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说：“你不要整天攒着眉，人人欠了你五百吊似的。你运气够好了，虽然是乳腺癌，却是早期。安姐那样才闹心，本来是良性，没想到癌细胞转移了。”
我盯着她重又灰蒙蒙的眼珠，不晓得说什么好。我知道她这是逗我开心。可是我怎么开心得起来？“我没事，我挺好，”我垂着眼睑说，“也许是化疗后遗症，整天疑神疑鬼。”
“你明白就好。”她舔舔厚嘴唇，“不过我得纠正你，人的魂儿不是二十一克，而是五斤。”
“好吧。”我笑着说，“你体重比我沉，魂儿也比我沉。”
回到病房，宁蒙正轻声轻语地接电话。我说谁啊，这么晚了还骚扰别人。他怯怯地瞥我一眼连忙掐掉。我说把手机拿过来给我看看。他犹豫了片刻。我走上前一把抢过手机。他愣了会儿，然后嘴里嘟囔着推了我一把。我根本没想到他会动手，踉跄着跌到床边。他慌里慌张地跨过酣睡的臭脚来搀我。我顺势从他手里抢过手机，狠狠朝墙上摔去。
手机破碎的声音在夜里那么响。华妃先醒了，她摸摸头上的蔷薇一惊一乍地问道：“我的妈呀，氧气瓶爆炸了，还是地震了？”
宁蒙低头走出了病房。他没有再回来。如果他在街上冻死了，那么，就让他死吧。
七
“你们这些年轻人，总是为了屁大点的事动肝火。”第二天中午了，华妃还在唠叨我，“他容易吗？在家里哄孩子，在医院哄你。你就不能让他省点心？”
野象给我带了罐蒜末海带丝，她说滴了好些香油，最是下饭。然后试探着问：“晚上……我请你看演出吧？”我问什么演出，她支支吾吾起来。我看着她扭捏的神态忍不住笑了。她两眼放着光问：“你答应了？太好了！晚上七点半，我在医院门口等你。记得打扮得漂亮点。”
我没怎么打扮，精心打扮的是华妃。她穿了件华美的旗袍。旗袍有点皱，让她簌簌地站在秋风里时老忍不住用指甲蘸着吐沫抹一抹，再拽着布料抻一抻。我很好奇她的乳房为何那般高耸圆润，却没好意思问。“你说，她会不会请我们看歌剧？收音机里说，今晚燕山剧院有黑山歌剧团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但她马上把自己否定了，“野象那么小气。”她用唇膏狠狠地刮弄着嘴唇，“最大的可能就是请我们看场二人转。唉，她向来既俗气又没品，毕竟只是个清洁工。”
本来翠翠也要带臭脚来，后来华妃对她耳语一番，她才嘟囔着留在病房。见到华妃时，野象有点吃惊，不过也没多问。华妃倒是拉着长音说：“要是看二人转，我这旗袍就白穿了。”
野象闷头闷脑地乜斜她一眼说：“穿着旗袍去泡迪厅，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呢。”
说实话我没想到野象会带我们去迪厅。这辈子我去迪厅的次数屈指可数。估计华妃也是如此。在门口检包盖荧光印章时，华妃出了点意外。她死活不肯让保安保管那把陈旧的瑞士军刀。后来我和野象不得不将她揪到一旁。“这把瑞士军刀是我前夫送的，我一直带身边，要是保安弄丢了怎么办？”华妃撅着嘴说，“没准他们看着好，自己就私藏了。”我跟野象好说歹说，她才恋恋不舍地把军刀递给保安，又逼着人家打了一张欠条。
里面的人真多啊。野象给我跟华妃找了两个座位，又给我们点了饮料，然后悄悄离开了。华妃坐在高凳上，不时抻拽着旗袍袖口。谁也不会料到，我们是两个没有乳房的女人。
“太吵了。”华妃说，“简直比学生出操还吵。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像我们一样的人。”
“我就知道，这笨女人根本不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好地方。”
“我挺喜欢这儿的。”
“喜欢个屁。一群乌合之众。”
野象很久没回来。我跟华妃就傻傻地盯着那群跳舞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分不清是男是女的人。“你想喝啤酒吗？”华妃问，“我以前一斤老白干不在话下。”我说这里的酒很贵。她不屑地瞥我一眼：“瞧你那小家子气。”
我们就喝起了啤酒。我很久没喝了。我记得以前没意思了，就跟宁蒙在家里喝酒。他喝不过我。想到宁蒙时，我的酒就喝不下去了。
“我的乳房漂亮吗？”华妃嬉笑着问，“是不是很性感？”
“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你戴了什么玩意？”
