我欣赏的一部分。安德烈的推荐信我不缺，因为他不写，别的教授也会写。
我在四个教授面前的表现不佳，是因为我的时间得用在刀刃上。而其他教授给我的关照和机会，足够我用了。
但是，我毕竟丢份儿了。
丢份儿的事还有不少。
大一的时候，我很想上一节新闻课。授课教授是MC唯一一位得过普利策奖的。因为听说他打分很严，我盘算着，等自己的写作水平提高一些，再报名上他的课。可等我自以为准备充分了，教授也退休了。
大三的时候，英语系有不少去英国交换的机会。我却没有申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自己不适应环境，会影响GPA.但当学霸索菲在伦敦交换一年回来，告诉我她不仅玩遍了欧洲，还得到了BBC的实习机会，我悔之不及。
GPA控制了我的生活，也限制了我的视野。
和已经工作的学姐聊天，我听到的，大多不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而是“假如当初没有活在GPA之中，就好了”。
她们说，对GPA的追逐，边际收益递减。也许，花10个小时就能得80分的人，为了得90分，可能还需要再花上20个小时；为了95分，可能还得花上40个小时；而即使再花上60个小时，也不见得能得100分。多付出的精力，本可以做很多更有价值的事。
离开学校后，我到处穷游，过了半年没有GPA的日子。
穷游的日子里，听了一个心理学教授的讲座。讲到GPA时，教授说：“很多学生有抑郁倾向，其实都是小题大做。比方说，我得了个B：哎呀，我要当流浪汉了。”
听众们哄堂大笑。
“可不是么？我这个暑期的实习泡汤了。现在找不到实习，将来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还不起助学贷款。交不起房租，就有可能当流浪汉了。
“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我不知道。我倒是知道，很多老板，上学时都不那么在意自己的成绩。而很多A等生，一辈子都在给当年的C等生打工。所以，如果你念念不忘的是你的GPA，那么，你不用担心会不会成为流浪汉的问题，而应该担心自己怎么给C等生打工的问题。”
掌声响彻云霄。
教授的话，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为GPA而狂是可笑的；二是为GPA而狂是影响前途的。
第一点好理解。我们读书，是为了学东西，而不是为了分。在走向目标的路上，GPA只是我们身体在阳光下的倒影。我们应该盯的是前路，而不是倒影。
第二点很残酷。努力拼分的A等生，却有可能给嘻嘻哈哈的C等生打工，公平吗？
为了GPA，A等生低着头，绷着劲儿往前冲。某个时点，回头看看，发现刚开始落在后面的同学，有的早已另辟蹊径，开上了直升机。
如果时光倒流，我也许还会找勃朗宁问考试范围，还会猜施密特的心思。一点代价，一份安心，值了。但为了GPA，让摩尔教授伤心，让安德烈教授失望，则是我的不是。
GPA并非一无是处。没有GPA，学校靠什么来区分申请者，靠什么来引导学生？对学生而言，良好的体魄，健康的心理和成长的潜力比GPA都重要。但这些重要性，没有体现学校的特质。GPA有很多缺陷，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东西比GPA能更好地评价学生。也许，这样的表述更为合适：争取GPA，不唯GPA.
作为学生，我们需要为GPA做一切该做的事。但别的事，也得做。好成绩，不一定是满腹经纶，不一定是前途光明。上学时最散漫的那一个，可能潜力最强，若干年后可能是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上学时最捣蛋的那一个，可能智商最高，未来可能会成为财富榜上最耀眼的明星。
GPA是馅饼，会给我们带来机会。GPA也是陷阱，会让我们忘记常识。我们需要GPA，但不能因为GPA而错过人生中的其他风景。直面GPA，就应该有A等生的执着、C等生的豁达，更应该在GPA和生活之间有一种均衡。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