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汾河岸边的小路，杏园堡曙光农业社的支部书记郭春海、农业社社长徐明礼、副社长刘元禄和乡长张月清从上村走回来了。他们刚才是到上村去交涉用水的。因为天旱，河浅、水不大，上村的地一时还浇不完，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心事重重地从上村走回杏园堡来。
走进杏园堡的地界，郭春海就留心察看着农业社的麦地和秋地。在那一片绿绿的麦苗当中，有几块麦地因为防霜不严密受了霜冻，麦苗无精打采地随风摇摆着。他弯下腰来仔细看了看，发现有些麦苗上已生了红蜘蛛。麦地需要一遍饱水。秋地呢，土疙瘩干得像石头一样，他用手挖下去好几寸深，也看不到一些湿土。
土地这么干旱，过几天怎么安种庄稼？郭春海一时焦急地仰起脖子，看看天空，那晴朗朗的天空，仍是一丝云彩都没有。他又扭头看看汾河，在那宽阔的河滩里，也只是淌着一条细小的流水，而且河槽比村里地低，想点什么办法呢？他就和老社长徐明礼并排走起来。一面走，一面和徐明礼商议：
“上村不给水，我看咱们只好在汾河里打主意了。虽说水小、地高，总还可以想点办法。咱村里水井又不多，干瞪眼等雨、等水，要等到什么时候？”
老社长徐明礼却说：
“我看还是向上村要水。大渠是土改后咱们几个村合开的，开渠时，咱们村里没有少出一个工，天旱时，只管他们上头几个村子浇地，咱不能让他。”
郭春海说：“天旱水小，上村都浇不过来，怎么能给咱村放水。”
“他们不给放水，咱就到县上告状。他们少也得匀给咱村半渠水。”徐明礼理直气壮地说。
郭春海说：“就是打官司打赢了，分上半渠水，还得等多少时候？十来天了，连半数村子的地都浇不过来，就算轮到咱们，还不是误了四月八？庄稼可是等不及了啊！我说还是咱们自家想办法。”
徐明礼说：“有什么办法，我是除了要水再没有办法。要不，你问问乡长和元禄。”
乡长张月清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没有吭气。刘元禄呢，他早就谋算好一个主意：
“我说，不如等下了雨再抢种。乘这几天空空，跑几趟运输。”
郭春海问道：“那么麦地呢？”
刘元禄说：“麦地就按老社长的意见，分上半渠水也就差不离了。”
“要是再等几天还不下雨，误了安种呢？”郭春海又问。
刘元禄知道郭春海不同意自己跑运输的办法，因为前几天他就提到过。今天，他正要乘他们发愁，乘他们没有好办法时，好好地讲一下自己早已谋算好的主意：
“我这个跑运输的主意，不单是为天旱，我还想到社员们缺粮的困难。这几天，哪一天没有几个社员到社里闹缺粮！农业社又从哪里来粮呢？眼下，牲口耕过地，也安种不进去，从城里拉回粪来，没雨水也不顶事，倒不如把车马全抽调出来跑几天运输，打上农业社的旗号，到城里又好揽生意。我算了一下，咱们社里有十二套车马，现在只有五套车马跑运输，如果把农业上的七套车马全抽出来跑运输，跑上一趟，就赚他一百来块钱，合粮食就是两千多斤，足顶几亩好地打的粮食。这不是又给社员们解决了缺粮困难，又给社员们谋了福利，也能显一下农业社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郭春海却摇摇头说：
“咱农业社又不是做买卖。冬天跑运输我赞成，现在不是也还有几辆马车跑运输吗？眼下春忙时候，怎么能再把拉粪、耕地的车马全抽出来跑运输？到秋天打不下粮食，怎么向社员交代？拿什么卖给国家？办农业社为的是增产粮食，集体富裕，又不是为了合股做生意，单为赚钱。”
