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了他一年，我自觉厘清了美式教育和中式教育的区别，也自觉清晰了学习的真谛：学习，就是把自己的脑袋灌满，然后把脑袋清空；就是在河流里寻找金子，然后把金子打造成首饰，最后丢掉首饰，只留下方法和逻辑。
第一堂课，拿着咖啡进教室的犹太老头儿戈德教授重磅登场，点名时用地道的北京话叫出了班里几个中国学生的名字，把我给镇住了。
这是中国近代史课。选它，是因为被科恩教授磨炼了一年，想稍作休整。
整节课，戈德都在介绍他的阅读材料，其中有自传，有论文集，有小说，有史学著作，还有年代久远的报纸和杂志。末了，他说，我们这课不背书，不考试，就让你们秀秀自己的思想，看看自己的能力。
我窃喜。这节课比我想象的还要水，每周也就两页纸的论文而已。
第一周的阅读作业是一沓1919年5月前后的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还有几种中国本土的报纸。戈德要求我们在阅读的基础上写一篇论文，论文题目可以在三个选项中任选其一：国联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巴黎和会上，为什么巨头们不把胶东的主权交还中国？为什么这一事件在中国的反响那么大？
戈德讲，可以借鉴报纸中的资料，也可以用自己找到的资料，言之成理就行。
他还留了一道加分题，让我们在报纸中，找出一个历史错误。
我在扫描打印出来的报纸中翻找了半天，看着模糊一片的旧字体，研究不出名堂。中国的报纸中，有对学生游行的描述，有对卖国贼的声讨。美国的报纸中，有传教士在宣扬让中国人信教来拯救自己。而英国的一家报纸，则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报道着已经成为过去式的某地灾荒。
揉揉眼睛，想起中学历史里讲过的东西，我心生一计。写区区两页纸的文章，干吗大费周折呢？
我选了第二个题目，三下五除二就写完了：帝国主义欺负弱小，弱国无外交，尽人皆知。帝国主义的喉舌不懂历史事实、混淆视听，从报纸中的这些报道中清晰可见。大国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弱国存亡，还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
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原因呢？我没有多想，就交卷了。
第二次上课，戈德没有提论文的事，甚至连五四运动的要点都没怎么讲。他乐呵呵地看着被老报纸熬红了眼的我们，说第一代的历史学家就是这么过来的，从堆积如山的材料中一点点抽丝剥茧，提取信息，化繁为简。读几十本书，兴许还没有几本可靠的。
他安抚道，你们现在的条件好多了，有我帮你们挑书、挑报纸；有网络可以查书、查论文，不用天天往地下的档案室里跑。现在，对灰尘螨虫过敏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历史学家了。
戈德见气氛轻松了不少，便问大家，有没有人找到他加分题的答案？
没有人举手。
戈德翻出中国一家报纸的头条：章宗祥被罢免。
我很是汗颜。章宗祥没有被学生打死。而在英文报纸中，有报道讲，章宗祥被打后，在医院去世。
多么明显的错误啊。
戈德说，历史学家的阅读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扫视，会自动屏蔽掉很多信息。但与此同时，他们头脑中的雷达一直是开着的，眼睛一直是警醒着的。阅读或者扫视不是目的，目的在发现并且记录新的事实或者失实。
更汗颜的还在后面。
下课时，戈德把论文发给我们。我一篇两页纸的小文，他给了四页纸的评语：
骂帝国主义太容易了。你可以写一本书来讲帝国主义伤害了多少人，可这是回答我的问题吗？我问的是和会上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而不是问这个决定是否公平，是否损害中国的利益。你整篇文章都在讲“坏人就是爱干坏事”，历史就这样写吗？
和会的巨头们都不傻，他们是经过许多轮的会谈、权衡多方面才做出决定的。这里面，确实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但他们也知道，维护“弱国”的利益，对他们利益也是必要的保证。他们难道就愿意激起中国的五四运动吗？
你知道中国和日本在1915年签订了《关于山东条约》吗？1918年，章宗祥又和日本外务大臣交换了《中日参战借款合同》。而作为借款的条件之一，中国和日本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这一换文，在巴黎和会上，使日本有了以战胜国的身份，接管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理由。而不平等条约，也是条约。世上没有真正的平等，也没有真正的平等条约。
