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革除旧风，文言竟也在其列。
文言与白话的纷争，已历百年，其间的是非曲直，也已是既往之事，背时话题，无人再为之侧目。纷争的结局是拔山扛鼎、摧枯拉朽一边倒，待白话大势已立、天下同声之时，人们似乎又发现了文言的些许价值。当年反对文言，群起而攻之，置之死地而后快，其立足点为政治的反对封建、民生的普及教育，如今心仪文言，则在其文化的本体追述、历史的文献功效。鉴于此，有关文言与白话的议题时被提及，但文言已逝，背影依稀，尽管背影也绰约，洪钟绝响，仅留余音，却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往圣绝学、孔孟之道皆在文言，其大义内质、妙谛形式，今人已是隔岸观景，雾里看花，难得其真颜。现在也有行文言之文者，模仿而已，效法而已，有其形而无其骨血，见其色而没其气韵。有好事者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演讲，以文言翻译：“芝城父老，别来无恙！（Hello， Chicago！）余尝闻世人有疑，不知当今美利坚凡事皆可成就耶？开国先贤之志方岿然于世耶？民主之伟力不减于昔年耶？凡存诸疑者，今夕当可释然。（If there is anyone out there who still doubts that America is a place wher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ho still wonders if the dream of our founders is alive in our time， who still questions the power of our democracy， tonight is your answer.）今夕之释然，皆蒙美利坚民众之协力——学塾祠庙之外，市井乡野之间，万千父老心焦似焚，苦待竟日，愿献一票之力。其中，平生未尝涉国事者，数亦不少，而今有此义举，皆因一念不衰——今夫天下，非同既往，愿发吁天之声，必成动地之势……（It's the answer told by lines that stretched around schools and churches in numbers this nation has never seen， by people who waited three hours and four hours， man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lives，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this time must be different， that their voices could be that difference.）”这让人想起了林琴南，他以桐城笔调译外国文学，玩索译本，默印心中，且能持原作情调，质西书疑义，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译界泰斗。
叔本华《论读书》云：“文艺界的情况与人世间相同：无论你向社会的哪个角落望去，都会看到无数愚民像苍蝇似的攒动，追污逐垢，在文艺界中，也有无数坏书，像蓬勃滋生的野草伤害五谷。这些书原是为贪图金钱、企求官职而写作的，却使读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因此，它们不但无益，且为害甚大。”此为现代版的翻译，而周作人的文言翻译便典雅多了：“文字之域，芜杂不异人间。人若涉足尘世，当见顽愚群众，到处麇集，挠害万物，如夏日青蝇。惟恶书亦然，其在著作林中，若田有蔓草，夺良苗之膏泽而阻其长。是复垄断天下人之财货光阴精神知力，悉聚于己，使无暇以及他书。故庸劣之书，非特无用，且为大害。”
狄更斯《双城记》经典开篇云：“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20世纪初的佚名翻译家的译作是：“时之圣者也，时之凶者也。此亦蒙昧世，此亦智慧世。此亦光明时节，此亦黯淡时节。此亦笃信之年，此亦大惑之年。此亦多丽之阳春，此亦绝念之穷冬。人或万物俱备，人或一事无成。我辈其青云直上，我辈其黄泉永坠。当时有识之士咸谓人间善恶或臻至极，亦必事有所本，势无可绾。但居之习之可也。”也具林风。
反对白话文的那批文化人，却是品得过其精髓的。当年陈独秀被聘北大文科学长，黄侃、马裕藻对此颇为不满，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做文科学长。”校长蔡元培解释道：“仲甫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所谓笔记文，即白话文，而蔡搬出小学范畴的“训诂音韵”，方使对方哑然。邓之诚的叔曾祖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日，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道：“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抨击白话文甚勤，每课必伐之，且占去一半的时间。一次，其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曰：“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一次，胡适以《胡适之》为题在北平某大学演讲：鄙人于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章太炎则大骂之：“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听者哄然。又一次，黄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与白话文：“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十一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胡适则针锋相对，1934年秋，他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一位同学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胡适于课堂上令学生拟一拒聘电报，其中有一最简者为：“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的白话稿为：“干不了，谢谢。”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拍电报，欲请身在美国的赵元任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即是：“干不了。谢谢！”胡适带了一方鸡血石，前往京华印店刻章。老板王元中过举人，一直反对白话文。见胡适不请自来，想借机嘲讽一番。“胡博士想刻何字？”“刻‘胡适之印’即可。”“胡博士提倡白话文，怎么也用起之乎者也来？”胡笑而不答。三天后印章刻好，胡一看，刻的竟是“胡适的印”，令人哭笑不得。
