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学期，若不是她的点拨，我不会知道，写“老虎和羊羔”的怪人布莱克，原来是了不起的预言家、思想家；爱水仙的田园大叔华兹华斯，原来也是个老牌革命者；拐了16岁女孩玛丽私奔的雪莱，原来悲天悯地、心忧全世界；想入非非的柯勒律治，原来想的都是正事。
科恩教授是MC教授中的美女一号。在一群身材走形的大妈和脑顶半秃的老头儿中，这位30岁不到的新科博士鹤立鸡群，很是抢眼。
科恩个子高挑，长腿细腰，纤纤长发被风一吹，飘拂在空中。特别地，她还喜欢踏一双高筒黑皮靴，咔咔地阔步于白雪地里，唯恐回头率不高。
她穿着衬衫和小马甲来上课，台下是一片手机在照相。有同学把她美图成了中世纪的翩翩骑士，发到Facebook上，吸引了不少眼球。
她在图书馆还书，是一身朴素的T恤和短裤。她无意间回头，把排在她身后的我吓了一跳。因为她的纤细身姿，光看背影，还以为是镇上的高中生呢。
初次见到她，是在浪漫主义文学的初级课上。那时候，开学已经三周，是换课的最后期限。我正在上的哲学课太烂，正在四处寻找跳槽的可能。虽然大部分教授不大喜欢插班生，而且科恩的课也已经报满，我还是不顾脸皮，写了一封邮件问她，可不可以再容我一个？
因为，曾有师姐告诉我，她的思想很深刻。
她不仅回邮同意，还把前几次课上的阅读材料扫描发给了我。她说，我可以试听一两次，若是不感兴趣，不来也没关系。
我太感兴趣了。因为，她阅读单子上的诗集是一派超然脱世：华兹华斯的田园野趣，柯勒律治的幻想世界，雪莱的澎湃激情，让我这个想隐世又不甘于隐世的学生，很是向往。
我立马翘了哲学课。
教室里的长桌围成一圈。科恩站在中间，没有讲义，没有板书，也没有咖啡，一派演讲大师的作态：头发甩着，双手挥着，英姿勃勃，给飘柔洗发水或劳力士手表做广告都是绰绰有余。
她在讲授布莱克（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天真之歌》（SongsofInnocence㊣）和《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为其最受推崇的诗集。）的诗集《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前者描写的是儿童纯真时期的欢快安宁，后者刻画的是成人经验世界的辛酸痛苦。她以《天真之歌》中的《羊羔》和《经验之歌》中的《老虎》开始了她的讲授。
《老虎》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Tyger！tyger！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郭沫若的译文为：老虎！老虎！黑夜的森林中，燃烧着的煌煌的火光，是怎样的神手或天眼，造出了你这样的威武堂堂？）
跃然于纸上的，是老虎的威严外表和蓄势待发的能量。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老虎形象，很能激发起读者对生命的敬仰。
科恩激情澎湃地问：布莱克为什么要用”burning（燃烧）”形容老虎？为什么要有”bright（光辉）”和”night（夜晚）”的对比？
有同学半开玩笑地说，诗中的老虎，隐约是一个被”chain（镣铐）”铐住了的形象，是不是象征着地狱中的烈火，所以是“burning”？
科恩的绿眼睛闪着光。她接着问，大家把两首诗对照着看，有怎样的发现？老虎和羊羔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个同学若有所悟，回答说，诗中的老虎一心要突破束缚它的镣铐和牢笼，是叛逆精神的化身；而诗中的羊羔似乎除了纯洁温驯，就没有别的特点。它的沉默，与老虎的愤怒抗争形成了对照。
科恩激动叫好，又问了一连串问题：那么，布莱克写了老虎，还要写羊羔，他的用意何在？他喜欢老虎还是喜欢羊羔？老虎的叛逆象征着什么？羊羔的温驯又象征着什么？
班里冷场。
科恩抓住时机，滔滔不绝：
《羊羔》和《老虎》当然不是简单的童谣。我给大家讲一点历史吧。
布莱克是英国人，但非常关注法国大革命的动向。他写作的年代，英国虽说已经实现了君主立宪，但和法国一样，强权当道，说民不聊生应不算过分。布莱克同情底层，但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是象征派的浪漫主义，不喜欢简单的现实描述，而喜欢超脱现实的朦胧感……