你知道中国外交家顾维钧在和会上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吗？顾维钧的演说震撼了英国、法国与美国代表，扭转了舆论，也博取了同情。意大利退出和会，英国、法国与美国害怕日本也跟着退出，导致和会流产，只好依日本要求而将山东权益割让给日本。况且，在顾维钧的主导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山东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成了悬案。
和会的决定，是要求德国放弃所有在胶东及山东的各项权利，认同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主权交还中国的责任。而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在这个会议上，中国和日本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也在其后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
你知道中国在和会上真正损失的，其实可能还比不上五四运动的损失吗？
所以，请你不要整篇文章都那么苦大仇深。不要用“长期受压迫的中国人民”这个词。写历史文章，不要感情用事。历史，建立在史实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弱者的同情上。你可以保持同情心，但若是依着自己的偏见来写历史，就没有公正。历史是历史，证据第一，无关信息请勿入内……
我知道，你写的这些，都是你过去的老师教你的。他们教的没错，因为小孩子需要知道的，就是显而易见、顺理成章、好记好背的东西，学多了也接受不了，但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你觉得你自己的生活简单么？如果你自己的生活都不简单，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那么多人的历史，怎么可能用一套理论就能解释清楚？所以，不要先确定“帝国主义就是坏人干坏事”这个观点，再找到可以为它服务的论据。你解释不了大问题，就要从小处入手，就事论事，不要穿靴戴帽……
才出龙潭，又入虎穴。新的炼狱开始了。
下课后，我在图书馆的网上狂找资料。用“胶东（Jia-odong)"、“山东（Shandong）"、“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等关键词来回搜。
最后，我从一摞相关的书籍中找到了几段有用的话，七拼八凑，凑出了外交史的一个片断：一战时，中国和日本都帮助过同盟国，但日本的贡献更大。战后，两国都想和同盟国分享果实，也都想从德国手里得到胶东的权益。美国总统威尔逊本想把胶东还给中国，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要求是正当的。但对于日本的一系列诉求，他大都无法满足。后来在其他巨头的压力下，为了保证和会不至于由于日本步意大利的后尘退出而流产，才把胶东给了日本。当时，日本的***走向还不明显，巨头们对日本维持亚洲和平还抱有期待。
戈德最终的评语是：你查的资料还是太少。但对于两页的篇幅，倒是可以过关了。
论文是过关了。对五四运动的了解，我反而迷糊了。
但是，我对顾维钧更加敬畏，从图书馆借来他的回忆录的第二卷，读了有关巴黎和会的那一篇。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读的时候，很是震撼，因为，我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那么贫弱的国家，居然就能够对列强说“不”。
接下来的一周两页，让我几乎是一周熬两夜。
第二篇论文，问的是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有什么区别。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尽量客观地谈了他们的爱国、他们对时代精神的引领以及他们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信念。
依然是四页纸的评语。戈德看来，我写的都是些背景而已，不是知识分子们的本质区别。他不相信这些人就一定比文天祥、陆秀夫等有担当的亡国之臣更爱国。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怎么引领时代了？那时候，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文盲，不知道、也不可能看过《新青年》，更不懂知识分子宣扬的科学民主。至于“以天下事为己任”，他们和赵普（指的是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称的宋朝宰相赵普。）有什么区别吗？五四游行的，是一部分学生而已。那些在实验室里专心看虫子、配试剂、想要“科学救国”的学生，就不以天下事为己任了吗？