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白话文推广者不甘示弱，胡适在1917年5月发表《寄陈独秀》的信，信中有一段谈及林纾不懂文法：“林先生曰：‘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此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合文法，可谓不通。”《新青年》编委钱玄同、刘半农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感，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
胡适论曰：“文之优劣，原不在文白，在于修辞得当也。”但多数情况下不如此，“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白话翻译当是：美丽的双眸顾盼生辉，多情的笑容优雅灿烂；“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白话翻译当是：永远记得你穿着绿裙子的倩影，自那以后每当看到同样颜色的绿草，就会勾起我爱的回忆。其中的微妙，大含细入，玄之又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白话无论如何是无法尽达的。臧克家在余心清家遇到李烈钧，臧对李说：“久仰了。”余介绍说：“这是新诗人臧克家先生。”李双眼紧闭，点头道：“唔，唔，大狗叫，小狗跳。”臧心中起火却又不好发作，后来臧对余说：“以后对不懂新诗的人，千万不要再作介绍了。”可见新诗在旧派人物心目中的地位。毛泽东当年就曾说过：“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现在的新诗，没有人读——除非给一百块大洋！”（见1978年1月号《诗刊》之《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20世纪40年代，白话文已相当普及，马一浮倍感惆怅，叹息道：“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吴宓则在日记中捶胸顿足道：“文言废，汉字灭，今之中国真亡矣。”“以白话破灭中国文字之人，宓皆深恨之而欲尽杀之。”他们那一代人运用文言写作，乃习惯成自然。1918年1月，由陈家麟、陈大镫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于中华书局出版时，仍采用文言；熊十力的《新唯识论》1932年以文言写就，1944年改作语体本再版；竭力反对文言的胡适，其《文学改良刍议》也以文言写就；邓拓的《中国救荒史》1932年亦文言写就，1957年改作语体本再版。
语言是历史的结果，它就是历史本身。我族有语有文，幸也，而多数民族有语无文。白话先于文言存在，后白话规范为文言，语与言的脱离，使一种表述能因亘古不移而隧穿时空，跨越地域，真乃伟大创举，语与言的分离由来已久，在地域阻隔、人民异俗的国度里，语殊别而言一致，若无此同，则会交流不畅，科举不行，国家不统，域内不一。语与言起初合拍合节，步调一致，可以“吾手写吾口”，然随着疆土拓展，四夷归顺，语随境设，莫测多端，表达歧而指称异，语与言的分离当属自然。其间，言之变迁缓，语之变化急，差别遂深，轩轾趋阔。其延续千年而地位至尊，国力强盛也。晚清以降，国势日衰而自信动摇，外强凌辱而束手无策，有病乱求医，在“打倒孔家店”的倾巢之下，“打倒文言”被裹胁而不得完卵，《新青年》便旗帜鲜明地喊出过“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口号，白话遂又从文言分化而出。胡适认为：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文言未必能及。白话非文言之退化，乃文言之进化。半死的文字决不会产生一流的文学。然“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梁漱溟语），但愿语与言的变化也属“该变化”的，而“不该变化”的理性与持中，能在新的语境下，银镝急飞，熠熠生辉，但愿载道者，无论文言与白话。但事实是，远离了一种语境，此等语境下精确表达“人生向上、伦理情谊”的经典会被腰斩。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远离了此类经典之文，后世如何感知所言喻的情愫。震古烁今之著，补天浴日之作，无不以文言叙述，毕竟白话成主流，不过百年。
何以有那么多人赞成或反对文言，梁启超在《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一文中辨清了其关系：“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达，故虽有方新之机，亦不得不窒。其为害一也。言文合，则但能通今文者，已可得普通之智识，其古文之学，如泰西之希腊罗马文字。待诸专门名家者之讨求而已，故能操语者即能读书，而人生必需之常识，可以普及。言文分，则非多读古书通古义，不足以语于学问，故近数百年来学者，往往瘁毕生精力于《说文》《尔雅》之学，无余裕以从事于实用，夫亦有不得不然者也。其为害二也。且言文合而主衍声者，识其二三十之字母，通其连缀之法，则望文而可得其音，闻音而可解其义。言文分而主衍形者，则《苍颉篇》三千字，斯为字母者三千，《说文》九千字，斯为字母者九千，《康熙字典》四万字，斯为字母者四万，夫学二三十之字母与学三千、九千、四万之字母，其难易相去何如？故泰西、日本妇孺可以操笔札，车夫可以读新闻。而吾中国或有就学十年，而冬烘之头脑如故也。其为害三也。”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文言以前是所有读书人的普遍掌握，目前则成了专门学问，如同毛笔是过去唯一的书写工具，而现在则成了书家的专项技艺。蔡元培1919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国文之将来》演讲中说：“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叶圣陶曾比喻文言与白话间的关系：如果把中国语言比作一把折扇，文言文相当于扇轴上面的主体部分，而白话文仅是扇轴下部的扇尾，两者在数量、质量上皆不可同日而语。大道通天，各走半边，在崇白话、废文言的大态势下，这样的表述已算公允。白话文运动中，多数文言文的受益者对其种种好处只字不提，反贬之为“桐城妖孽，文选谬种”，文言文就像瘟疫一般，让人唯恐避之不及，连鲁迅这样的睿者也说出了“青年人不要读古书”之类的话。白话文可以开启民智，引进科学，文言文何不能，这样的反诘只有待到国力复兴、自信充足时，方敢启齿。有了白话文，就能有德先生赛先生？未必！