刘元禄对郭春海的话向来听不入耳，这时，他只指望老社长支持他了，想不到老社长也说了一句：
“咱农业社还是以种地为根本……”
刘元禄便反问了一句：
“那社员们缺粮的问题怎么办？”
郭春海说：“互借。年年春荒都是靠互借。今年咱们办农业社，互借工作怎么也比往年好办。只要咱们深入发动群众，仔细做做思想政治工作，党、团员、干部带一下头，我看用互借的办法可以解决缺粮困难。”
刘元禄最讨厌互借。因为每年春天借粮，他都是干部当中的对象。今年，他正想用跑运输解决缺粮困难，赚几个钱，想不到郭春海又提出了“互借”。他又思谋了一会儿，才绕着弯说道：
“春海，我这可是一心为农业社打算啊！这几天，因为天旱，因为催着问他们要投资，要股份基金，有几户富裕中农就想出社了，你如今再要问他们借粮，这不是明往出撵他们吗？”
郭春海听了这话，立时想道：“他想拿富裕中农出社来威胁自己呢，还是害怕借到他头上。”这几天，他也觉察到有几户富裕中农有些不稳当了，但不问他们借粮就能安住他们的心吗？郭春海就直截了当地说：
“他们要出社就出社。一定不行了，办个贫农合作社我也干。当然，李书记在时，教育咱们要尽量争取、团结他们。可总不能老迁就他们，他们有余粮，就是不肯借给缺粮户，有的把粮食囤积起来，有的搞粮食投机倒把。咱可不能跟上他们画下的道道走啊！就说投资吧，穷户都交了，越是有的越不肯交，这也是咱们撵他们？我看他们是本心就不想办农业社。”
最后这一句话，说得刘元禄不吭气了。他恨郭春海不听他的意见，动不动就搬出县委李书记来。但同时心里又一阵底虚，因为郭春海最后那句话正说中了他的心病：刘元禄确实是本心就不想办农业社啊！刘元禄长到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为给本村的大地主叶和庭当长工扛重活而病累死了。他那二十九岁的寡妇母亲就靠着给人家做针线活，一心盼着把他养大成人。那时候，他们还有一个有钱的亲戚，刘元禄妈妈的表妹嫁给了南村的地主曹林旺。曹林旺在南村和几户地主、富农伙办了一个“合成地庄”，还开着粮店。刘元禄长到十六岁，他妈妈便领他到他姨父家里磕了头，求他姨父收留下来，在粮店里学徒。在粮店里当了小伙计以后，他就真的向他那姨父掌柜子学起来了。他羡慕他姨父这一份大产业，他也留心他姨父那生财之道。过了五年，积攒下一条牛的工资，他便回家来，租了二亩土地，开了二亩荒地，他要单独闹庄户了。又过了几年，他娶过女人，女人还给他生了一个女孩子，起名叫秀珍。他又积攒了几石粮食，刚想置买二亩土地，他女人却生了一场重病死去了。他只好把积攒下的粮食偿还了因为给女人吃药和买棺材欠下的债务。这时候，当他正发愁再拿什么置地买牲口时，忽然听到土地改革的风声，他就整天往村农会里跑起来。他盼望着土地改革会分给他一份十多年来挣不到的家业。
忽然，有一天夜晚，曹林旺拉了一头骡子，带了一个包袱，到他家里来了。他想把这头骡子和那一个包袱隐藏在他家里，或是让刘元禄把骡子拉去买了，对半分款。刘元禄母子虽然留下了骡子和包袱，可是当他姨父走后，母子俩又害怕起来。万一让农会查出来，就要按包庇地主论罪，而且斗争果实也恐怕分不到了。母子俩一夜都没睡好，说不清是报告农会好呢，还是给姨父隐藏着好。第二天一早，刘元禄又到农会去了，刚一进庙门，就听见屋里有人说道：“……八成是把骡子拉到刘元禄家了。旁的地方我们都去查过，也许是他以为没人怀疑这门穷亲戚。”他听了这话，真是心惊肉跳，当下拿定主意，就大声叫着农会主任的名字，装成刚刚跑来的样子，走进农会的屋门，报告了他姨父隐藏骡子的事情。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当时的农会主任，就是现在的社长徐明礼就相信他了。