上次错在感情用事上了，这次又错在武断定论上了。
我梳理思路，重新写道，五四知识分子普遍是愿意做行动家的。不管在什么领域，他们大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变国家的命运。而旧时的知识分子，虽说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但更多的，是只想光宗耀祖的官僚、唯唯诺诺的小吏，或息事宁人的隐士。他们说得多，做得少，即使在国家危亡之时，也以喊口号的居多。
戈德仍是不满意：挺有道理的，不过，你有统计数据么？
后来，读到舒衡哲（舒衡哲（Vera Schwarcz），又译为维拉·施瓦支，美国著名汉学家，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著有《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申府访谈录》《漫漫回家路：一部中国日志》等。）关于五四运动的专著，我体会到，戈德的这个题目，绝不是两页纸能够讲清楚的。他出这个题目的目的，不是为了听到一个最好的回答，而只是为了让我们不断思考。历史，很多时候是没有准确答案的。但一个反复推敲过的答案，和一个凭直觉得出的答案，是明显不同的。
戈德的要求与日俱增。
第三篇论文，是任选一个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他是怎么变成“新”知识分子的，写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戈德说，为了保证每一句话都有出处，每句话你们都要做脚注，标明自己是从哪本书的哪一页得到这个观点的。完全是自己所想，就在脚注中标明“我自己的想法”。而“我自己的想法”，是越少越好。
戈德这样要求，就是让我们写什么都不要带成见。自己不论有什么观点，都要先听听别人是怎么说的。知道别人是怎么说的，才能知道自己的观点值不值得说。
我写的是鲁迅。
按照戈德的思路，我必须先忘掉自己头脑中早已存在的鲁迅的画像，而必须在我掌握的资料的基础上重新构建。
我照做了，其结果是大跌眼镜。
原来，这个神一般的人物，在日本的医学院曾是个成绩不佳的学生。他的弃医从文，确实有“医治人心灵”的责任感所在，但倘若他从医，很可能是条死胡同。这个传说中的道德楷模，从医学院退了学，却继续拿着清政府的留学生资助。他服从家族的包办婚姻，却把自己的合法妻子冷落空房。与许广平一起生活时，也不和原配离婚。
鲁迅的创作，在起步阶段并不顺利，曾经搁笔多年，到了35岁才声名鹊起。在此之前，他的读者，主要是圈子里一些籍籍无名、却有野性甚或匪气的青年。青年中的激进派认为，他不可理喻，只会写黑暗不会写光明，看不到工农大众的优良品质。京派作家和学者们则认为，他是一个病态的人，所以，他们经常在文章里向他叫板。就连他的母亲也不爱看他的作品，却喜欢张恨水的畅销书。
英语世界最具影响的鲁迅研究专家威廉·莱尔（威廉·莱尔（William Lyell），美国鲁迅研究专家，著有《鲁迅的现实观》（LuHsuns Vision of Reality㊣），也是鲁迅作品译介者。正是因为他的译介，鲁迅才为英语世界了解和熟悉。）曾耗费近二十年的时间翻译鲁迅的作品，论述鲁迅的思想，并为鲁迅立传。莱尔认为，鲁迅生活在缺乏“诚”与“爱”的社会里，面对的是缺乏同情心、麻木冷血的民众，他试图通过小说来唤醒“铁屋子里的人”，但经常陷入“人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尴尬境地。莱尔评论说，鲁迅是个在人群边上彷徨，并偶尔呐喊助威之人，是参与者而不是领跑者，是思想家而不是行动派。
也许，莱尔是对的。
鲁迅确实是了不起的作家，但他的“革命”形象，是“革命者们”创造出来为“革命”服务的。其实，鲁迅一生要颠覆的就是这个东西。他把生命看作一个过程，在不断变化。他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会给出确定性的一面，也会给出不确定性的一面。实际上，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从来不用“是”或者“不是”。比如，有人向他咨询要不要结婚，他说，年龄大了得结婚，但是结婚有结婚的问题，不过你不结婚你就不知道这个问题，那你还是结婚吧。他对革命对社会也是这样。他主张行动，但行动派内部出了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反对。
鲁迅在北京当了十几年的公务员，但他烦祭孔，就去大学当了老师，到了大学又觉得不爽，最后，他发现自己只能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他每年都要翻译两三本书，翻译，对他是输血，是接近新鲜的东西的路径，他警示自己不要成为过去思想的奴隶。他就这样不断地自我流放，不断地自己否定。