有文言功底者，可作精妙白话文，反之则不然。辜鸿铭反对白话文，曾作白话诗一首：“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然后笑问胡适：“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胡微然一笑，不置可否。章太炎也反对白话文，一次谈到白话诗时说：“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谓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所谓向下堕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诸君将何去何从？”但他却有白话文作品《章太炎的白话文》，这是他1909年至1910年间在日本东京对中国留学生所作的一系列白话演讲录之汇编。他的白话文全不似他的文言那么难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试看以下一段他讥讽日本学者的话：“有一位什么博士，做一部《支那哲学史》，把九流的话，随意敷衍几句，只像《西游记》说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嚼着味，就囫囵吞下去；那边的人，自己有一句掩饰的话，说我们看汉土的书籍，只求它的义，不求它的文。这句话只好骗骗小孩儿。仔细说来，读别国的书，不懂它的文，断不能懂它的义。假如有人不懂德国文字，说我深懂康德的哲学，这句话还入耳么？”（《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章士钊以古文雄词立于世，常贬胡适的白话为浅薄。1925年2月，胡适在撷英饭馆遇章士钊，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留念，章士钊竟用白话，胡适则用文言。章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胡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胡适的新诗尝试，多数有形无神，味同嚼蜡，但有些确实不错，如《如梦令》：“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未尝依傍门户，浑是一派天真，文言的底子亦厚。
《中国小说史略》日译者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透露，当年他曾就《史略》为何以古文成书请教鲁迅，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有人讲坏话说，现在的作家因为不会写古文，所以才写白话。为了要使他们知道他也能写古文，便那样写了；加以古文还能写得简洁些。”《史略·序言》所谓“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的说法，恐不属实情。
无锡名画家吴观岱因患霍乱去世，提倡文言文的吴稚晖竟写了一副白话文的挽联：“何物鹄列拉的微生虫，竞挈阿兄老命而跑，空想一支秃笔，信今传后，就写成顾虎头、倪云林，亦徒为无锡艺术志中，增加篇幅，于大家谈谈笑笑，终归完了；可恨驹过隙般短身世，难留胜会群贤之盛，伤心七尺桐棺，闭目埋忧，只剩有孙来鹤，廉潭拓，尽还将北平石板房里，共历兴亡，向四方惨惨切切，诉说从前。”又农历中元节，江南俗例有盂兰盛会，吴稚晖尝有联云：“替鬼化缘，或拜张，或拜李，拾芝麻凑斗；随人作福，不争多，不嫌少，尽蜡烛念经。”喻血轮《绮情楼杂记》为此评价道：“有人谓稚老所作白话文，骤视之，若几岁小儿亦能道出，细读之，则非苦读三十年不能道其只字，诚确论也。”
胡适于1929年“人权运动”中发表长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语气激昂，义愤填膺，从文化复古、压制思想自由等方面论证了国民党之“反动”：“我们至少要期望一个革命政府成立之日就宣布一切法令公文都改用国语（指白话文）。但是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并指出“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文章最后要求“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1930年2月，教育部即奉国民党中执会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且通令本身也改用了白话文。此举动，无疑是国民政府对胡适雄文做出的反应，白话文战胜文言文，胜利者胡适还是借助非文化的行为，干预了文化，多少有些不合文化的规律，也不光彩，道义上输了。
黄侃曾对弟子陆宗达说：“我要坚守自己的主张，我是不能写白话文的。但你要写好白话文啊，将来是人人都得用白话文写作的。”一生固执于文言、顽梗于文言的黄侃也看出了这一点。至20世纪40年代，时人已不再学四书五经。提倡白话文，但不排斥文言文，似乎是两厢都不得罪的折中主张，但百年经历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提倡白话，主张文言，往往成了学界的政治立场，含糊不得。林纾于弥留之际，颤抖着在儿子手心写下最后的叮嘱：“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而修。”然此后众人皆弃之如敝屣，睨之如秕糠，再无善待文言者也。新中国成立后陈垣曾给胡适写公开信，劝其回大陆。胡看后笑笑，不敢相信那是陈写的，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但时代真的变了，曩日坚决抵制白话文的老先生们，新中国成立后都自觉地转移到了白话文阵营，但此时白话文阵营的旗手胡适却已成了敌人。
有人不敢想象一篇科技论文用文言文写作，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但若以英文书写，何以普遍接受，因为众人皆以此为约定语言。若今日世界文化主流不在西方，而在我方，科技论文无疑就是文言，体例无外《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形制大概《洗冤集录》《本草纲目》。昔时，日本、朝鲜、越南、琉球学者与中土人士音虽不通，却仍以作汉诗为高学养之能事。文言文之衰，归根结底因国力之衰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