以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他又愿意出力办事，他在他姨父家当小伙计时，还学了点算盘子和记账的本事，老农会主任徐明礼也就特别看得起他来。起先让他帮助算账，后来又让他当了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照看斗争果实。土地改革胜利结束后，徐明礼又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
土地改革当中，刘元禄分到了一份土地，分到了一家逃亡地主的一个小独院，他还和贫农王连生伙分了一头骡子。第二年，王连生因为老婆又生了一场病，欠了一身债务，没有办法，只好和刘元禄商量卖那半头骡子。刘元禄自然想把这半头骡子买过来，他就去找赵玉昌粜粮食。赵玉昌呢，土地改革以后，正盼不得巴结一位干部；不但给他粜了一个好价钱，还借给他五十块钱。以后，他就不断到赵玉昌的小铺里喝两盅酒，而赵玉昌总是给他多打一些酒，少要一点钱。天长日久，刘元禄竟想起他小时在他姨父铺子里当小伙计时的情景，想起曹林旺和赵玉昌发财致富的门道了。于是他也就提了个小篮，捎带地卖起纸烟火柴来。遇到村里要他开会，他竟以开会、“生产”两不误为理由，到会场上来做生意。有一次开大会当中，纸烟卖完了，他就到赵玉昌小铺里去借，赵玉昌竟然照本让给他几条。以后，在进城贩货时，赵玉昌也给他帮忙，他的小买卖也就慢慢地发达起来，由纸烟、火柴而增加上瓜子、花生，增加上袜子、鞋带、香皂、毛巾等杂货。冬天，他就赶上他的牲口进城跑运输。不过两年，他已经拴起胶皮轮大车。光景日月扑闹起来了，就想到续妻成家的事。那天在赵玉昌铺子里喝酒，赵玉昌也就给他说起一头亲事。赵玉昌开头巴结他，也是试探他，进而拉拢他，很快就看中他了。赵玉昌高兴地说：
“我早就给你相看好了。我眼里过得去的，保你如意。”
第二天早起，刘元禄就和赵玉昌相跟上进了城，到了茂盛店里。老掌柜杨茂云原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二女儿是嫁给城东镇上一家买卖人的，去年那男人病死了，因为没有留下儿女，所以又回到娘家来。这女人名叫杨二香，今年正是二十五六年纪，细眉大眼，逢人就歪着头笑。赵玉昌是这茂盛店的老主顾，他早就看上这女人，只是一时还未上手，正害怕她嫁到远处，恰巧碰上刘元禄想娶亲，于是他就向店家提叙起这门亲事。
提亲时，赵玉昌自然在店家面前把刘元禄吹捧了一番。那杨二香本是好吃懒做的人，原先是不愿意嫁给庄户人的，但城里也没有遇上个好头主，听说刘元禄在村里当干部，刚才见刘元禄出手也挺大方，而且眼前先有二百块钱的彩礼，一年半载嘴上也受不了制。又听说他以后还能闹起大庄户，开起大铺子来，店掌柜和杨二香也就一口应承下这头亲事。
刘元禄呢，已经听赵玉昌给他说过这女人许多好处，而且那女人的前方男人也没有儿女，一定会带些私囊过来。今日一见这女人，又觉得风流好看，自然早愿意了。
就这样，他们当日定了亲，十天头上就过了门。成亲以后，因为杨二香果真带了一些私囊过来，因此，光景日月一天比一天发迹。刘元禄整天和杨二香盘算着买地、开铺子的事，心想着：“再过几年就会比我姨父还要阔气呢！”不料想去年冬天村里要办农业社！他自然不愿意参加，他也不赞成办农业社。而县委李书记在这里领导办社，却偏偏首先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说是让党员过社会主义革命关。那几天，差不多是每天晚上开会，不是开党员会，就是开干部会。一开会，就要批评他，党支书郭春海竟然说他和富农赵玉昌勾勾搭搭。县委李书记也警告他：“如果不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要考虑党籍和干部职务！”