这就给我们想象空间了。是否可以说，老虎是一个蠢蠢欲动的革命者的化身，他也许不被外人理解，甚至已经被边缘化、兽化、魔化，但当时社会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打破镣铐、冲出牢笼的勇气和力量。他的“燃烧”，就是要烧掉那腐朽的世界，改天换地，重塑乾坤……
而《羊羔》有点像当时常见的宗教童谣。羊的形象，既是对自以为是的教会的讽刺，又是对承受蒙蔽的教徒的讽刺。
羊羔是基督的化身，纯洁、弱小、仁爱，受尽屈辱甚至献出生命都无怨无悔。但马克思讲，宗教是人类的鸦片，因为有宗教的禁锢，盲从的人们，遭遇暴政也不知反抗，深受奴役也不知觉醒……
布莱克的名篇《天堂与地狱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and Hell㊣）中，有一句名言“没有反对，就没有进步”（With-outcontraries is no progression）。我相信这既是在批判君主制，也是在传播一种理念：任何时代，都需要有挑战权威的声音。
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即使好的政策，如果没有批判的眼睛盯着，也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走向退化甚至极端化。而极端化的结果，经常是混乱，是毁灭。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需要老虎，尽管羊羔总是大多数……
布莱克应该很清楚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禁锢压制，特别是对思想的禁锢压制。统治者经常是两手一起抓，一是base，二是super-structure.布莱克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不了base，但他可以挑战su-perstructure.
对了，我说的是不是太多了？你们谁来说说什么是base，什么是superstructure？
这不是我小时候就学过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吗？在美国的课堂重温，备感亲切。
我举手，把国内课本上的东西复述了一遍。
科恩连连点头：“布莱克挑战的，就是‘superstructure’中的教育、宗教和主流文化。他的同时代人大多理解不了他的思想，所以，他的诗集并没有卖出几本。但今天，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普罗大众的真情，看出他超越时代的洞察力。”
一节“羊羔和老虎”课，竟能演变成这样的效果，如雷贯耳，醍醐灌顶。
别的同学走了，我还在磨蹭着收拾书包，让心平静一些。
科恩走到我身边：“比你之前的课怎么样？”
“好多了。那边是句句迂腐，您是句句经典啊。”
科恩露出美女特有的莞尔之笑：“真高兴你能来。”
那学期，科恩的每节课，都像是带我去探险，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行走，曲径通幽，别有洞天。
科恩总能变着花样地告诉我们：这首诗，其实还可以这么理解。
布莱克有一首诗叫《黑人小男孩》（Little BlackBoy㊣），读起来像是一个黑人小孩的自述。诗变成白话后的大意是：我很黑，但我内心很白很纯洁。我不怨上帝让我当黑人。前世受苦的人，后世是更容易进天堂的。哪个白人小孩子将来若是享受不到天堂的福气，我会好好照顾他。
科恩是怎么理解这首诗的呢？
她说，布莱克不是在夸黑人小孩善良，也不是在说黑人小孩狡猾。虽然他有很多抨击宗教的诗，但这首诗不是。
她说，在黑人小孩的心里，上帝很公正，他关上了门，又开了一扇窗：现在受苦受难，来世不再苦难。但黑人小孩的逻辑不对：黑人当家做主，就一定是天堂么？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有完全的平等，即使没有种族差异，也会有区域差异或者阶级差异。何况人的本性，就是爱分高低，爱作比较。设想，若没有种族，没有阶级，没有地区间的差异，千人一面，这个世界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差异难以避免，而没有差异又不是我们希望的选择，所以，反抗难以避免，但反抗带来的是人们希望的东西吗？假使黑人小孩从被统治者变身为统治者，就能保证他会善待白人么？
不一定。他现在很善良，但权力会改变人。
她接着说，人类社会不论如何发展，都只能有相对的平等。但统治者们，有可能因《黑人小男孩》的感化而大发慈悲，善待弱势阶层。