她说：“你不知道吗，医院食堂的白面馒头，蒸得又圆又大又软。哎，我真是‘皓腕高抬身宛转，销魂双乳耸罗衣’啊。”
我们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着，场子的灯光忽暗下来，人群也静下，然后光柱尾随着音乐摇摆到一根钢管上。我们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那根明晃晃的金属钢管旁，站着一位超级肥胖的女人。她有头蓬松的栗色头发，一张宽阔猩红的嘴巴以及两只大力水手才有的臂膀。她身上裹着件镶嵌着无数金属箔片的黑纱衣，站在那里，仿佛美艳的菲律宾女佣。
“她、她……是野、野象吗？”啤酒沫沿着华妃的嘴角喷出来，“她疯了吗？”
“是她。”我抚着胸口说，“我们最好先溜到那边，防止她从台上跌下来。”
可我们都没动。我们看着野象随着音乐开始扭动她肥硕的臀部，看着野象绕着明晃晃的钢管风姿绰约地抛媚眼、抖乳房，间或微微抬起她大象般的前腿。她或许以为她还是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在平衡木上做狼跳或霍尔金娜后空翻？当我看着她双手艰难地握住钢管，左腿直立，右腿和左腿劈成九十度角时，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厉害啊……”华妃咂摸着嘴说，“我们给她加油吧！野象野象，宇宙最棒！”
我就跟她扯着嗓子喊起来。可我们的声音太小了，很快就被全场疯了般的口哨声、掌声和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淹没。如果没记错，野象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双手托住乳房，双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劈叉。我一直没想明白她为何不双手撑地，好让粗圆的膝关节有个更稳妥的支点。当她面色潮红地站起来时，我看到她的黑纱裙被撕扯开一角。她缓缓地从舞台上走下来时，有人伸手去摸裸露出的大腿。她浑不在乎，在明灭的霓虹灯下，穿过涌动的人群朝我和华妃一点一点挤蹭过来。
“一晚上四百块钱。”野象得意地喝着啤酒，“我可是这里最受欢迎的舞者。”
我跟华妃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开心吗，大美人？”她的鼻孔还剧烈喷着热气，“没想到妹妹有这一手吧？这个迪厅的老板邀请了我三次，我才赏脸光临呢。”
我敬了她一大杯喜力。我确实很开心，却也无比难过。我突然想起她说的那个灵魂，那个随着野风流浪，在马背上跟跳蚤聊天、或许重达五斤的灵魂。
八
对于那天晚上的迪厅之行，我跟华妃都保持了沉默。翠翠一个劲地盘问我们到底看了什么精彩演出，后来华妃撇着嘴说：“无聊得很，就是赵本山的徒子徒孙们演黄色二人转。”
野象见到我时，杵着墩布羞涩地笑了。我朝她伸出大拇指，她咧着大嘴扒拉掉我的手，瓮声瓮气地说：“记得下次给小费哦。”
可是一个人时，仍然会想起宁蒙。我母亲打电话说，你怎么让宁蒙先回来了？一个人在医院能行吗？要不我下午就过去？我说不用了，这里有很多姐妹，还是让宁蒙在家好好照顾孩子吧。再说这是最后一次化疗，两天后就彻底出院了。母亲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回家后静养就行，以后定期检查。华妃也要回县城了，那件旗袍她穿了好几天才肯脱下来。翠翠就更高兴，他们家的栗子今年收成不错，她还极力邀请我们明年春天去山上看栗子花，据说万里飘香。我们还约定，以后有空了互相串串门，毕竟住院住出来的好姊妹，是同患过难的。可我也清楚，只是说说而已。那天我看报纸，那个总是戴着墨镜的香港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常遇到些人，他们在特定的时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记忆深刻，然后他们就消失了，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说得没错。
出院的前一天晚上，野象说请我吃牛排。那家餐厅我知道，是快餐厅，以物美价廉著称。我在那里坐了良久，她才气喘吁吁地从门口进来。让我惊讶的是，除了她自己，还有个男孩。那个男孩坐在轮椅上，远远地就朝我招手。