一天晚上，党、团员和干部们开会，没有通知刘元禄。这一来，他倒心慌了，躺在炕上一夜也没有睡着，心里只想着：“为甚要办农业社，为甚要办农业社呢？”多少年来向往的好日子，眼看着一步一步走近了，忽然间拦路出来个农业社，出来个社会主义革命。真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过去革命是分果实，而今革命竟要赔本钱。一时想着：“算啦，不革命就不革命，出党就出党吧，出了党还自由些，不当干部也少开几次会。”但一时又想：“要是参加农业社的人多了，自己那如意算盘也怕打不成了。眼前，自己那互助组里已有好几户要报名入社，没有牲口的穷户都入了社，到春天自己再拿牲口和谁换人工呢？雇短工自然更不用想望。再说自己进城跑运输，还不是因为自己是党员、干部，沾了眼熟的光，要是不当党员、干部以后，城里那些主顾还会给自己那许多方便，还会像以前那样狠赚钱吗？不行了。听说城里也成立了运输公司，专意扶助农业社，看来，总路线一下来，再要像以前那样扑闹光景是不行了。”
这时，他又忽然想起他姨父曹林旺曾办过的“合成地庄”。几家有钱人合股办了个地庄，雇了些长工、短工，倒也不少打粮。要是办上一个三二十户的农业社，找上几户有车马、有好地的富裕户，再找上几户中常户，配搭上几户精干的穷户，再借上农业社的势力，打上农业社的旗号，也许能再长起两只翅膀呢。一定不行的话，等农业社垮了，再出来，也不会受什么损伤。他翻来覆去盘算了一夜之后，竟决定先入社了。他害怕万一这一次倒了下去，便不容易往起扑闹了。
第二天，他到赵玉昌铺子里喝了壶酒，给赵玉昌说了他的打算。赵玉昌呢，自然最怕刘元禄出了党，不当干部。这几年来，他所以能够重新爬起来，而且没有出什么事，全仗了刘元禄的保驾。要是刘元禄被开除出党、撤了干部职务，自己以前那些心血钱财不就白花了，以后的事务也费事了，所以也满口赞成道：
“老哥这算盘打得对。依我看，农业社是办不长的。你在党几年，还看不出来，共产党的政策，一时一个样，一时松，一时紧，一会儿反右倾，一会儿反冒进，今年办起社，明年又砍掉。西河村1952年冬天办起社，1953年春天还不是解散了！再说，办起来容易，巩固难啊！你先进去，让他们办不好，用不了一年半载，农业社垮了，你再和你那些互助组员们一齐出来，你依然还是党员、干部，就能稳稳实实地闹你的家务世事了。不过，看今年这阵势，比以往厉害，要是暂时出不来，我看你姨父办的‘合成地庄’也是一条路。庄稼带上买卖，也能发大财。共产党的政策，你当然清楚，不能硬扛，眼下，顶要紧的，是保住你那块党员干部的金字招牌。”
大事商定，刘元禄又提起他自己那小买卖。他家里还有一些零星杂货，怎么收拾呢？一下子三不值二地卖了，又舍不得。想不到赵玉昌又给他吃了个甜头。赵玉昌说：
“你要不嫌弃老弟，信得过老弟了，就拿来按卖价入到老弟柜上，给你做成股子，每年你只管伸手分红利就对了。你不用害怕。这事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顶多加上你女人杨二香。你放心，万无一失。”
刘元禄从赵玉昌铺子里出来，就找到县委李书记报名入社，并且检讨了自己的自发思想。在发动群众入社时，他就积极动员那些有车马的富裕中农入社。当农业社刚刚成立起来，讨论冬季生产时，他又想在生产上露一手。果然，他到城里运输公司揽了一宗生意，赚了一笔钱。同时，因为他领导生产有些办法，又是土地改革当中的老干部，办社以来，也作了几次思想检讨，选举社干部时，竟把他选为副社长，专管副业生产。