这么敏感的话题，科恩能讲得让班里的黑人同学不皱眉头，更让我钦佩不已。
在布莱克之后，科恩解读的是华兹华斯（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 worth），18世纪英国诗人，在诗艺上实现了划时代的革新，以至有人称他为第一个现代诗人。）的《咏水仙》（I Wandered Lonelyasa Cloud㊣）和《西蒙·李》（Simon Lee㊣）。
前一首诗，是讲作者心情凄凉、感觉像云一样孤独地飘着的时候，发现河边有一群迎风起舞的水仙，精神为之一振，孤独之感也烟消云散。后来每逢孤寂之时，他都会想起这些水仙，幻想着自己与她们共舞。
后一首诗，是讲作者遇见了一个破败庄园的管家，主人死了，他的生活来源没有了，除了一个人留守庄园，无处可去。他想拔出一棵枯死的老树根，却力不从心，华兹华斯帮了他。华兹华斯看到他为自己的举手之劳而感激涕零，落寞地说，“世界上最让我难过的是什么？是这些苦人过分的感激。”
科恩是怎么看的呢？
她说，《咏水仙》不是简单的田园诗。之所以不简单，是因为诗所传达的内涵与后革命时代的景况密切相关。华兹华斯作为一个热血学生，曾经参加过法国大革命。但是，所谓的大革命，其实是大暴力，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其实是乌托邦。旧的专制者被推翻了，新的专制者又来了。
华兹华斯的安全受到威胁，理想遭遇破灭，颓然回到了英国乡下。而水仙绚烂的集体之舞，让他回想起当年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但生死离别，憧憬不再，他成了“一片孤独的云”，只能在回忆中感受激情，苦中作乐。
讲到《西蒙·李》，科恩说，有了《咏水仙》作为铺垫，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西蒙·李》的意境。这就是，用革命改变经济基础，代价太大，破坏太多，效果太差，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诗歌也许能改变上层建筑，给那些艰难生存的百姓以希望和慰藉。
西蒙·李原先是个下层仆人，本是法国大革命应该帮助的对象，但随着他的老爷在革命中垮台，他的境遇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为艰难。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诱人，但实际上只是黄粱一梦。推翻旧的制度容易，建立新的制度很难。政治动荡、党派纷争，最遭罪的还是老百姓。
这样的革命，还不如没有革命；这样的“当家做主”，还不如过去的贵族仆人。
华兹华斯由一个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变身为革命的失望者、批判者，是因为他看到了革命的暴力，革命的破坏。他为西蒙·李拔出了那个枯树根（象征不复存在的贵族），是一番好意，但实则帮了倒忙。正因为此，面对西蒙·李的感谢，他羞愧难当。
华兹华斯表达的，就是希望像西蒙·李这样的“失根之人”，也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科恩说，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Ballads㊣）的主旨，就是描写平民的生活，描写平民的希望，他们要的是平静安宁，而不是翻天覆地。而华兹华斯认为，不通过革命，也能够传递民主的精神，没有血腥，也能够实现社会的变革。
科恩又讲了其他的一些诗人和小说家。
华兹华斯在革命后用“歌谣”传递“民主精神”，但像他这样做的人并不多。
华兹华斯的好朋友柯勒律治（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8世纪英国诗人。）在革命中受到的创伤更大。他喜欢写些光怪陆离的事，里面净是扭曲。
在他之后，同为浪漫主义的雪莱（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作家。）是个热血青年，看不惯像华兹华斯这样的“叛逃者”，于是，写出了《西风颂》（Odetothe West㊣Wind㊣），呼唤另一场风卷残云的革命。
雪莱的夫人玛丽（玛丽·雪莱（MaryShelley），英国著名小说家，因创作《弗兰肯斯坦》（又译为《人造人的故事》《科学怪人》）而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也是个激进派，但法国大革命对她的影响，却体现在她荒诞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
