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新桂系统一广西，执掌了广西军政大权。虽然当时省内满目疮痍，百废待举，所幸兵燹暂息，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各种建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927年冬，为了提高省内文化水平，以实用科学为基础，培养广西建设事业的各项必需人才，广西省政府决定筹办广西大学，地址选在梧州的蝴蝶山。
创办广西大学的宗旨，是为保卫中华、发展广西培养人才。这不能不说是新桂系主政后的远见卓识。
追根溯源，广西桂系可分为新、旧两桂系。旧桂系亦称桂系军阀，以陆荣廷（1856—1928年）为首。陆荣廷，广西武鸣人，少时贫苦，讨过米，要过饭，做过绿林好汉，逐渐坐大，后投靠清廷，1907年镇南关一战更添资本。辛亥革命后，广西宣告独立，陆荣廷等人打出“桂人治桂”的旗号，排挤非广西籍朝廷命官，最后任广西都督，独揽广西军政大权，确立起在广西的统治。1916年，趁护国战争之机，陆荣廷有“再造共和”之功，被任命为广东督军，次年又任两广巡阅使，至此，其已控制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握广西、广东军政大权。在陆荣廷统治广西的十年时间里，尤其是在执政之初，他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施政措施，虽然经济发展乏善可陈，但社会秩序还是得到一定的安宁。
新桂系代表人物早期为李宗仁（1891—1969年）、白崇禧（1893—1966年）、黄绍竑（1895—1966年）。在1920年以前，他们还是“陆老帅”手下默默无闻的下级军官。1921年，孙中山先生派粤军陈炯明进兵广西，击败陆荣廷，旧桂系瓦解。次年粤军撤回广东，广西即变成无政府状态，社会大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些年轻军人，通过创建定桂军、广西讨贼军，逐步起家，1924年驻玉林、梧州桂系首领李宗仁、黄绍竑，接受广州军政府领导，投靠孙中山，借助于广东革命政府，汇合各股力量，从六万大山和梧州杀将出来，率部讨伐旧桂系，经过1924年和1925年讨伐陆荣廷、沈鸿英的两次战役的胜利以及将唐继尧的滇军驱逐出广西，新桂系夺得了广西军政大权。至此，旧桂系覆灭。
广西统一后，新桂系正式归附广州国民政府，接受国民政府领导。随后，黄绍竑留守广西，李宗仁则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先后在两湖战场和江西战场作战，战绩卓著。北伐后期，李、白、黄已分别在武汉、上海、南宁等地登上中国的政治大舞台：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白崇禧任上海卫戍司令，黄绍竑任广西省主席——当时称“广西民政长”。
这些年轻的广西统治者，出身于军校，受过一定的教育。李宗仁读过广西陆军小学堂、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白崇禧先后入广西陆军小学堂、广西省立初级师范，辛亥革命参加“敢死队”后，就读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黄绍竑1910年进广西陆军小学堂，辛亥革命后就读武昌陆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在1925年广西统一时，李宗仁34岁，白崇禧32岁，黄绍竑才30岁。这些年轻的广西统治者，读过书，接受过新思想，有理想，有追求，比起他们的上一代旧桂系，更雄心勃勃，在军阀混战、弱肉强食的年代，想加强广西经济和文化建设，巩固已取得的政权，争取以实力与各路军阀抗衡，当然是新桂系梦寐以求的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李、白、黄环顾邻省都有大学，唯独广西没有高等学府，八桂子弟负笈京、沪、粤、汉各大学攻读，多感不便。为培养建设广西人才计，于是，筹建省立广西大学提上议事日程。
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之前，中国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学而优则仕，虽然说科举考试是“独木桥”，但它能存在1300多年，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只是到了清王朝晚期，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貌似强大的清王朝毫无招架之力。外国列强知道了大清帝国看起来是庞然大物，其实也不过是“纸老虎”一只，对中国从原来的仰慕变为轻蔑。
战争失败，外国列强每每有所欲而来，得其所欲而去，划定势力范围，大有瓜分中国之势。尤其是日本见清王朝积弱不振，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中国竟被蕞尔小邦打败，割占我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后因俄、德、法三国干涉，才归还辽东。
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好像成了列强的“大管家”：既要保护西教，又要扶持西商，既向人民加税，还要防止人民反抗。于是，有志气、有见识的中国人，尤其是一些读书人和有抱负的官员深深感到，中国再不能这样子下去了，非变法不可。