渐渐地，我原先脑海中的鲁迅图像破碎了。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鲁迅，一个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鲁迅，一个与主流叙事中的鲁迅不一样的鲁迅，一个有骨头也有血肉的鲁迅，一个让人很是敬仰也很是讨嫌的鲁迅。他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不是什么，也没有成为什么。
我写道，这样的鲁迅，才是曾经的存在，才是永远的存在。他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是那个年代的“新”知识分子，也不是什么“新”知识分子，甚至不能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形容他。
本以为自己的论据还算全面，观点也够深入，但我又写砸了。分散我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以至脱离了戈德的问题。戈德质问：“为什么不写影响鲁迅的知识分子是谁？跑题！”
这门课，成绩八成是毁了。
发愁也没用，只能阿Q一下：尽量多学东西，多享受吧。
可这享受，还真不好找。
戈德布置的下一篇论文，问的是“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吸引早期的知识分子的？”
熟悉了戈德的套路，我知道，这不是“人民选择了我党”就能解释清楚的。
看了好几本书，得到的解释，都让人心烦意乱。
知识分子们最初学习西方，是希望能够借鉴西方的民主经验。不过，西方在吸引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在侵略中国。知识分子不愿把“侵略者”拜为自己的“老师”，也对“侵略者”的理论产生了怀疑。而在中国内部，因为各种社会尝试的失败，他们看不到出路，很抑郁。
这时候，十月革命成功了，***们激动了。其实，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了解呢？早期的党员，鲜有人真正读过《资本论》，但《共产党宣言》就已经让他们热血沸腾。马克思主义讲了怎么建立社会主义么？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么？那时候，能搞清楚的人很少。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可算找到了一个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军阀的“好老师”了，能帮助中国像俄国一样振兴了。这位老师，也许确实好心，但并没有指出一条明道。
文章交上去，戈德依旧毫不客气：你看《资本论》了吗？
让我烦心的不止如此。戈德说过，我被自己之前的老师洗脑了，学到的是被简化、被美化的历史。
然而，我现在读的这些西方人写的历史，不也是一种被简化的历史吗？不也是一种洗脑吗？西方历史学家掌握的史实，可能比中国人自己所罗列的，要更详细，更确凿。他们的论证过程，也可能更严谨，更扎实。但他们就算是一心向学之人，也难免从西方的视角看中国，用西方的标准要求中国。看到的，可能是树木而不是森林；表述的，可能并没有顾及中国国情。而我，可不想被拐带歪了。
戈德似乎体会不到我们的痛苦。他上课，经常是随心所欲，挥洒自如。原计划讲丁玲，但当有同学问起丁玲的那个小情人胡也频，这节课就改讲胡也频了。
有节课，他让每个同学轮流讲自己的心得。然而，才三个同学讲完，他就兴致大发，一个人点评到下课。
戈德临时想起某个图片、视频、纪录片或是访谈，会当场在You Tube上搜来给我们看。若是没搜到，他甚至会撂下我们，跑到图书馆去借光盘。
每次下课，他把我们的一沓论文往桌上一搁，扬长而去；留下一群人，围着圈，心急如焚地翻找自己的文章，遮遮掩掩地读着评语，黯然神伤地离去。
我去他的办公室找他，他会喋喋不休地讲上半个小时。我明天要交的论文还是一团乱麻，他却在大力推荐一本与课程无关的书，站到凳子上，踮着脚，从书架顶上取来递给我。我抚摸着书脊，从头到尾翻翻，心不在焉。出了他的办公室，却见正在等候的一串同学，个个都是愁眉苦脸。
戈德布置的倒数第二篇论文，是写一篇记叙文，讲“文化大革命”前知识分子的处境。
读的史料很是压抑。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但相关的英文文献可所谓汗牛充栋，可以刻画的知识分子也是不胜枚举。
交论文的时候，我偷偷扫了几眼其他同学的论文，顿时面无人色。因为，有人写的是沈从文的遭遇，有人写的是胡风的悲剧。
怎么回事？
啊，我突然想起来，戈德要求的是记叙文，而我写成了议论文。
最后一课，我看着戈德身旁那沓将要发下来的论文，心神不定。戈德神采奕奕，在讲期末论文的要求：6页纸，在考试结束那天的中午12点前交到他的邮箱。
“不要拖到12点1分啊，”他笑道，“不然，你就不及格了。”
他又缓和了口气，说：“这学期让大家受苦了。不过，请不要把我记成奴隶主，因为我也是和大家一块儿受苦的人。”
那一刻，真是化腐朽为神奇。所有熬过的夜，都一笔勾销了，所有苛刻的评语，都瞬间消逝。
上一篇作文的评语，当然还是要看的。
“啰唆。A."