整整一学期，若不是她的点拨，我不会知道，写“老虎和羊羔”的怪人布莱克，原来是了不起的预言家、思想家；爱水仙的田园大叔华兹华斯，原来也是个老牌革命者；拐了16岁女孩玛丽私奔的雪莱，原来悲天悯地、心忧全世界；想入非非的柯勒律治，原来想的都是正事。
听科恩讲课确实乐在其中，但她留的作文却让我抓狂。
科恩特别喜欢让我们推敲修辞手法。比方说，潘恩（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参与者。）曾批评反对革命的保皇党，说他们“看到了一堆风车，就像堂吉诃德一样要去打风车”。科恩的作文题目是：潘恩的这个暗喻中，“风车”指什么？“堂吉诃德”指什么？
我憋了好久，绕着图书馆转了好多圈，才凑出5页纸：
在潘恩的文字中，风车象征着革命者。风是一种自然的力量，象征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风车只是在顺应和张显风的力量，象征着革命者是在顺应历史潮流，并不是堂吉诃德疯癫幻想中的妖魔……
堂吉诃德这个形象，首先象征着大革命的对象：法国国王。国王荒淫无度，处处惹是生非，只顾自己享乐，不管别人死活，却处处以游侠自居……
堂吉诃德还象征着法国君主专制的制度。行侠的堂吉诃德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从不吸取教训；没落的专制制度，也像堂吉诃德一般，已经为时代所抛弃，却自以为是，依然故我……
堂吉诃德还象征着保皇党。就像堂吉诃德把有益无害的风车妖魔化一样，保皇党把革命党妖魔化，这是他们自己的思维有问题，而不是革命有什么问题……
科恩大笔一挥：A.
有了回报，我神清气爽，干劲十足。
科恩的期末作文，是玛丽的《弗兰肯斯坦》体现了哪些革命理想的幻灭？可以只选一点，但要求10页的篇幅。
我绕着图书馆转了一圈又一圈，挤牙膏般的挤了好几天，才凑够了字数。
我写的，是教育上理想的破灭。法国大革命主要的领导人都有建设公立学校的设想，希望社会底层也有机会享受教育。而华兹华斯在革命失败后，也想通过诗歌传递平等精神。他们觉得，田园诗朗朗上口，易于传播，既有助于上层社会了解社会底层的艰辛，也有助于社会底层识字扫盲……
华兹华斯虽说诗写得不错，但他的目标显然是痴心妄想。他的《抒情歌谣集》只有小知识分子们在读。这些人读完，掉几滴眼泪就去忙自己的事了，政治效果基本为零。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社会底层受了教育，能读他的诗，又能怎么样呢？能提高生活质量，还是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在玛丽的《弗兰肯斯坦》中，科学家弗兰肯斯坦通过无数次的探索，创造出了一个面目可憎、奇丑无比的怪人。怪人没有财产、没有身份，一出世就被弗兰肯斯坦抛弃，四处流浪，成了社会底层的一分子。
他寄居在农舍的草棚里，希望能享受教育，所以经常偷听农舍主人的对话。但他的偷听，却让他陷入困惑而不能自拔。A听历史，他不明白为什么人心如此险恶。
听政治，他不明白自己这样没地位的人怎样生存。
听《少年维特之烦恼》，他不明白为什么维特要无谓地死掉。
他听得越多，问题越多。他唯一的收获，就是变得能言善辩，甚至胡搅蛮缠。他描述自己的遭遇，渴望人们的接纳，获得生存的权利，但回答他的是嫌恶和歧视。几经碰壁，他终于走上了报复甚至毁灭弗兰肯斯坦的道路。
怪人的悲剧，是对华兹华斯倡导的民主教育的辛辣讽刺。大部分的知识，是富人创造，而且是为且仅为富人所用。知识让穷人向往富人的生活，却无法让穷人成为富人。而富人们喜欢的历史和文学，对富人有消遣娱乐之用，对穷人，却是无端的困惑……
知识改变命运，是句富人安抚穷人的话。即使穷人有华兹华斯之类的知识分子来帮助，通过受教育可以让他们有知识，但如果没有制度的支撑，怎么努力，都是白搭……
怎样才能实现制度改变呢？
靠革命，效果可能很恐怖；按华兹华斯的想法，似乎不现实，那怎么办呢？
在文章的结尾，我引用鲁迅的一段话：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血战前行的过程，是追求和幻灭交替的过程，是巨大的付出换取“一点点”成果的过程。没有付出，就没有前行。一天建不成罗马，一世造就不了贵族，教育是促进平等的一条路，但这条路，很长，很长。
时间创造一切，毁灭一切，治愈一切。
科恩大笔一挥，又是A.