但怎样变呢？一些仁人志士便来探求救国方略，虽道路不一，大致却分为两种：一种是改良政府。康有为、梁启超主张自上而下进行变法维新，君主立宪，求变的人辅助统治者，希望有个好皇帝，在制度和人事上做些补救措施。另一种就是彻底推翻清政府，求变的人要取代统治阶级，重新树立制度，安排人事，大有当年项羽初见秦始皇时的“彼可取而代之”之慨。
改良派变法的内容之一是搞立宪，兴学堂，力图变法图强。这期间，广西主政的官吏虽有开明与保守之分，但从史料上看，辛亥革命前广西的几任巡抚，总的还算是比较开明。
广西变法内容之一，就是轰轰烈烈办学堂。
1899年，巡抚黄槐森奏建体用学堂，这是广西办学之始，堂址设在省城桂林文昌门外，讲授中西之学，规模略仿广东广雅书院，课程则因经济科所举，内政、外交、理财、经武、考工、格致六事为目。经费岁支万金，聘请赋闲在家的原台湾巡抚唐景崧主办堂务（即校长），知府陈寿琯提调堂事。这是广西近代史上第一所中西结合的新型学堂，让广西青年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有了正式途径，这是广西新学的开始。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在逃往山西的路上，“（皇）上与载澜同一车，不食竟日，民或献麦豆，以手掬之，须臾而尽。天寒求卧具不得，村民进布被，上以帚当枕”（清赵炳麟《柏岩文集》）。想是一国之主的皇帝及太后，在路上缺吃少穿，受到极大的刺激，回京后便宣布推行新政变法。
王朝统治者是否真心变法图强，老百姓心存怀疑。但之后国门大开，西风东渐，维新派人士策动推行新政却是事实。1901年9月，清朝颁行新学制，下兴学诏，谓：“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翌年，广西体用学堂增建为广西大学堂。1903年（癸卯），学部鉴于各省大学堂成立以后，学生来源与程度颇成问题，除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外，将各省初办的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1904年（光绪三十年），巡抚柯逢时重修并遵钦定学堂章程，于3月改设广西高等学堂。到1913年，又有“大学堂预科”的名称，名义上具高校性质，但名不副实，到清朝覆灭，也于民国初倒闭，惟法政法堂改称广西法政专门学校，支撑到1929年，然规模甚小。
清末民初时期，广西全省只有1200万人口，2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当时田野不辟、森林不盛、工业不兴、矿产不开、交通不便、财货不富、民智颇低、文化也较落后。为了培养适用或应用人才，新政开始后，广西教育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从小学到中学、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得益彰、初具规模的现代教育体系。到1909年，广西共建成小学803所，中学14所。
兴办传授实业知识的实业学堂，是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早在1904年，巡抚柯逢时在梧州开办工艺厂，招收艺徒200名；又在桂林的桂山书院原址添设一厂，招收艺徒300名，学习生产土布、藤器、竹器及草席等。学成后，将艺徒分派各府、厅、州、县充当教习，以期逐渐扩展。同年，柯逢时在桂林开设罪犯习艺所，收纳习艺犯人120名，主要从事织布、织席、织草帽和打棕绳等民生日用品生产。1906年，思恩府知府彭言孝招贫民并拨罪犯400名开设工艺厂，从事卷烟、鞭炮及以艾粉熬冰片三种实业；庆远府知府王祖同“筹拨巨款”建立工艺厂，招收贫民入内学习制造壮锦等地方土特产。
最为活跃的是1906年在梧州长州创办蚕业学堂，招收本科生，定二年毕业，这是广西第一所实业学校。1907年又以边关一带土质也适宜于种桑养蚕，由太平思顺道庄蕴宽就龙州同风书院设立边防中等实业学堂。随后容县、贵县、隆安、左州、那马、马平等州县，先后设所讲习研究蚕业。1908年，张鸣岐设立广西中等农业学堂，取代农林试验场。该学堂先设预科，再分设农林、林业、蚕业和畜医四科。在张鸣岐的敦促下，广西地方建立实业学堂1所，学生49人；实业预科3所，学生32人。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教育也得到重视和发展。1907年，张鸣岐奏请在桂林设立土司学堂，负责培训土属政治人才。学生从土官宗族中择出年少聪敏、精通文义的土人按年选送，如无合格人选，再从旁支挑选。所需学费由所管府厅州饬各族自行筹解，不准向土民摊派。该校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兼法政三级。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实行上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取消，推行学校教育。随着当时的形势发展，广西向海外派出一批公费学生。截至1909年，广西官费派遣留学生，去往美国10名、法国6名、英国2名、德国1名、比利时1名、日本27名——为何向日本派出留学生最多，这是因为1905年，日本在中国的领土上打败了沙俄。这是黄种人第一次打败白种人，作为黄种人的中国人，心中受到极大的鼓舞，认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在世界上最好，留学生便以留日为多。1903年全国留日人数只有591人，到了1905年底，就增加到8620人。