我像触了电一般，全身抖着。身旁的一个美国同学，正在拥抱戈德。两个中国同学，正在悄悄议论着什么。我飞快地折起论文，放进书包里，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教室。
一直进了宿舍，我的手还在微微发抖。
我把记叙文写成了议论文，本以为又是一个“跑题”。没有想到，戈德是个恩威并重之人。他关心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
但我又犯错了。
戈德的期末论文，我熬夜写成，在截止日期的11点50分发给他后，一头扎进了洗手间。
回到电脑前，我却发现，邮件被退回来了。
我把戈德的邮箱地址写错了。
邮件再次发出，时间是12点3分。
我昏昏沉沉地晃荡着，泡了一个长长的澡，混了一口毕业生学姐的酒喝，然后，坐上公共汽车在山里颠着，欲哭无泪。
回到宿舍，已是月色朦胧。再次打开邮箱，我看到戈德的一封五段长的回信。我只是读到了开头的“我知道”，就开始流泪，看不清后面的字了。
我定了神，再去读。戈德把一学期都三缄其口、惜字如金的肯定之语，在此都绰绰有余地补齐了。
我决定再跟他上一门课。
高级课和初级课的区别，就是阅读量和写作量都增大了一倍。不过，论文题目可以自己选。
戈德每周留一本书，有时，也允许我们在他的书单里自主选书。比起初级班的阅读内容，我们读的不再侧重史实，而是有更多的引申话题。
柯文（柯文（PaulA.Cohen），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中心观”的提出者和实践者。）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in Three Keys：The boxer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让我对历史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柯文把义和团打洋人的这段历史，从史实版、经历版和神话版三个视角进行了阐述。
按照柯文的理论，任何一段历史，都会演变为三个版本。历史学家们苦苦追寻、但永远无法达致真相的，是“史实版”。学校课本中讲的、新闻里播的、主旋律纪录片里演的，是为当下政治服务的“神话版”。而当事人亲历的、亲戚朋友讲的、小道消息听来的、戏说剧里看到的，是“经历版”。
大部分公众，是在神话版的历史教育中长大的。但是，等他们忘掉了课本中的教条，就会或多或少地活在经历版的世界里。即使历史学家中，也不乏走神话版路线、却以学者自居的。而就算是一心探求纯粹史实的历史学家，也很难完全摆脱经历版的影响。他们只是在追求一个相对的真相，一种相对的公正，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正确的。
我释然了，也知道按照柯文的说法，我小时候死记硬背的，是神话版历史。
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就像美国小孩子从小学“人人生而平等”开始，学美国的光荣梦想，长大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场“蒙蔽”而已。于是，一群幻灭之人发发牢骚，逃避现实，小题大做，凭空弄出不少吸引人的经历版历史。
广为传播的历史往往是胜利者书写的，在哪里都一样。而历史学家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追寻的过程。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有局外人的超然，有苦行僧般的坚韧，否则，既谈不上发现真相，也谈不上追寻公正。特别地，他们必须明知自己只能影响很少很少的人，只能弄清楚一部分甚至一点点真相，也必须得献上十二万分的努力。
《历史三调》让我察觉到，自己真不是当历史学家的料。
历史是复调的，往往是越清晰、越有条理，离真面目就越远。是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典籍或真伪难辨的故纸堆里，将一个一个的碎片连缀起来，还是去甄别学者和专家的历史良心，审视他们想象与阐释的空间，是个问题。何况，对于历史本身，无论是事件的亲历者、记载者还是未来的旁观者，都会因为价值观的导向性和思维的可塑性而陷入迷沼。
但是，我庆幸自己能有机会用局外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国家历史的一些片段。而且，柯文也说了，什么样的视角都不是完美的。揭露“内幕”的故事，无论多么骇人听闻，也不应主导思维。关键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和《历史三调》一样令人难忘的，还有一本讲“文化大革命”的书。作者在把施暴者的残忍写得极度露骨之后，却话锋一转，理性地分析起群体施暴的心理原因和社会原因，让人毛骨悚然。
人们经常将历史的“黑”归咎于大人物，是的，大人物应该负责，但大人物负责，不等于小人物可以不负责。人是天使，也是野兽，在“黑”的时刻，为什么你善良的一面没有坚持，邪的一面却被唤醒？既然你表现出来的是野兽，那么，只能将你归为野兽。
牛顿曾讲：“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在群体中，个人可能丧失独立的思想而被群体的思想所左右。当群体思想极端化的时候，民众的恐惧或愤怒有可能失去控制，并转变为疯狂而可怕的力量。