科恩强烈建议我上她的高级班。
我当时是大二，而高级班里全是大四的人，而且有好几个正在申请读博士。
但是，我已经被她迷住了。
一上高级班，我全线崩溃。
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学的东西难。高级班读的诗，有的我已经读过。而即使没有读过的，也并不比初级班艰深。虽然我们需要阅读更多的参考文献，了解更多的背景资料，但这些资料本身还算有趣。
也不是因为科恩的讲课风格变了，她依旧是口若悬河，神采奕奕，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可她把背景资料和诗歌一结合，我就发现，两者的联系，实在太牵强了。初级班，她用的是概括性的史料，服务于她的思路的史料，问题倒不明显。高级班，她端出了更多的史料，但她端出的越多，她的解读就越难让人信服。
依旧是华兹华斯。科恩这次讲的是《丁登寺》（Tintern Ab-bey㊣）。诗人自叙自己离开法国后重游小时候常去的庄园，漫步丁登寺周边，在美景中调解过去和现在不同的自己。他知道，不论自己变成什么样子，自然母亲都会永远宽容他，接纳他……
但科恩说，根据环境学家的考证，在华兹华斯重归丁登寺的年代，那里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生态破坏可能已经很严重，丁登的环境已经不是他描述的那个样子。华兹华斯其实是在复制头脑中留下的影像，重构儿时的快乐和憧憬。他这么做，对自己的安慰很小，但却安抚了没有机会来丁登度假的人们，让困于城市的人们有一种精神寄托。浪漫主义，有时是为自己而浪漫，有时是利他的浪漫……
这是真的么？为什么在我们看到的参考文献和背景资料中，只有一个环境学家这么说？
依旧是玛丽的《弗兰肯斯坦》。科恩说，怪人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弗兰肯斯坦在墓地、在实验室里挑出来的最好最漂亮的部件，但这些最好最漂亮的部件结合在一起却奇丑无比。弗兰肯斯坦是个勇于尝试的科学家，他通过电击魔术而使缝在一起的尸块复活，是惊世骇俗的壮举，但他得到的怪物，却最终害死了他的全家。
科恩拿出了几篇讲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文章，说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许多的政治派别，都抱着美好的理想，开始，他们并肩战斗，最后，他们水火不容，互相残杀。这就像怪人，每个部件都好，但组合在一起就不对劲儿了。
而法国大革命本身，也是一群勇敢者的惊天尝试，就像弗兰肯斯坦的科学实验。衰颓的国家，一度有了生气和活力，就像怪人的诞生。但革命最后的走向，却与勇敢者的想象大相径庭，国家陷入了更大的乱局，无数无辜之人被送上了断头台，好比弗兰肯斯坦家破人亡的下场。
科恩说，玛丽不是历史学家，却在字字句句中影射历史。在她看来，就像使死尸复活违背自然规律一样，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
玛丽编故事的时候，真的比历史学家还专业吗？好吧。谁叫当年还不到18岁的那个女孩，这么天才，这么伟大？
还有柯勒律治的那首诗《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讲的是一个水手所在的船迷了路，有个信天翁引路，但后来还是不管用。人们把信天翁从吉兆变成了凶兆。水手冲动，射杀了信天翁。后来超自然的现象发生了，全船的人都在诅咒下死掉，而水手则成了活着的死人。他获救后，逢人就讲这个无厘头的故事，让听者毛骨悚然。
科恩这个大革命迷又来布道。她说，革命失败后，人们无法理解自己过去的想法错在哪儿。他们否定自我，但又不知从何谈起。而原原本本地复述事实，只会让讲者痛苦，让听者不安，让双方都不堪重负。
