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向西方的窗户
一位音乐教师搬进一座旧房子，房子阴暗潮湿，于是，他在墙上凿了一个洞，安上了窗子。没想到打开窗子一看，外面竟是朝思夜想的巴黎街道。他赶紧呼朋唤友，跳出窗子，来到西方极乐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并不欢迎他。那里的朋友给他找了一个工作——在街头拉琴卖艺，条件是必须光着屁股。为了维护穿裤子的权利，这位音乐教师毅然决然地跳回他的旧房子——回到彼得堡拉琴，在失望与忍受中期待着美好的明天。这是俄罗斯导演尤里·马明九年前用摄影机给人们讲的故事，名字叫《通向巴黎的窗户》。
这个故事很有点寓言意味，像那位音乐教师一样，解体后的俄罗斯观众也经历了同样的心路历程，不同的是，他们出入的不是巴黎，而是好莱坞——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向西方全面靠拢，苏联时代对进口片，尤其是对美国片的严格限制土崩瓦解。美国电影如决堤之水冲进这个曾经创造了傲世业绩的电影大国。俄罗斯观众怀抱着好奇心、崇美心和初尝自由的快感跳出“旧房子”，在好莱坞创造的白日梦中连流忘返。俄罗斯的专业刊物上提到：“1991年4月在莫斯科上映的313部电影中，只有22部是苏联电影，其余291部影片中美国影片占了绝大多数。”观众的热情刺激了发行商的发财欲，他们以一千美元一部的价格购入粗制滥造的三四流美国片，观众们在银幕前大饱眼福，欣赏着赤裸裸的性和赤裸裸的暴力。俄罗斯的编导们一边做梦，一边奋起直追，争先恐后地制造着一批又一批仿美白日梦。
五六年以后，当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发行商们有钱去购买一流的美国大片的时候，观众们却离开了影院。1997年，俄罗斯《电影艺术》主编东杜列伊先生告诉人们：“在美国拍摄的大约100部A级影片中，俄罗斯购买将近60部，一些新片在俄罗斯的出现同在巴黎、伦敦的首映是同一时间，然而所有这些在电影节上得过主要奖项并在西方票房收入中处在前列的影片在俄罗斯的发行均遭到惨败。”
惨败的原因多多，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俄国人拒绝了好莱坞。这里面有盗版录像的功劳，有观影方式改变的因素，有劣片逐良片的作用，有通货膨胀的原因。不管有多少原因，一个确切无疑的事实是，俄罗斯在文化与审美上走向了多元化。好莱坞，不管是展示“性与暴力”的劣片，还是获得奥斯卡奖的好片，都不可能完全占据俄国观众的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俄国观众并没有忘记他们的“旧房子”。
二、民族的“行为规范”
1995年，一部喜剧片《民族狩猎的特别之处》风行俄罗斯。片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情节：一只喝多了伏特加的狗熊闯进猎人们的营地，一位猎人拿起一本书，给那只熊念了起来，书的名字是《行为规范》。俄罗斯的电影评论家说，这是导演阿·罗果什金对俄罗斯现状的一个隐喻——一千年前，创立了方济各会的意大利传教士方济各就曾经给鱼和鸟宣讲教义，那位勇敢的猎人就是今日俄国的方济各。按照这个思路推理，不妨说，那只熊就是俄罗斯人，那本书就是俄罗斯急需的教义，上帝的使者方济各提醒人们——俄罗斯最致命的就是酗酒，最缺少的就是“规范”。
是的，经历了大分裂、大震荡、大萧条的俄罗斯，几乎所有的领域都需要重建规范，电影业自不例外。渴望自由，诅咒铁幕的导演们，一旦铁幕轰毁，却手足无措，不知向何处去，思想无所皈归。
经过几年痛苦的徘徊迷惘，俄罗斯电影人明白了，过去的光荣既不能把观众请回影院，也不能战胜好莱坞。只有厘清思想，培育市场，加强法治，总之，重建规范才是摆脱困境之路。
旧的意识形态破灭了，新的在哪里？电影是否可以远离意识形态？为谁拍电影？是为过去所说的“人民”，还是为今日所说的“大众”？观众需要什么？是好莱坞的梦幻，还是俄罗斯的现实？好莱坞创造了美国的神话，西部片就是代表。那么是否应该创造俄罗斯神话？支持这个神话的俄罗斯电影是什么？“国家订货”与“自我订货”哪一个更好？《战舰波将金号》是国家订货，可它依旧是经典；个人订货拍出的东西，却没有观众。也就是说，创作自由为什么既没带来艺术精品，又没有找到市场？
大俄罗斯人，终于放下架子，虚心向好莱坞学习。《好剧本怎样卖出一个好价钱：美国编剧艺术教材综述》一书的作者，操着广告的腔调，推销着新编的教材：“本文涵盖了美国不同教材中有关挖掘、发挥并提高你的创作天才，并将其用于剧本创作的各种方式和方法。”作者鼓励年轻人：“好莱坞确实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不过你完全可以摸透这些规则，并在写作中加以运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地多看电影……”[7]在看电影上作者以身作则，他提到的所有电影都出自好莱坞。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研究电影市场，他们发现，运转多年的俄罗斯电影市场原来是一个伪劣品。在这个市场上，生产与需求脱节，制作与发行分家，无论是导演还是制片，是银行还是政府，没有一个人对电影投资的回收负责。另外，电影版权得不到法律保护，盗版肆无忌惮，在录像点和有线电视上放映的电影全是盗版，可是从民间到政府对此却熟视无睹。第三，导演们，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导演，千方百计从欧洲找钱。他们看不到在本国发行电影的前途，因此不为本国观众拍片，而是为了西方的电影节拍片。为此，他们呼吁，“唯一的出路是建立正常的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市场关系”。[8]
在争论与摸索中，俄罗斯的电影人有的消沉了，有的退隐了，有的在迎合观众，有的在潜心创作。他们的片子或受到好评，或遭到批评。人们发现，一味模仿好莱坞的性与暴力只能失去观众，为西方的电影节拍片也不是最佳的出路，市场从来不会拒绝那些富有思想内涵和艺术深度的电影。而这些电影自然会在电影节——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上获得它们应得的褒奖。《乌尔加》《高加索俘虏》《太阳灼人》《再来一次》《窃贼》等片子在国际上获得了大奖。事实上，在西方电影节上，获奖的俄罗斯电影并不少于中国。这是俄罗斯电影人对好莱坞最好的回答。
国家也抓紧了这方面的工作，1996年，出台了电影法，此法规定，国家有扶助民族电影发展的义务，并应成为电影的主要投资者，电影厂须改成股份制，导演中心制改成制片人中心制，制片人要对资金负责。恢复发行网，改造影院，也提到日程上来，对盗版录像的管理也正在加强。民营的电影集团正在以更大的积极性投入拯救民族电影的事业之中。
老导演托多罗夫斯基说过：“好莱坞电影有可能在俄罗斯取胜，然而这个胜利不是最终的。一旦眼前的危机缓解，观众就会重新想看俄罗斯电影。我们的电影始终充满着人性和人情，审视世界的观点也是善意的。随着有份量的国产影片的出现，好莱坞将不可能在俄罗斯一统天下。”[9]
是的，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好莱坞都可以胜于一时，但绝不可能胜于一世。一旦新的科学的“规范”建立起来，全世界就会对俄罗斯的电影刮目相看。
二〇〇二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