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不止一次地见证过这种疯狂而可怕的力量。
我想起科恩耿耿于怀的法国大革命，闪现在脑海里的，是一幅幅和“文化大革命”何其类似的场景：阴森恐怖的断头台、盛满首级的箩筐，还有嗜血成性的民众。
在《双城记》里，查尔斯·狄更斯是这样描述的：
死亡之车在巴黎街上隆隆驶过，声音空洞而刺耳。六辆死囚车给断头台小姐送去了那天的美酒。自从想象得以实现以来，有关饕餮颟顸不知饱足的种种恶魔的想象便都凝聚在一个发明上了，那发明就是断头台。然而在法兰西，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土壤和气候，却没有一棵草、一片叶、一道根、一条枝、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的生长成熟条件能比产生了这个怪物的条件更为一成不变的了。即使用类似的锤子再把人类砸变了形，它仍然会七歪八扭地长回它原来那受苦受难的模样。只要种下的仍然是暴戾恣睢与欺凌压迫的种子，那么结出的必然是暴戾恣睢与压迫欺凌的果实。
很恐怖，但很逼真。
上文学课读《双城记》的时候，我虽然清楚故事是虚构的，却依然为故事里的人和事而感动，为正直善良却悲哀无助的马奈特医生而心痛，为才华横溢但醉生梦死的卡尔顿律师而落泪，为因为仇恨而嗜血成性的德法热太太而叹息。
但上了戈德的课后，我再读《双城记》，却感觉是时代假借狄更斯的手记录下了这一切。对于我，《双城记》不再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也许，科恩是对的：文学，也是历史。
戈德特别推荐我看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孔飞力（Philip A.Kuhn），美国著名汉学家，《叫魂》（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of1768㊣）为其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的《叫魂》。
《叫魂》讲的是乾隆盛世的顶峰时期的一个片段。那段时间，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叫魂冲击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
在《叫魂》的终章，孔飞力写道：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忌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孔飞力的述说很惊悚，文字却很优美。
作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之后第二代汉学家的典范之一，孔飞力和史景迁（Jona than D.Spence）、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被称为“汉学三杰”。就阅读而言，我很喜欢《叫魂》，也很喜欢史景迁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和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社会的暴乱》（Strangers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总感觉他们笔下的历史和我过去阅读过的历史很不一样。
怎样“不一样”？
史景迁擅长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历史，在他的述说中，历史是历史，更是故事。华丽曼妙的文笔，独具匠心的剪裁，生动细腻的描述，让史景迁的“故事”成了最“好看”的历史。而魏斐德曾经的理想是成为小说家，在哈佛求学期间，就出版过三部小说，他把小说家的想象和历史学家的精细结合在一起，以至史景迁称他为抒情诗人和秘密活动家的迷人混合体。
让人望而却步的历史，在他们笔下，却让人不忍释卷。
看他们的历史著作，让我有了一种明悟：历史，也是文学。
同时，还有一个困惑：我们自己的孔飞力、史景迁和魏斐德在哪里？
到了期末，戈德开始用孔飞力们的标准来要求我们了。期末的论文题，就是让我们用一手资料，自己写一段历史。
手头的资料有限。感兴趣的几个题目，只有久远的报纸上的几篇小文支撑，其他，都是二手资料。
我想起了科恩，灵机一动，觉得自己可以在浪漫主义的余晖下，重新读一读徐志摩的作品，如此，也算很丰富的一手资料了。写个小传，也算是历史，应该不那么难吧。
戈德不太感冒，警告我不要把历史写成评论。
资料确实很丰富，除了那么多诗，还有日记、书信、情书、吊文。而我也多少摸清了戈德的喜好，终于一稿过关了。
在我的叙述中，徐志摩不是传统印象中那个不着调的浪漫青年。作为哥大政治系科班出身的学者，他的政治见地其实比当初很多或“左”或“右”的人物都要偏激。他厌恶美国的民主，也自以为窥到了苏俄蓬勃外表的里层，看透了乌托邦理论的脆弱。他很早就看见了学者参政的必然悲剧，但在动荡的局势中，他也不完全是明哲保身的小资。就像华兹华斯希望用诗来抚平社会底层的创伤一样，他也希望自己的创作不仅有文学上的追求，而且有切实的社会意义。
但毕竟因为生活的经历不够广，公子哥的习气又作怪，他始终离理想的距离很远。那场让他早逝的空难，对他来说其实是幸运的。他同时代的人，后来都面临着在政治派别中的艰难选择，或是压抑思想，或是漂泊海外。选哪条路，对他这样一个爱国却又崇尚自由的人，都很悲凉，还不如在人生精彩之时戛然而止。看看当年左翼作家的结局，再看看他简简单单的“好好过生活”（havea life）的倡议，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思想其实颇具超越时代的意义。