“叫阿姨。”野象对孩子说，“阿姨是医院里的菩萨呢。”
男孩只歪着头笑，嘴角不时流出涎水。野象掏出手绢麻利地擦掉，这才跟我面对面坐下。
“这是谁家的孩子？”我忍不住悄声问，“他得的什么病？”
野象好像并没有听到，而是继续挺着腰板耸着巨乳有板有眼地点餐。等服务员离开，她才小声说道：“他生下来时难产，结果头部受损，得了脑瘫。除了不会走路，他什么都懂。乖乖，给阿姨背首唐诗。”
男孩抬起下颌，将小手老老实实地背到身后，开始有板有眼地背诵起《静夜思》。他大抵背过很多遍了。背完后他佝偻着掌心定定地瞅着我。野象赶紧往他手心里塞了粒奶糖。
“是你亲戚家的孩子吗？”
“不是。”她久久地盯着我，“他是我儿子。”
我一时不晓得说什么才好。据我所知她还没有结婚。我斟酌着问：“孩子的……父亲呢？”
她灰蒙蒙的眼珠更暗了，“他没有父亲。”她的牙齿咬噬着厚厚的嘴唇再次重复了一遍，“他没有父亲。”
她只是说了这么一句，就扭头去给孩子擦涎水。我思忖半晌方才嗫嚅着说：“认识你这么长时间，‘野象野象’地叫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她嘿嘿地笑着说：“我姓鲁，我叫鲁叶香。你叫我叶香就好了。”她有些羞涩地说，“我还没结婚，叫叶香小姐也成。”
孩子能自己吃牛排。他用刀叉有条不紊地切割着牛排，仿佛是个技艺精湛的厨师。“我常带他来，”野象目视着孩子说，“为了他，我什么苦都吃过……”
那是顿难忘的晚餐，野象和她的儿子总共点了四盘七分熟的牛排、两份水果披萨和六个冰激凌。她本来还想点一瓶红酒，可是被我拒绝了。她也就没再坚持。她儿子饭量委实不小，她时不时地抚摸着他焦黄稀疏的头发，犹如一头疲惫的母象爱抚着一只羸弱的、永远只能坐卧的小象。他的眼睛和她一样大，只不过瞳孔亮晶晶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野象。宁蒙早晨来医院接我时，野象还没有上班。已经是秋天了，我在家一心一意拆洗衣物棉被，然后将阳台晒得满满的，连阳光都射不进来。我曾经接过华妃的电话，她说她去上班了，如果再见不到那些可爱的孩子，她肯定会得抑郁症。快立冬时，我还接到了安长河的电话，他吞吞吐吐地说，安姐已经过世了，过世前她给我们病友每人留了份礼物，等有空了，他会专程开车送过来……我握着手机，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是眼泪流个不停。我已经很多年没流过眼泪了。
我跟宁蒙还是老样子，整天说不上句话。他开始接些活计，专门给人雕刻佛珠，或者将檀木手串卖给摩托车俱乐部的哥们儿。尽管报酬并不丰厚，总比游手好闲强些。有天晚上他的左手不慎被刻刀割破，血流满了手背，我慌忙翻找云南白药和纱布，帮他细细包扎起来。当系好最后一个丝扣，他突然用右臂抱住我的腰，喘息着将我硬生生地按到沙发上。他的力气还是那么大，让我不禁眩晕起来……当他的嘴唇犹豫着亲吻上我扁平的胸部时，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摩挲着他短短的头发。灯还亮着，我茫然地盯着屋顶。屋顶上有条裂缝。我仿佛又看到那个无所不能的人。他还是个孩子的模样，蜷缩在玛利亚的怀里，满脸的焦灼不安。
等宁蒙睡下，我简单冲了个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很少看电视。可是那天我调到市台的广告频道时，再也没有换台。那是则不停滚动播放的痛风广告。一个花枝招展的胖女人对着镜头傻乎乎地说：
“我得痛风三年了，双膝疼痛、僵硬、肿胀积水，蹲不下去，站不起来，上下楼还得斜着身子走，每个月要靠输液和吃药控制病情。由于病情恶化，医生建议我置换关节，在这焦急绝望之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丈夫在台湾的联谊会上通过战友知道了蚁王痛风舒胶囊……”
接下去，无非是通过吃胶囊痛风得到根治。为了验证医疗效果，女人还扭起了东北大秧歌。她的四肢如此庞大笨重，舞动起来犹如一头灰扑扑的大象在音乐声中滑稽地起舞。舞着舞着她忍不住咧开大嘴笑了一下。
说实话，那是我漫长、卑微、琐碎的一生中看到过的最动人的笑容。
（原载《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