科恩说，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压抑在潜意识中的事，倘若没有正面呈现，必然会用另一种方式流露。柯勒律治想讲革命，又不敢讲革命。于是在他笔下，革命的场景变成了异化的幻想，革命事业变成了船，信仰变成了被杀的信天翁，而幸存者的命运则非自己所能掌控。
听科恩的课前，我一直把《古舟子咏》当成奇幻故事，往深里想，也只是以为柯勒律治在呼吁人们保护动物，保护自然。杀生是万万不可的，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而听完科恩的课后，我仍是疑惑，有多少人能在柯勒律治的诗作中看到弗洛伊德心理学？是我的想象力太贫乏，还是科恩害了臆想症？
慢慢地，科恩的课，变成了强作欢颜的观演。我顺应着同桌专注的表情，该笑时笑，该点头时点头，该举手时举手。
但课后的作业，则成了梦魇。我写评论，若是按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写，一定是科恩心目中的小儿科；而按科恩的模式写，我害怕自己也会染上臆想症。
科恩是耶鲁的博士。班里的师姐，基本也预订了常春藤的博士位置，而提前来感受一下常春藤风采的。
科恩的表现力越强，我越觉得她像是媒体报道中的传销领袖，把大家都带得走火入魔了。
我想起那门让我转而向科恩求助的哲学课。当时，我因为所学内容虚无缥缈而逃走。现在，科恩所讲不仅更为虚无缥缈，而且是集文学、历史、心理学、政治学于一身的四不像。
那个学期，我恰巧在学欧洲史，而教授施密特正好是法国历史专家。我和他谈起法国大革命对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玛丽等一系列人物的影响。
施密特耐着性子听着，然后说，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谁能冷眼旁观呢？不过，那么多作家，那么久都生活在革命的阴影下，那么多作品都在缅怀革命反思革命，怎么没有被历史学家挖掘？实在是太让人遗憾了。
让科恩自己遗憾去吧。
我和写作课的萨维诺教授也谈过这个问题。萨维诺道，科恩只读诗不写诗，根本不知道诗该怎么写。她把直白清新的作品抬升到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解读得那么复杂，纯粹是自娱自乐。
萨维诺奚落科恩，说她这样做，既能多发几篇评论吸引眼球，又能为自己不写诗找到借口。她可以想，大作家们思想深邃，我除了解读他们，自己写什么都太浅薄。
实际上，多数大作家们在确定主题后，并不会要求每一个小细节都要反映主题。他们不过是在精挑细选，找到最顺畅的修辞和最生动的情节。很多段落，确实有对历史的含沙射影；很多句子，也确实有象征主义和言外之意。但真正用整本诗集来宣扬某种思想的，已经不是文学作品，而变成政治宣传了。
难道浪漫主义作家都是政治宣传家？
可臆想症语录，我还是必须得写。但每写一篇，都像是在编一个又臭又长的笑话。
夏洛特·史密斯（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英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有一首诗，讲她看到一个年久失修的海滨墓园。因为土地塌陷，白骨都露了出来，在浪花里冲荡着。科恩感慨说，夏洛特很羡慕这些白骨的主人，因为这些人好歹还能长眠。而她，必须肩负起生活的重担，连这样的“安详”的长眠也做不到。
科恩让我们写，为什么史密斯可谓同情心女皇？
搞笑。原来史密斯这个顾影自怜之人，写这首诗是为了同情他人？
但是，我没有反对的权利。我写道：史密斯诗中的“我”，并不只代表她自己，而是代表了天下所有处境艰难的女性。她的先生嗜赌成性，赌得家境拮据，债台高筑，进了债务监狱，使她和10个孩子陷入了困境。史密斯的遭遇，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个案。她呼吁人们关注这些生不如死的女性。活人的窘境，永远比白骨值得同情。
我还能把史密斯抬得更高么？