戈德难得一笑，用他自己的方式赞赏道：“下学期想不想跟我上节独立研究课？研究什么都行。24小时内把提案交给我吧。”
回到宿舍，我又找出了他有关中国穆斯林史的一部专著。他在专著中，将他对中国西北穆斯林的研究置于对“民族”之类的学术“话语”的反思和质疑之中，在他的描述中，中国西北穆斯林社会是一个具有二元特征的社会：既是一个缺乏伊斯兰社会调节机制的穆斯林社会，又是一个缺乏传统“中国”社会调节机制——尤其是士绅阶层的中国社会。
在课堂上，他从没提过自己在中国做过穆斯林历史研究，也不曾要求我们读他写的著作。但是，我知道，他的著作，尽管只有英文版，在中国史学界却有很大的影响。研究者评论，说戈德在英语世界中比“其他任何人更熟知中国穆斯林的历史”。
一个令人钦佩的老头儿。
他帮助我矫正了自己对中国社会有点刻板有点单调的印象，多了点国际视野。他让我明白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写历史又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仍然决定，不再把历史作为自己的备选专业。
因为，我知道，我虽然也算是一个认真的人，但我的认真，还远远达不到他所要求的那种高度。何况，上了他一年的课，我多多少少也明白，即使那些像他一样——从新的视角解构主流叙事，从既定的事实找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专业化”的历史学家们，也不一定能达致“求真”的最终目的。因为，“真”虽然存在，但不一定属于地球。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在美国学到的中国历史中，有不少是苦难，是屈辱，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心是刺痛刺痛的。历史（history)这个词在英文里可以分解成两个词，即“他的”（his）和“故事“（story）。”他的故事”到底是谁的故事呢？强权者的故事，草根的故事，还是历史学家的故事？但无论是谁的故事，我学到的历史是我的故事，最起码是我的先辈的故事。和故事的主角，我有着永远也割不断的血缘，理不清的恩怨，我不能改变血缘，但可以忘记恩怨。有不刺痛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去寻找刺痛。历史，意味着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我没有按照他的希望提交提案，而且在此之后，就也没有去找过他。最开始是没有回过神来，不知道怎么回复。后来，是越拖越不好意思去找他了。
这一拖就是一年多。
毕业后，我写了“重拾联系人”的邮件，顺便问起他一直在做的研究。
他的邮件回复近2000字。除了谈他写的那些没有多少人读的书，畅想他一年后的退休生活，基本上还是一篇洋洋洒洒的“我知道”：
我知道，你有你的兴趣和爱好。你后来没有把精力放在历史上，我很遗憾，也很理解。每个历史教授都知道，一辈子能教出一两个认真的历史学家就不错了。但我的职业病，就是对自己喜欢的学生，都拿认真这个标准套，标准可能有点高，可能吓跑了不少人，其中，说不定还有史学天才。哈哈。……现在，如果你能在学法律之余偶尔读几本史实版的历史书，我就很满足了。……史实经常不美，也不可能美，因此，我们经常生活在经历或神话中。对于爱思考的你，一面是和美有距离的史实，一面是和史实有距离的经历或神话，可能会有迷茫甚至痛苦。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回信该怎么说呢？
我想告诉他，我也许养不成读史书的习惯，但他的课，却把我变成了一个怀疑论者。怀疑不是问题，但沉浸在怀疑中就是问题了。我需要怀疑，也需要理性的精神、乐观的情绪和建设性的态度。
我还想告诉他，跟了他一年，我自觉厘清了美式教育和中式教育的区别，也自觉清晰了学习的真谛：学习，就是把自己的脑袋灌满，然后把脑袋清空；就是在河流里寻找金子，然后把金子打造成首饰，最后丢掉首饰，只留下方法和逻辑。
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告诉我能力是怎样通过不背书不考试而培养的。知识不是力量，能力才是力量，我不可能好书读遍，但要知道何处寻书。我不可能把世上的知识学尽，但要知道怎样去学。我可能写不出好的论文，但要会鉴别什么是好的论文。
他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严厉而宽容，他的课耗时耗力。但他也会让在压力下濒临崩溃的学生有一张安全网，让在压力下坚挺执着的学生有向上爬的梯子。他让成不了历史学家的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历史。
但是，我没有说这些。
我的回信，只是祝他退休愉快。我玩笑道：您走了，我们学校的排名说不定又要下降了。
我还说，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写一本MC史，聚焦它的排名怎么老是往下掉，以至我申请法学院时特别害怕人家不理我。您是历史学家，又是MC一部分历史的角色扮演者和亲历者，您写的，会是史实、经历还是神话？我很是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