留学西洋者主要学习农、矿、铁道、理财、财政等科，留学日本者则学习农林、蚕桑、染织、制革、工业、理化、铁道、警察、陆军、法政等科。
广西积极培养边防建设需要的大量军事人才，武备、法政教育也开始创办。于是，又出现一群清王朝的“掘墓者”。
及至1924年，中国已是改朝换代，清王朝被推翻了13年。当时任西江善后处处长的李济深（1885—1959年），打算在梧州市蝴蝶山上办一所高级中学，为此他曾和留美回来的盘珠祁硕士商谈过，而盘珠祁则主张办一所大学，并力陈种种理由，终于获得李济深点头称善。
李济深，字任潮，梧州市苍梧县大坡乡人，1903年入广东黄埔陆军中学就读，后到广东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曾任广东军队师长兼第一军参谋长，1925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四军在北伐战争中有“铁军”称号，**独立团就隶属此军。后来，他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1927年以后，任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李济深对家乡新一代军人的培植，可谓不遗余力。新、旧桂系博弈之际，他率军曾坐镇梧州，免除新桂系的后顾之忧，协助消灭旧桂系和驱逐滇军出广西，实现了广西的统一；又动员李宗仁、黄绍竑加入国民党，争取桂军加入国民革命军，使广西成为继广东之后又一个国民根据地。他被称为广西新桂系成长的“摇篮”和“保姆”。黄绍竑曾撰文深情地称李济深是他们的“好朋友和恩人”。新中国成立之后，李济深曾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在民国之初，这位梧州老乡和要人当然希望能在他的家乡办一所大学。况且当时广西省内的父老尤其是一些有识之士，已经逐渐感觉到需要新的知识，从而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学习新兴的科学技术。为此，他们自己或遣送子弟，远则就学于外国，例如马君武、盘珠祁等，就是广西第一批出国的留学生；近则就读于他省，例如，1925年，北京师范大学曾为广西省代培师资，开办特别班，由广西当局选送学生并拨给补助费；在这前后，省内青年纷纷前往广州、香港、上海和北京等地读大学。
不言而喻，这样远途负笈，费用浩大，出外就学者绝大多数是中产或中产以上人家的子弟，到省外求学的人数也很有限。而且学成回省服务的人数更是寥寥无几。按照当时广西的工、农业生产和矿产资源开发的情况来说，人才匮乏是很明显的。有鉴于此，广西有识之士酝酿兴办大学的想法，逐步得到各界人士的赞同。
1925年，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统一广西以后，除了军政之外，对民政也大加整理。当时，新桂系表示拥护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而事实上广州国民政府刚刚成立，自顾尚且不暇，对省政尚无划一办法，更无心过问广西的军政事宜。广西乃自创一名称，曰“广西民政长”，也就是省长一职，由黄绍竑担任。当时的组织最高级为“民政公署”，署内设“政务会议”，为广西省最高的政务机关。
因此，广西在此全国政局动荡之时，竟形成一个独立割据的局面，一切法令、规章悉由广西自行拟定。直到1926年夏，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省政府组织法后，“广西民政长”制度才取消。
对广西省政府行政方针，1927年1月17日广州政治分会才有议决：（一）刷新吏治；（二）废除厘金；（三）振兴实业；（四）整顿交通；（五）扶助各阶级民众。在第五项决议中有五个细目，其中第一个细目是“增加教育经费，设立广西大学”。
1927年4月15日，广西省政府正式成立。省政府委员有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夏威、黄蓟、雷沛鸿、朱朝森、伍廷飚、俞作柏等9人。黄绍竑由国民政府命令，特任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也就是省长。
当时，新桂系掌权的广西省政府，对于整顿广西的教育颇费精力。为培植建设广西的人才，1927年冬，省政府决定筹办省立广西大学，并由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邀请本省籍留德工学博士马君武（当时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校长）回桂一起筹办，正式成立省立广西大学筹备委员会。公推筹备委员11人：黄绍竑（任委员长）、马君武（任教务主任）、盘珠祁（兼美洲特派员）、黄华表（任建筑主任），陈柱（兼国内特派员）、雷沛鸿（兼南洋及欧洲特派员）、岑德彰、苏民（任总务主任）、刘宝琛（兼美洲特派员）、邓植仪和凌鸿勋。其后，因苏民常住南宁，未能到梧州任事，改为岑德彰任总务主任。岑德彰到梧州十余日，即返上海，一时不再推举总务主任，校务暂由马君武兼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