期末的作文更让我无语。
我们读了昆西（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英国散文家和批评家，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的《瘾君子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吸鸦片成瘾后，脑袋里尽是自己在中国被妖魔鬼怪们欺负的幻象。
科恩问我们，为什么？
天哪。我只想劝昆西，把瘾戒了吧。您吸毒就吸毒吧，还把自己写得那么无辜可怜，把一群八竿子打不着的中国人写成妖魔鬼怪，骗谁呢？
查了好多资料，终于把文章写出来了。但这样的文章，连自己都不想看：
昆西未染毒瘾前，本是个前途光明的天才少年。不过，他的童年，也有不少心理阴影。他的老妈很专横，逼他上不喜欢的学校。老师们嫉妒这个比自己还聪明的小家伙，处处为难他。他大哥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也是经常欺负他。他的老爸早逝，所以，他的生活免不了受监护人的控制。读大学时，他想提前毕业，但监护人不同意，所以，他离校出走，逃到伦敦，独自挨饿受冻，直到监护人良心发现……
昆西从牛津毕业后，本是大有作为之时，却染上了毒瘾，不能自拔。自尊心深受打击，又恰逢英国殖民扩张，他便把个人自尊和民族自尊联系在一起，国荣我荣，国衰我耻。他天天关注时事，一方面是忧国忧民，一方面也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让他忘记自己上瘾的破事……
鸦片战争前夕，国恨家仇一起袭来。昆西看报纸，看到堂堂大英帝国的使者竟被中国皇帝逼迫磕头，觉得受了奇耻大辱。英国商人在中国吃亏，在他看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他这个深受鸦片之苦的人则很是痛恨。鸦片在英国市场自由流通这么多年，为什么上瘾的只有他这样的少数？卖鸦片有错吗？他们不过在做生意罢了。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是因为中国人需要鸦片，与英国人何干……
昆西对中国了解甚微。他只知道中国面积很大，皇帝很凶，以天朝自居，不把英国放在眼里。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小时候的心理阴影，已经融入了他的思考方式。就像弗洛伊德所说：越是被压抑的记忆，对一个人影响就越深。而昆西作为一个“聪明的小孩子”，有过被老妈、哥哥、老师、监护人等一群“糊涂的大人”打压的经历，所以，他把这种被压抑的冤屈感转嫁到“欺负”英国的中国人身上。在他梦境中，被他妖魔化的中国人，正在“欺负”他所“代表”的英国……
昆西的梦境，只是梦境而已。中国只是他幻想中的敌人。而鸦片，才是他真正的敌人。他忘不了鸦片带给他的喜悦，更不愿完全否定自己，所以才把鸦片成瘾后的痛苦写成是中国造成的痛苦。
但不管怎么说，鸦片虽然毁掉了一个有为青年，却造就了第一个敢于写出成瘾自白的作家。这既让他以另类的方式成名，也给心理学研究留下了很好的素材……
这篇文章写完，我自己都想抽大烟了。一个受过鸦片战争屈辱的中国人，却去解读一个抽鸦片、骂中国、支持鸦片战争的英国人，让同胞看了，成何体统？
终于挨到学期结束，可以和科恩的血色浪漫告别了。
我倒是解脱了。既然发现了自己和文学博士的差距，我也就学什么都不带感情。再听别的英语课，不管教授说啥，我只管挂上招牌式的微笑，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再写其他的英语作文，全像是在做文字游戏，甭管自己信不信，什么观点好写就写什么。
结果，我却学得愈发轻松，成绩愈发有保证。从科恩的传销中摸爬滚打活下来的，写教授们喜欢听的违心话，已经是小菜一碟。