刘元禄经营了一冬副业生产，跑了一冬运输，给农业社赚了一笔钱，他也就洋洋得意的像他姨父那样，摆起大掌柜的架势来了。但开春以后，社务委员会决定从副业上、从运输队里抽调大部分车马和劳力投入抗旱和春耕生产时，他就有些不乐意。特别是这几天，他思谋好想乘着天旱等雨再跑几天运输，想拿跑运输的钱解决缺粮，讨好那些富裕中农，郭春海却执意不同意他的意见，要引汾河水抗旱，用互借解决缺粮。这一来，他不是又死等着让人家动员借粮了吗？他本想再和郭春海争论几句，但看看郭春海那坚定不移的态度，他知道郭春海是拿定主意就不肯反悔的人。又看看乡长和社长对他的意见也不热心，只是皱着眉头发愁，他便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落在他们后边，独自一个人低着头走起来。
就这样，四个人都不言声了；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当他们快走到村跟前时，乡长张月清忽然看见麦地里有一条牛正在啃麦苗，他就大喊了一声：
“那是谁家的牛跑到麦地里了！”
刘元禄也在一旁说凉话：
“嘿，这牛倒会找地方解决缺粮困难啊！”
郭春海、徐明礼看见果真有一条牛正在吃麦苗，就生气地一齐跑了过去，使劲把老黄牛拉到地边上来。
郭春海一见那牛更生气了，因为他一眼就认出了是自家的老牛。那么爹到哪里去了？他们几个人向四处吼叫了几遍，也没有一个人应声。
他们只好一面讨论着如何处置这件事情，一面拉上牛回到村里。走到郭守成的大门口，乡长和社长又狠声狠气地大叫了一声：
“郭守成！”
郭守成不在家里，他老伴出来了。当老伴知道这事后，真是又急又气。这时，郭守成家大门口已经围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有的是刚从地里回来，手里还拿着锄头、铁锹；有的是早回来吃饭的，手里端着饭碗。看热闹的人们都想知道内中的情由，后来的人们就向先来的人打听。东西越传越少，话越传越多。那些年轻的社员们就恼火地议论起来，非要斗争郭守成不可。郭守成的老伴听着人们议论，心里真难受。再看看她那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的儿子春海，心里更是火急。这时，有一位好心的老婆婆凑到郭守成的老伴跟前问道：
“牛是自己跑出去的，还是春海他爹拉出去的？”
郭春海他妈告诉她说：“一早起来他爹就给社里去送粪。谁知道这是出了什么事情啦！”随后她又问周围的女人们：
“你们谁看见我们那死老头子上哪里去啦？”
这些看热闹的女人们并不知道郭守成的下落，只有一位刚从地里回来的女人，影影糊糊地见过郭守成赶着牛车送粪，她就说了声：
“我看见他往汾河桥上走啦！”
这一说不要紧，郭守成的老伴有些害怕了。她真怕自己那老头子出了什么事情。就眼睁睁地望着儿子，郭春海便对生产队长张虎蛮说：
“派两个人去寻一下吧！”
郭春海的话声刚落，就听得人群外面有一个人大叫了一声：“不用派人寻啦！”大家回头看时：只见郝同喜把小胡子一摸，得意地向大家讲演似的说道：
“传人的事情，用不着别人，这么些年了，我是干甚的！我一出村，就看见柳树底下躺着一个瞌睡虫，我把他叫醒了，叫他跟上我回村，他还闹着要寻他的牛咧。我告他：牛吃饱了麦苗早叫干部们拉回来啦。他才软软地跟上我回来，你们看——”
众人顺着郝同喜的手指看去，果然看见郭守成用他那破草帽遮着半个脸，垂头丧气地站在一株槐树后面。