两年过去了，再想想让我咋舌的美女变魔女，启蒙明星变洗脑专家，我发现初级课和高级课的科恩，变化其实并不是很大。她的解读，其实从布莱克的“羔羊和老虎”开始，就是一种过度解读。如果我那时向施密特或是萨维诺请教，估计会得到差不多的反应。
科恩的课，让我从耳目一新，到视同胡枝扯叶，只是多走了一小步而已。人文专业的博士研究，从新颖到离奇，从高深到晦涩，从海纳百川到混乱杂烩，从文采飞扬到自说自话，也不过多走了一步。而多走一步，就有可能掉进陷阱而不能自拔，白白耽误一个高智商的天才。
当然，接地气的博士生导师肯定不少。只是我胆小，生怕这条路上十面埋伏，再碰上几个终极版的科恩，那就悲惨世界了。
现在想来，跟科恩一年，我并没有损失什么。科恩的解读，确实偏颇，但恰恰是这样的偏颇，最能激发学生的思考。
布莱克描写的老虎，究竟是盲从的反叛者，还是自觉的革命者，我们无从考证，但布莱克显然是推崇老虎的。布莱克写他的小黑人时，对种族问题有怎样的思考，也许需要推敲，但布莱克既写出了对小黑人的同情，也指出了小黑人的思想的幼稚。至于读者更倾向于哪个方面，就是读者自己的事了。
华兹华斯曾在自己诗集的序言中写道，田园诗在诗歌中的地位，一直很低，比不上史诗、记叙诗、抒情诗。但他想通过田园诗，来帮助田园里的普通人。而“帮助田园里的普通人”，究竟浓缩进了多少“革命精神”，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也许华兹华斯只是个热衷抬高自己的田园诗人，也许玛丽只是科幻作家，但他们的作品，都在不经意间留下了时代的印记，而如果没有科恩这样的解读者，现在的读者也只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孤立而片面地看待他们的作品。
也许，夏洛特·史密斯只是个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女性，而非为天下女性鼓吹的斗士，但她的“浪花冲白骨”，既然已被女权主义者印上心忧天下的标签，她对女权事业的价值，已经不容否定了。
也许，一辈子也没有戒掉鸦片瘾的昆西只是自作自受，但既然他的作品已经成为心理学家的读本，他的成瘾史已经成为瘾君子的范例，那么，他坦白的勇气并非一无是处。他对中国的认知，在当时，一定不是少数派。所以，他的自白，对他个人而言，可能是拙劣的辩解，但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者，却是难得的一手资料。
作品的解读，没有对错之分，而只有观察角度的不同和说服力的强弱。角度越奇特，解读可能越发与众不同，说服力越强，评论者就越有可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作者。然而，评论者的解读，不管是恰如其分还是想入非非，都是作品价值的一部分。
解读，也许会背离了作者的初衷，会对作品重新定义。但一部作品，是否能流传，还真得靠着众说纷纭的解读来支撑。如果一部作品，不能制造解读，不能让人从历史、政治、哲学、个人心理等多个角度窥探，只可能是昙花一现，而非经久不衰。
跟科恩一年，我没有学到科恩的想象术，或是她的演讲术，但她教给我一种包罗万象的思维。她在众议院之家长大，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在自己的思考中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元素。她是个回头率极高的美女，不是愤世嫉俗的女权者，但却力挺史密斯这样的单身妈妈。她热情奔放、积极入世，但在她脑海里，却经常重放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而且，是从各种不同的视角看。
有了这一年的历练，未来，我还是可以像刚进科恩的课堂时那样，不管听到的是真理还是谬论，都会当成一个发现：这件事，原来可以这么想。
我也记住了布莱克的名言：“没有反对，就没有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